木板都写穿了，怀素写秃的笔就更是不计其数。他写秃一支就往墙角一抛，这样一支一支地越积越多，堆得像座小山。怀素就把这些笔埋了起来，成为笔冢。
怀素的“笔冢”恐怕早就无处觅寻了，但是他精湛的书法真迹却至今还能看得见（如《怀素自叙帖》）。他的草书超群出众，不仅在唐代书法家中名列前茅，而且千古流传，对后世的书法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故事感悟
常言道：“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怀素练字，以至于秃笔成冢，可见确实是下了“铁杵磨成针”的工夫。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要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努力。
◎史海撷英
怀素芭蕉练字
怀素自幼聪明好学，他在《自叙帖》里开门见山地说：“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经禅文暇，颇喜笔翰。”
怀素勤学苦练的精神十分惊人。由于贫困，买不起纸张，怀素就找来一块木板和圆盘，涂上白漆书写。后来，怀素觉得漆板太光滑，不容易着墨，就又在寺院附近的一块荒地种植了一万多株芭蕉树。芭蕉树长大后，他就摘下芭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
由于怀素没日没夜地练字，老芭蕉叶都被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他又想了个办法，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吹得他手肤迸裂，他还是在所不顾，继续坚持不懈地练字，写完一处，再写另一处，从未间断过。这就是有名的怀素芭蕉练字。
◎文苑拾萃
怀素公园
怀素公园位于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潇湘中路，始建于1992年，占地面积为120亩。因唐代大书法家怀素曾在此以蕉叶代纸练习书法，令其草书独步天下，故公园以“怀素”命名。
公园融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于一体，修复了醉僧楼、书禅精舍、种蕉亭、学书亭、笔冢、墨池等名胜古迹，从而建成了富有文化内涵的综合性公园。
1992年，由中国书法家协会、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与原县级永州市（现已改为零陵区）联合举办了怀素书艺研讨会暨草行书作品展，共收到各地书法爱好者来稿和作品5000余件，入选参展的精品共224件。
万宝常为音乐献身
◎复杂的事情要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要认真做。认真的事情要重复做。重复的事情要创造性地做。——雷锋
万宝常（？—约595年），隋代音乐家，江南人。其父大通曾从梁朝部将归附北齐，后图谋逃返江南，事情泄露被杀。宝常亦因株连获罪，配充乐户，成为乐工。
历史上的南北朝是个战争频繁的时代。到了南北朝末期，南方有陈朝，北方是北齐与北周对峙。
万宝常出生于江南的陈朝，四五岁时，他跟随父亲渡江北上，归附了北齐。当时，北齐有一位宰相叫祖珽，他除了帮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之外，本人还是一个有家传的天才音乐家。他的遭遇十分坎坷，曾两次被配为流囚，还被人把两眼熏瞎了。年幼的万宝常早就显露出音乐方面的特殊天赋，八九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能从师祖珽学习音乐，学习演奏各种乐器。从此，一位天才的官人音乐家怀着对音乐的挚爱，日复一日地教导着一位聪颖好学的童子，使这棵音乐天才的幼苗在音乐的土壤上扎下了根，一天天茁壮成长起来。
但是，巨大的不幸降临了。万宝常的父亲图谋逃回江南，事情败露后被杀害了。年仅10岁的万宝常也受到株连，因他有音乐才能，被发配为乐户，成为卑贱的、没有人身自由的乐工。这种身份与奴隶几乎没有差别。万宝常从此失去父母、亲人，失去故乡，孤独地在异乡过着奴隶生活。
然而，万宝常的音乐天赋并没有因此而被埋没。也许是艰难成就了他，让他把精力全部都倾注在音乐之上。几年之后，万宝常已经通晓音乐知识，能够娴熟地演奏各种乐器，成为一个难得的音乐人才了。
这时的万宝常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手持笙箫列于队中为皇帝百官演奏的一般乐工了。他还为北齐宫廷制造了精美的玉磬，成为宫廷演奏时必不可少的主要乐器之一。他师承祖氏家学，祖珽的父亲祖莹作过北魏的太常卿，主持宫廷音乐的创作，宝常将这些音乐加以整理，称为“洛阳旧曲”。因为洛阳是北魏的都城，流行于洛阳一带的乐曲，吸收西北少数民族胡乐与中原华夏雅乐而融为一体，很有独特风格，这些宝贵的音乐资料因而得以流传下来。
一天，万宝常与几个同行一边吃饭，一边讨论音乐曲调。谈到高兴之处，宝常看看面前的杯盘碗盏，便随手拿起竹筷敲击起来，那些大大小小的碗盏什物立刻传出抑扬顿挫的旋律，不亚于弦乐之妙，而且奏出来的就是刚才讨论到的曲调。众人大为赞叹，一时传为佳话，宝常也因此得到“知音”的美誉。
正当万宝常艺臻成熟之时，中国历史上又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改朝换代：杨坚建立隋朝，长达三四百年的南北朝分裂局面结束了，天下重又归于统一。斗转星移，换了人间。可是，万宝常的身份却没有丝毫的变动，仍然是一名乐工，一个奴隶。
为了适应开国形势的需要，隋文帝杨坚召集郑译、苏夔、何妥等一批高级官吏，着手整顿宫廷音乐，准备颁发新的律制。哪知这些人各立朋党，争论不休，几年过去了始终没有结果。之所以如此，除因缺少音乐知识而引起的纠葛外，其实质是官僚们都想借制定新律的机会为自己争得政治权势。
万宝常虽然这时不过是一名低贱的乐工，但是他在音乐上的才华使得大臣、宰相，乃至至尊的天子都不能忽视他，所以每次议乐都要传唤他参加，征求他的意见。
在参加议乐的人中，一派以郑译为代表，极力推崇胡乐，以胡乐的音律为正，斥汉晋以来的音律为乖戾；一派以苏夔为代表，引经据典地认为只能有宫商角徵羽五音，不赞成学习胡乐音律。多年在音乐王国里遨游的万宝常，深知中国雅乐与西域胡乐各自的精华是可以兼容、相得益彰的。那些不学无术、腐朽不堪的权贵哪里懂什么音乐？于是他面对满朝权贵和天子，提出融雅乐、胡乐为一体，自成新乐的主张。不用说，以万宝常身份之卑微，他的建议未被采纳。
尽管如此，万宝常从未放弃他对音乐艺术的执著追求。一次，郑译制成乐曲奏上，隋文帝询问万宝常：“此曲如何？”
“此亡国之音，难道陛下应该听这种音乐吗？”万宝常毫不客气地回答。
隋文帝听后很不高兴。万宝常便将自己多年钻研的结果禀报文帝，说明这种音乐“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并要求以水尺为律来调制乐器。文帝下诏允许他去做。
万宝常奉旨后，将他的音乐理论付诸实践，制造了多种乐器。试弹奏后，乐曲婉转流畅，耳闻目睹者莫不惊叹，于是人们纷纷仿效，改造了不少乐器。用这些乐器弹奏出来的乐曲，声音雅淡、清远，效果极佳。
可是，宫廷中主管音乐的太常卿等人却很不喜欢，极言诋毁、贬斥。所以，隋朝的宫廷乐制中既未采纳他的意见，也未对他的卑贱地位稍予改善。他倾注毕生心血所制作的乐器终为权贵们所忌而闲置不用，而他自己在劳瘁之余更加悲愤，贫病交迫，竟至饿死。
在临死前，万宝常愤然烧掉了自己的全部著作——64卷的《乐谱》，书里记载着他承继前人、又独树一帜的乐律理论。这时的万宝常还不到40岁。他用自己的死表示了对那些忌恨他、排毁他、剽窃他的学说和使他一生陷于奴隶境遇而不肯让他扬眉吐气的权贵们的抗议，也用自己的死捍卫了音乐艺术的纯洁。
万宝常所制定的宫廷乐器对后世的俗乐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律学理论到了唐代为祖孝孙所恢复，在唐代丰富、绚丽的音乐艺术的春天里，有万宝常播下的种子在发芽、生长。
◎故事感悟
万宝常被动沦为乐户，地位如同奴隶。在这样的逆境中，万宝常把音乐看成是自己的生命，是人生的全部内容，是自由的象征。沦为乐户是强加的，献身音乐事业则是自愿的。正因为如此，万宝常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音乐家，并为中国古代乐律、乐器的改进作出了重要贡献。
◎史海撷英
万宝常撰写《乐谱》
隋文帝杨坚开皇初年（581年），郑译等人重定乐律，制黄钟调。在演奏后，文帝问万宝常的意见，万宝常回答说：“此乃亡国之音，岂陛下之所宜闻？”
接着，万宝常竭力说明此乐声的哀怨放纵，实非雅正音乐的道理，隋文帝终于同意了他的意见，并命万宝常调整乐音。万宝常果真出手不凡，制成了各种乐器，还撰写了《乐谱》64卷，提出了有名的八十四调（即一个音律有七音阶，在每个音级上建立一个调，所以成为七个调。那么“十二律”即可得“八十四个音阶调式”），为唐朝灿烂缤纷的音乐奠定了基础。
◎文苑拾萃
八十四调
音乐中的八十四调理论，是隋代著名音乐家万宝常在龟兹音乐家苏祗婆创立的“五旦七调”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五旦七调”中的“旦”，就相当于我国古代音乐术语中的“均”，也就是指一个音列的定位。以何律为宫的音阶，即称为何均。比如，以黄钟为宫的音阶就称为“黄钟均”或“黄钟宫”。苏祗婆创立的“五旦”，就相当于分别以黄钟、太簇、林钟、南吕、姑冼为宫的音阶。
同时，以七声音阶中的任何一音作为主音，又可以构成七种不同的调式。因此，苏祗婆的“五旦”、“七调”可以旋相为宫，以七声音阶旋宫，故而在理论上可以得到35个宫调。
范缜坚持己见著《神灭论》
◎不掩贤以隐长，不刻下以谀上。——晏婴
范缜（约450—515年），中国南朝齐、梁时思想家，无神论者。字子真。南阳舞阴（今河南泌阳县西北）人。曾任宁蛮主簿、尚书殿中郎、宜都太守、晋安太守。
范缜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少年时跟从当时的名儒刘辙读书，博通经籍，尤精《三礼》。他读书善于思考，喜欢把平时观察所获得的经验融入于思想当中，对任何一种思想和见解都不迷信盲从。
范缜性情刚直，为人从不虚与委蛇，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说，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因此也常常说出一些令人吃惊的话，与流俗的见解相左。
南朝齐时期，范缜历任尚书殿中郎、领军长史、宜都太守等职，并曾以文学出使北魏，并游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在入梁后，他先后任晋安太守、尚书左丞、中书郎、国子博士等职。但是，范缜的任官履历在他那惊世骇俗的思想言论面前，总是显得黯然失色了。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魏晋南北朝时期，百姓受尽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长期的战乱又给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这种情况造成了宗教流行的土壤。
自东汉明帝时期开始，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并在这一时期广泛流行。佛教主要宣传人的肉体死亡，灵魂永在，可以转生来世。如果今生能忍受痛苦，虔诚信佛，把财产尽量施舍给佛寺，死后就会上天堂，来世可以得到幸福。贫苦的百姓为了摆脱现实的烦恼，崇信佛教；各族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和获得精神安慰，也有意识地提倡佛教。后赵时期，还重用佛图澄，前秦苻坚重用释道安，后秦姚兴重用鸠摩罗什，南燕慕容德重用僧朗。这些名僧，在朝廷上都可以参决国家大事。
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佛寺遍及各地，僧尼多到惊人的程度。北魏时，寺院有三万所，僧尼有200多万。
在南方，佛教也在传播。梁武帝时，一度把佛教定为“国教”，梁武帝萧衍本人也曾三次舍身童泰寺，大臣们花了好多银两才把他赎出。当时仅建康城（今南京）就有寺院500多所，僧尼10余万。寺院的僧尼们不事劳作，却占有大量土地，获得了大量钱财，使本来就无计可施的百姓更加贫困，也耗费了国家巨万财富；统治者崇信佛教，使政治更加腐败。范缜目睹了“浮图害政，桑门蠹俗”的沉沦局面，立志破除时弊，从而展开了反佛斗争。
范缜在任职于南朝齐时，曾在萧子良的西邸公开发表自己的反佛言论，大力宣扬无佛。信佛痴迷的竟陵王萧子良问他：“你不信佛，不信因果报应，那么，你怎么解释人世间有的人富贵，有的人贫穷呢？”
范缜回答说：“就像树花一样，随风飘落，有的落在茵席之上，有的堕入溷厕之中。落在茵席上的是殿下您，落入溷厕中的是我。贵贱贫富虽不一样，可因果在哪里呢？”
萧子良见说服不了范缜，就召集众僧、“学士”来批驳他，但范缜始终不屈服。萧子良又派王融对他威胁利诱，王融说：“你坚持神灭论，是损伤名教，将为世俗所不耻；像你这样有才学的人，不怕做不到中书郎的高官，何苦固执不化，误了自己的前程呢？”
范缜大笑答道：“我坚信我所认识的事理是正确的。如果我忍心卖论取官，再大的官也做到了，何在乎你说的那个中书郎！”
梁建国后，梁武帝于504年（天监三年）把佛教定为国教。这时，范缜还是不停地宣传神灭论。不久，梁武帝萧衍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围攻，欲使范缜屈服，放弃真理。梁武帝摆出以理服人的儒雅风度，在《敕答臣下神灭论》中说：“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辨其短长。”仿佛范缜的无神论观点是无根无据的无稽之谈。梁武帝还以君主的威严不无恫吓地说：“神灭论是违背经书悖谬祖先的，这一套言论应该停止了。”
面对崇佛派的学术围剿和梁武帝的恫吓，范缜不但没有屈让，反而勇敢地接受了挑战，经过认真的思索，用自设宾主的问答体裁，写出了著名的《神灭论》，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形神相即、形毁神亡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