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生深知机遇难得，应抓住机遇牢牢不放，然后再不断发挥聪明才智、付出努力，一步步走向成功。为便于经销煤炭，刘鸿生又经营起码头堆栈业，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开滦煤供应网。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刘鸿生利用这难得良机，将开滦煤年售量猛增至250万吨高峰，而他本人的年收入也升至百万。
刘鸿生不愧为“天才实业家”。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开始崇尚实业救国，投身于民族工业的振兴，先后投资经营火柴、水泥、毛纺、煤矿、码头堆栈、搪瓷、保险、银行和企业大楼等，形成了一个集轻重工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于一体的颇具远景、规模巨大的企业集团。
刘鸿生也由原先的开平煤矿的买办转变为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被誉为“火柴大王”、“水泥大王”、“毛纺业大王”，成为“宁波帮”黄金时代“江浙财阀支柱”中的佼佼者，成为名副其实的“实业大王”。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成了“孤岛”。刘氏企业大都在租界外，被日军占据。
在这危急关头，住在租界里的刘鸿生毅然担当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上海市伤兵救济委员会会长和上海市抗日救国物资供应委员会总干事的重任，“每天必到，事必躬亲，办事认真，一丝不苟”。
他还组织了刘氏企业伤员救护队，并动员子女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爱国后援工作。他的煤业救护队，干得最有声色。
此时，上海水泥公司因遭日机轰炸，被迫停工，但刘鸿生仍然勉力供应抗日军队的军需水泥。
刘鸿生还募购救国公债1万，以红十字会名义从物资上支持，做好了各种伤兵运送的安置工作。
日本侵略者侵占上海后，刘氏企业绝大部分被日军占领。刘鸿生最初放不下自己的那么多企业，不愿意离开上海。后来他被威胁出任伪上海市商会会长，不得已的情况下，在一个夜晚，刘鸿生脸上遮着羊毛围巾、带着一个小皮箱，悄悄登上英商“太古”轮，出走香港。刘氏在沪的所有产业皆被日军以“敌产”接管，财产损失达1000万以上。
身在香港的刘鸿生决心“实业救国”。于是，他积极部署在港、渝、川东创办火柴厂、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并布置“偷”拆在沪刘氏工厂的机器零部件。
当时西南大后方经济异常落后、物资匮乏，急需能人来打开工业生产局面。刘鸿生素与孔祥熙相熟，孔祥熙便推荐了刘鸿生。
1939年，刘鸿生由香港飞往陪都重庆。他首先在重庆和长寿两地筹建了中国毛纺织厂和中国火柴原料厂。
1938年7月8日，他又亲赴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及四川等地考察，准备投资建厂。
此外，他还让四子刘念智负责章华毛纺织厂的拆迁工作，布置“偷”拆在沪刘氏工厂的机器零部件。偷运出来的纺、织、染等相关器材共500余吨，经过装箱，由香港经仰光转运重庆。
然而，由于交通阻塞，器材运到仰光后滞留了将近一年，始终无法运回国内。尽管刘鸿生想方设法弄了几张“委员长手谕”，仍是无济于事。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再派刘念智飞往仰光，亲自办理转运。
与此同时，应刘鸿生召唤，刘氏企业的纺织工、挡车工、机修工等各种熟练工人也纷纷不远千里、艰苦跋涉来到大后方，只等机器设备一到，安装了就可开工。
后来，上海500吨旧机器终于运到了四川，另外的机件也拼凑起来。工人有了，厂房也有了，只等资金了。几经战乱，刘氏企业确实已拿不出钱了。刘鸿生不得不仰赖国民党政府及官僚资本的支持。每一次增资，刘氏企业的资本就被削弱一次，各个公司的董事长都由四大家族的要人担任，结果刘氏企业的所有资产等于白白奉送给他们。
刘鸿生仰天长叹：“蒋委员长要赔偿我1000万，原来是这样一场戏呀！我这个昔日上海的大老板，如今倒成了他们的小伙计啦！”
挣扎了一阵子后，刘鸿生想既然已入四大家族彀中，只好束手就范。他继续奔走于大西南和大西北，为稳定抗日军民的生活作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刘鸿生返回上海，艰难恢复、重整原有的企业，并有所扩展。但在外货大量倾销、通货恶性膨胀、金圆券巧取豪夺中，刘鸿生绝望地看着所属的企业或减产或停工。
1949年4月，刘鸿生被迫远走香港，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感召下，毅然返回大陆。
全国解放后，新中国施行的各项政策使刘鸿生下定决心全力拥护共产党。1956年初，价值2000多万的刘氏企业实行了公私合营。
◎故事感悟
刘鸿生不愧为爱国实业大王，他凭借着对商业的天赋和一颗爱国之心为抗日的后勤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抗战的胜利有他的一枚勋章。新中国成立后，刘鸿生又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可谓一生都为祖国鞠躬尽瘁。
◎史海撷英
五四运动后的刘鸿生
1919年，五四运动在全国爆发。全国上下一致提倡国货，抵制外货，从而使民族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920年1月，刘鸿生响应国家的号召，在苏州与他人合伙创立了华商鸿生火柴公司。这也是刘鸿生的资本向工业企业转折的起点。
此后，刘鸿生又独立投资，或者与他人合资，相继创立了华商上海水泥公司、中华煤球公司、大华保险公司、华丰搪瓷公司、章华毛绒纺织公司、中华工业公司、华东煤矿公司、中国企业银行等企业。
截至1931年底，刘鸿生的企业投资已经高达745万余元，被称为中国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
1932年11月，刘鸿生又出任国营轮船招商局总经理。
“工业先导”范旭东
◎爱而无私，上下有章。——《国语·鲁语下》
范旭东（1883—1945），湖南湘阴县人，出生时取名源让，字明俊，后改名为范锐，字旭东。他是中国化工实业家，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被称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制度变革，政权更迭，军阀混战，民生贫弱。此时，一批有文化、有胆识的实业家正在苦心经营着自己的事业。他们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民族工业的基础，其中就有中国化学工业奠基人——范旭东。
1900年，范旭东跟随哥哥范源濂东渡日本求学。高中读完后，他考入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堂学医。
在此期间，范旭东虽然备受屈辱，但同时他也看到，日本的强盛与明治维新以后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此，范旭东便立志要走工业报国、科学报国的道路。
1908年，范旭东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毕业后，范旭东留校工作一年，在此期间潜心进行科学研究。
辛亥革命胜利后，满怀报国之情的范旭东回到祖国，先是在财政部工作，后来因不堪官场的腐败，愤然辞职。
1913年，在教育部工作的兄长范源濂为范旭东争取到了一个去欧洲考察盐碱工业的机会。
在欧洲经过一年多的考察，范旭东领略了西方的工业文明，他特别还仔细地研究了各国的制碱方法和设备。
那时，制碱工业被少数几个大企业垄断，制碱的方法也是各个企业的秘密，在英国卜内门碱厂参观时，傲慢的主人嘲弄道：你们看不懂制碱工艺，还是看锅炉房好了。
这深深地伤害了范旭东的自尊心，同时也更加激发出他要立志开创民族制碱工业的决心。
1915年夏，范旭东在塘沽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精盐生产的久大精盐公司。1918年，“久大”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颇具规模的近代化工厂。
与此同时，范旭东也开始了对制碱工业的尝试，1917年，在范旭东的带领下，他们试制出了9公斤的纯碱。
1920年5月，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家制碱企业——永利制碱公司。
1926年，永利的“红三角”牌纯碱获得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结束了“洋碱”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
在企业的创办过程中，范旭东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为了多方面发展民族工业，他尽量与国内的机器制造厂家合作，自己制造机器设备。
要想在制碱技术上打破外国人的垄断，就必须拥有自己的研究人员和研究室。1922年，范旭东在原来“久大”实验室的基础上创办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该社除为“久大”、“永利”两企业提供技术外，还从事理论研究和资源调查，对盐卤、轻金属、肥料、细菌学等方面的研究皆有成就。这是中国私人企业中设立的第一个化工研究机构，由此奠定了中国民族化学工业生产与研究的基础。
范旭东深知，创办实业，人才是基础。他从国内外广泛搜罗志同道合的人才，以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创业。
1917年，东吴大学化学硕士陈调甫在实验室用苏尔维法研制纯碱成功，后又进行工业性小型试验，获得满意效果，于是和几位友人准备在苏州创办碱厂，但由于资金难以筹措而停顿。
1917年冬，陈调甫北上塘沽与范旭东合作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共同为中国的制碱业而奋斗。他利用范旭东提供的场地建造了一套小型设备，经过反复试验，终于生产出纯碱，为创办碱厂奠定了基础。
侯德榜是福建闽侯人，早年考入清华大学留学预备学堂高等科。191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专业学士学位，191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制革硕士学位。
此时，陈调甫受范旭东委托到美国采买设备并物色人才，认识了侯德榜，回国后他即向范旭东推荐。
1921年春天，侯德榜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的答辩时，接到范旭东邀他毕业后到永利制碱公司工作的信函，信中详述了自己工业救国的远大抱负，还提到陈调甫对侯德榜的竭诚推荐及祖国的制碱事业，以及自己对侯德榜的热切希望，欢迎他学成归来为创办祖国的碱业与自己共同奋斗。
范旭东真诚恳切的态度深深打动了侯德榜的心。毕业后他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生活条件，放弃了自己的制革专业，来到天津塘沽永利碱业公司出任总工程师兼制造部部长。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侯德榜终于掌握了苏尔维制碱法的各项技术要领。
1924年，永利厂生产出“红三角”牌纯碱，日产180吨。在同范旭东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侯德榜把制碱法的全部技术和自己的实践经验写成《制碱》一书，于1932年在美国以英文出版，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打破了纯碱制造技术垄断的局面。
“七七”事变爆发后，永利碱厂迁到大后方。来到四川，生产碱的原料由海盐变成井盐，盐的浓度发生了变化，同时苏维尔制碱法本身存在着原料利用率不高的缺陷，侯德榜等人决定放弃苏维尔法，寻找新的制碱方法。
为此，他们进行了500多次试验，分析了2000多个样品，终于研究出“联合制碱法”，使盐的利用率从原来的70%提高到96%，还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的设备，其优越性大大超过了苏尔维制碱法，对世界制碱工业作出巨大贡献。
范旭东和李烛尘的合作始于1918年。李烛尘曾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电气化学专业，经人推荐结识了范旭东。
范旭东发现了他的管理才能，便任命他为“久大”厂的厂长，并参与永利碱厂的筹备工作。
在“永利”，侯德榜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李烛尘负责经营管理。永利碱厂建成后，他俩曾一度轮流做厂长，每人一年。
1937年，范旭东创建的永利制碱厂、久大精盐厂以及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简称“永久黄”）等团体西迁，由李烛尘担任总体负责人，凡是可以搬动的物资、设备等，都尽可能地迁走。
1938年3月，全体技术人员、员工及家属逾千人全部安全到达重庆，“永久黄”团体在西南重新建厂，继续着制碱工业的梦想，同时也生产抗战急需的物资。
李烛尘在“永久黄”团体服务数十年，企业长成了参天大树，他个人却没有积蓄。范旭东为了让他能参加董事会，赠股5000元，才使他当选为董事。
后来李烛尘回忆说：“就在1918年8月底，我和范先生作了一次长谈之后，非常投机，于是就决定了今后的终生职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步步向关内逼近，范旭东仍旧没有停止他的盐碱事业，而且在1934年3月成立了永利旗下的南京铔厂，生产硫酸铵。
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2月5日，硫酸铵厂开始投产。硫酸铵是生产炸药的原料，范旭东在他的《记事》里写道：“列强争雄之合成氨高压工业，在中华于焉实现矣。中国先有纯碱、烧碱，这只能说有了一翼；现在又有合成氨、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翼。有了两翼，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展翅腾飞了。”
在抗战爆发前建成硫酸铵厂，有着非常重要的军事意义。作为亚洲第一流的化工厂，它令日本侵略者垂涎三尺。日本侵略者看到永利公司的军事价值——年产1万吨硝酸，可以制造几万吨烈性炸药。
面对日本人的收买，范旭东表示“宁举丧，不受奠仪”。日军气急败坏，派飞机对碱厂进行狂轰滥炸。在战火逼近的情况下，侯德榜当机立断，布置技术骨干和老工人转移，组织重要机件设备拆运西迁。
1937年8月7日，塘沽沦陷。侵华日军几次找到范旭东，要同永利合作办厂。但是他决不接受同日本人合作，作出了“全体职工，拆除设备，退出工厂，留厂待命”的决定。
为了摆脱日本侵略者的纠缠，继续发展民族工业，范旭东委托李烛尘等人周密安排撤退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