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熟识束云章的友人看来，束之所以深得高层信任和支持，在事业上蔚为大观，不仅在于其对理想或信念的身体力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生坚持“公诚勤敏”的立身处世原则，“在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中，都保持着自己的人格，从不攀权附贵。……身上看不到一点市侩习气”。
早在京师大学堂求学时，束云章因仗义执言，得罪校方。逊清遗老商衍瀛对其既赏识又有微词：一切都好，就是嘴上不饶人，将来做人处事，如不痛自敛抑，必吃大亏……束云章认为这位提调大人的话很对，可就是无法改变自己“耿介而不随兮”的性格。
“煤油大王”孙越崎
◎天下总一家，凡间界皆兄弟。——洪秀全
孙越崎（1893—1995），原名毓麒，浙江绍兴平水铜坑（现平江镇同康村）人。孙越崎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也是我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被尊称为“工矿泰斗”。他曾在中华民国政府孙科内阁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内阁任经济部长等部、会首长。1950年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重要成员，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在父亲的影响下，孙越崎自幼胸怀科技救国的大志，求学上进。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愤而改名为越崎，示意中国要“越崎岖而达康庄”。1919年的五四运动，孙越崎作为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因支持北平学生爱国运动而被学校开除，后转入北京大学矿冶系学习。
1924年年初，孙越崎参加创办中俄官商合办的黑龙江穆棱煤矿。1929年，他去美国留学，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深造。他不求学位，只想多学科学知识和办矿本领，为祖国效劳。1932年秋，他学成后取道欧洲、苏联回国，沿途用心考察工矿企业，颇有收获。
1932年年底，孙越崎回国来到南京，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专员兼矿室主任。1933年，他去津浦、陇海铁路沿线调查煤矿，同年又到陕北实地调查、勘探陕北石油开发的可行性。
当时，陕北不通公路，孙越崎一行只能靠骑马、骑毛驴在黄土高原上颠簸。他们风餐露宿地走了近千公里，发现陕北几个县都有油苗，有条件进行钻探。得到他们的报告后，国民政府下决心开发陕北的石油。经与陕西省政府商定，在国防设计委员会下面成立陕北油矿勘探处，任命孙越崎为处长。
1934年4月，孙越崎亲自押运陕北油矿勘探处订购的钻机、钻头等设备，从上海出发用火车运到石家庄，再转运到太原，随后改用汽车从太原、汾阳运到黄河边的宋家川，以后再趁黄河涨水，用木船将这些设备送到黄河对岸的延水关。
一路行程，由于天气炎热、路况很差、找船困难，已是辛苦异常。到了延水关，通往延川县的道路，汽车无法通行。孙越崎下决心化整为零，将机器拆开来用牲口驮，10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57天，终于将设备送到目的地。
孙越崎迅速组织起油矿钻井队开始探油、采油工作。他与职工们一起摸爬滚打，既当指挥、教员，又当工人。在他的带领和努力下，不久，中国人第一次自己打出了石油。
1934年年底，孙越崎被派去整顿长期亏损的中英合资河南焦作中福煤矿，担任总工程师、总经理，兼任焦作工学院校董会董事长。当时中福煤矿提供焦作工学院70%以上的经费。
他一方面注重解决学校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在对学生演讲中经常宣传工矿事业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还组织全体师生军训并进行军事演习。孙越崎针对中福煤矿存在的弊端，采取了几项切实可行的措施，并很快收到成效。1935年，这个多年亏损的煤矿，实现了四个100万的目标：生产、运输、销售煤炭各100万吨，赢利100万。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华北铁路沿线的几个大煤矿都沦入敌手。战火迅速蔓延到河南地区。孙越崎考虑到便于固守的内地缺乏大型煤矿，难以支撑抗日战争的需要，决定将中福公司的机器设备迁往内地。
听说此事后，中福公司的几个董事来找孙越崎，态度非常严肃地说：“我们听说您在拆迁机器去汉口，这是我们河南的财产，不能拆走。”
孙越崎向他们解释说：“这次是对日抗战，非以往的内战可比。现在有三条办法：一是不拆不迁，则敌人可用而我国不能用；二是完全破坏，则敌我都不能用；三是拆下运走，另在后方找矿区，则敌人不能用，而我国可以用。”
他同时说明拆走的器材产权仍属他们，在后方采矿所得利润也归他们。董事们被说服了，同意拆迁。
英国中福公司的代表贝尔也反对拆迁，他说：“英国与日本是友邦，日本人来了，不会损害英国人的权益。”
孙越崎说：“日本是你们的友邦，但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允许敌人利用这些设备来反对我们，一定要拆走。”最后贝尔请示伦敦董事会，才同意了拆迁。
随后，孙越崎组织员工日夜不停地拆运设备，终于在日军占领焦作之前，将中福煤矿的设备、器材共计7000多吨以及1000多名员工家属抢运到湖南的湘潭，准备在那里开办煤矿。
不久，战火蔓延到武汉外围地区，湖南行将不保。他得知国民政府准备西迁重庆后，马上又组织力量将这些设备和员工家属辗转向四川转移。
那时日机狂轰滥炸、交通工具严重缺乏，中福煤矿的设备运到汉口，找不到可以装运设备的船只。幸亏有民生轮船公司的董事长卢作孚鼎力相助，才得以把这些笨重的设备和人员运到四川。
在四川，孙越崎相继开办改建了年产50万吨的天府煤矿和其他三个年产40万吨的嘉阳煤矿、威远煤矿和石燕煤矿，其产量占抗战期间四川煤炭总产量的50%以上。
中福煤矿是中国在抗战中拆迁到后方的唯一大型煤矿，在四川迁建了四个煤矿，对抗战后方原有工业和上海的迁川工厂及民用煤炭的供应作出了贡献，并为四川近代化煤矿的发展起了带头示范的作用。后来中福公司英方代表贝尔说：“如果我们不跟着中国政府迁川，今天我就在山东潍县集中营，哪有现在的自由自在呢。”
同时，孙越崎还主持了焦作工学院内迁。他亲自安排运输，将全校师生和教学设备、图书、仪器、标本及所需物品全部迁往后方，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西北工学院，为中国工矿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抗战前，中国石油全部依赖进口；抗战爆发后，港口被日军占领封锁，油源逐渐断绝。1938年，国民政府决定在甘肃省玉门勘探石油，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与中共重要领导商量从陕北油矿调两台钻机支援。
1939年3月，国民政府在玉门成功地打出了石油。随着日军的不断进攻，后方油荒日益严重，汽车只能靠木炭发动。当时国民政府强调节油，提出了“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
1941年3月，资源委员会正式成立甘肃油矿局，调派孙越崎任总经理。
玉门油矿位于祁连山北麓的戈壁滩上，海拔2400米，遍地沙砾、环境恶劣。孙越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将油矿局机关设于重庆，专办财务与购买设备。在玉门设矿场和炼厂，派严爽和金开英负责，自己则两头奔波。冬、春在重庆，夏、秋在玉门。孙越崎从美国聘请了钻井、采油、炼油等方面的工程师，就地培养青年职工，提高了工作效率。
1941年4月，玉门出现大油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甘肃油矿局从美国订购的石油设备大部分在缅甸仰光被炸毁。危急时刻，孙越崎立即组织设备的设计，并在重庆大后方收集原材料，让上百家企业赶制石油炼油设备，发送到玉门。
为提高开采技术，甘肃油矿局于1943年成立了技术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审查生产技术改造、创造发明、指导技术改进，还采取措施奖励技术创造。
在孙越崎的努力下，玉门油矿的生产不断上升，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年产原油达8万吨、年炼油能力10万吨、生产12种油品，产量占全国的90%以上，很快缓解了战时油荒，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1942年8月，国民党首脑亲自前去玉门油矿视察，对在偏远荒凉的西北内陆短时间能建成新兴石油产业大加赞赏。
1942年11月，在兰州召开的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上，为开发玉门油矿成绩卓著的孙越崎颁发了金质奖章。这也是继凌鸿勋、侯德榜、茅以升之后的第四位金质奖章的得主。
◎故事感悟
孙越崎不仅是一名有智慧头脑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名关心祖国安危、心系劳苦大众的爱国实业家，在石油事业上，他对祖国对人民所作出的贡献，对后来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史海撷英
玉门石油城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孙越崎率领郭可诠、潘志甲、邹明等人，从重庆来到玉门。
孙越崎刚一到玉门，就冒着严寒详细地察看了矿区各个生产现场，最后组织大家讨论。他见大家情绪高涨，便宣布：1942年要生产180万加仑（约合5000多吨）汽油。这个目标要比1941年提高9倍。如果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将对我国抗日战争期间的严重油荒起到极大的缓解作用。
玉门油矿地处戈壁，生产设备、生活给养等都需要从内地运输。对运输线路，孙越崎十分重视，经常到各运输站点去了解检查。
1942年11月中旬，经过孙越崎与全矿员工的苦干，180万加仑的汽油生产目标最终得以实现。在庆祝大会上，员工们将孙越崎高高地抛向空中，一起发出响彻山谷的欢呼声。
孙越崎很清楚，要想让玉门油矿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要有出色的人才。因此，他除了着重培养技术人才外，还在矿上招收学校教员、会计文书、铁工、木工、泥瓦工、裁缝、理发师、酿造师等等。各行各业人员的加入，也让玉门油矿发展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会。
1942年，在孙越崎的倡议下，玉门油矿还增设了总务处，并聘请农业技术专家，倡导大家一起种地种菜，戈壁滩上很快就出现了菜园、果园等。
从此，员工们不仅能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吃到新鲜的蔬菜瓜果，还能吃到自己本地产的牛羊肉、鸡蛋和牛奶等。
后来，孙越崎还相继在戈壁滩上办起了面粉厂、福利社等。另外，还开办了鞋店、布店、豆腐店、酱房、油房、食堂、点心铺、缝衣店和中西药房等，使曾经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发展成为一个小城市。
“实业大王”刘鸿生
◎兄弟姊妹皆是同胞，共一魂爷所生，何分尔我，何分异同？——《天情道理书》
刘鸿生（1888—1956），中国近代实业家，名克定，祖籍浙江定海。刘鸿生早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轮船招商局理事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刘鸿生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等职。
刘鸿生是旧中国著名的“实业大王”。早年他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初入社会是在英商的开平矿务局做小职员，后来做了多年买办，积累了一些资本。
他说：“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他就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为人民做点事。
这位旧中国的“实业大王”在那个民族资本苦苦挣扎的年代，先后创办过十几家企业，均以“大王”闻名于上海滩。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积极投身于抗战，在后方艰辛办厂，为稳定抗日军民生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刘鸿生出身上海一个商人家庭，其祖父刘维忠在上海宝善街开设过丹桂茶园，父亲刘贤喜为国营招商局买办。刘鸿生早年接受过私塾教育，后进入圣约翰大学读书。大学期间，父亲突然病逝，家道因此中落，但是他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屡获学校奖学金，以奖学金代缴极其昂贵的学费后，还有余钱补贴寡母辛苦支撑的十口之家。
18岁时，刘鸿生被校长看中，被保送去美国留学。校长想把他培养成一名合格的牧师，但是却遭到刘鸿生的拒绝，校长生气地将他赶出了学校。
离开圣约翰大学后，刘鸿生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当了翻译。尽管翻译的薪水有100银元，但刘鸿生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承继祖业、经商发家的夙愿，最有效的途径是借助外商企业。刘鸿生便开始寻找新的机遇。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得到父亲生前好友、上海宁波同乡会会长周仰山的帮助，被推荐做了英商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经理考尔德的“跑街”，月薪100银元，此外经手卖出的煤还另有佣金。从此，他跨进了煤炭事业的大门。
“跑街”对于年仅20岁的刘鸿生来说，既是增长才干的好机会，又能帮助他实现借助外商以求发展的目标。
精明能干的刘鸿生，干此行竟是如鱼得水，跑得勤快，又肯动脑子、善于钻研生意经。他信守“处处为用户着想”的原则，按质论价、坚守信用、保住老户、开辟新户、保证供应等等。开平煤销遍上海，他的佣金如滚雪球般增加。
三年后，刘鸿生升任英商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买办。后来他又坐上了开滦矿务总公司买办的交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