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年），原名更生，字子政，沛县（今属江苏）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的散文主要是秦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刘向著书作文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
西汉王朝的历史发展，至汉武帝时臻于鼎盛；武帝晚年虽呈危象，但由于调整得法，昭、宣时一度恢复生机，号称“中兴”。只是好景不长，自元、成之后，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西汉王朝衰亡的趋势不可逆转。所以，人们历来把元、成两代看做西汉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为此，统治阶级内部的“救亡”活动此起彼伏，不绝如线，刘向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刘向本名更生，字子政，是汉初同姓诸侯王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刘向少治《春秋谷梁传》。刘向以父任为辇郎，擢谏大夫，宣帝时献赋颂凡数十篇。曾参与石渠阁议，讲论《五经》异同。元帝好儒，以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少傅周堪为诸吏光禄大夫，他们皆领尚书事，甚见尊任。因萧、周推荐，刘向迁任散骑宗正给事中，与侍中金敞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辅政。然而，由于元帝的昏庸无能，外戚许氏和史氏在位放纵，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居中弄权，两者勾结，极力排斥儒生官僚。刘向眼见朝政日趋腐败，以阴阳灾异推论时政，抨击外戚宦官干政。刘向曾说道：
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
夫乘权藉势之人。子弟鳞集于朝，羽翼阴附者众，辐凑于前，毁誉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
元帝览书后无动于衷。弘恭、石显则与许、史朋比为奸，变本加厉。刘更生以此被排陷，中废十余年。成帝即位后，更生更名向，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迁光禄大夫。当时成帝荒淫，外戚王氏掌权，刘向又一再上书论议朝政。
成帝曾诏令营起昌陵，劳民伤财，数年不成，复归延陵，制度泰奢。于是刘向上书谏诤。书中追溯丧葬制度的变化，排比历代君主厚葬薄葬的史例，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
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
为了论证这一规律，刘向又以秦始皇修造骊山陵墓为例说道：“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这里，把丧葬的厚薄与帝王本人的德操和知识水平联系起来，的确是很有道理的。随后，刘向笔锋一转，更直接指责成帝陵寝制度太奢给百姓带来的伤痛：
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臣甚懵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
刘向希望成帝以秦昭王、秦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为戒，而以汉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为则，听从公卿大臣的建议，以息众庶。
刘向又针对当时“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的局面，上书极谏，抨击外戚王氏专政。他指出，“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厝贵未有如王氏者也”。而王氏五侯“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筦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这样，“王氏与刘氏不并立”，成为刘姓统治的累卵之危。刘向希望成帝“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第”。成帝读了奏书，叹息悲伤其意，以刘向为中垒校尉。然而对刘向由衷痛陈的“强宗室，卑私门”的建议，却无下文。成帝多次想擢升刘向为九卿，亦因王氏及在位大臣的阻挠而终于未能如愿。
◎故事感悟
刘向为官前后30余年，终未得升迁。综览刘向所上的数十通奏书封事，大致有三个特点：一是借说灾异，二是排比历史，三是评议时政。说灾异是当时风气使然，也是儒生谏诤议政的武器；排比历史是为了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作为帝王的鉴戒；而评议时政的目标，则是为了促使帝王能够体恤爱民。
◎史海撷英
汉元帝平灭郅支
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与汉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汉朝支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就有与汉绝交之意，并且与康居王勾结起来，在都赖水（今恒逻斯河）畔兴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尔），作为自己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基地。郅支将势力向汉西域发展，直接威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新一任西域太守对匈奴发动攻击，获得大胜。
至此，汉朝最后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以后近40年，西域维持着和平状态，中西交通也畅通无阻。陈汤为官虽有不少劣迹，但他矫诏兴兵、平灭郅支的功绩还是应当肯定的。
蒋钦上疏
◎丈夫自重如拱璧，安用人看一钱值。——陆游
刘瑾（1451—1510年），陕西兴平人，本姓谈。明武宗时的太监，从正德元年到五年操纵朝政，是明代严重的权宦之一。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净身入宫当了太监，遂冒姓刘。孝宗时，犯死罪，得免。后侍奉太子朱厚燳，即后来的明武宗。他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合成“八虎”。正德五年（1510年）被凌迟处死。
明朝的官制中设有监察官——御史，其职责为纠劾违法，批评弊端，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军民百姓，均在其纠劾之中。御史虽然权力很大，其实只是七品小官。更何况制度虽有规定，执行起来就要得罪人。得罪了一般人还好说，倘若触怒了皇帝或者权贵，轻则丢官，重了还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因此，尽管御史的职责很清楚，但真正能够尽职尽责的却总是少数。
正德初年，有一位名叫蒋钦的御史，便是个不顾身家性命，以国事为先的尽职尽责的官吏。
蒋钦，字子修，常熟人，正德初任南京御史。
正德皇帝即位之初，几个在他做太子时的旧太监得到了宠幸，其中最得势者以刘瑾为首，还有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人称“八虎”。他们“日进鹰犬、歌舞、角觝之戏，导帝微行”，并以此得到了皇帝的信任。
廷臣们得知刘瑾等人诱导皇帝游宴、不理政事的情况后，深感不安。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上书骤谏，结果不但没有弄倒刘瑾，刘健、谢迁反被逐出内阁。刘瑾的气焰更加嚣张。
这件事使蒋钦深为气恼。身为御史，他自然要与同仁们一起出来讲话。这一下惹恼了刘瑾，他下令将蒋钦逮下诏狱，廷杖为民。蒋钦虽然丢了官，但却没有忘记御史的职责。他出狱回到家中第三天，独自一人再次上疏给皇帝：
刘瑾，小竖耳。陛下亲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国之贼也。……通国皆寒心，而陛下独用之于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贼，而以贼为腹心也。……一贼弄权，万民失望，愁叹之声动彻天地。陛下顾懵然不闻，纵之使坏天下事，乱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乎？幸听臣言，急诛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瑾。使朝廷一正，万邪不能入，君心一正，万欲不能侵，臣之愿也。今日之国家，乃祖宗之国家也。陛下苟重祖宗之国家，则听臣所奏。如其轻之，则任瑾所欺。
疏入，又被杖责三十，入狱。入狱后第三天，蒋钦第三次奋笔上疏：
臣与贼瑾势不两立。贼瑾蓄恶已非一朝，乘间起衅，乃其本志。陛下日与嬉游，茫不知悟。内外臣庶，凛如冰渊。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狱中，终难自默，愿借上方剑斩之。……臣骨肉都销，涕泗交作，七十二岁老父，不顾养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国丧家之祸起于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杀瑾枭之午门，使天下知臣钦有敢谏之直，陛下有诛贼之明。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逢、比干同游地下，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
从疏文中不难看出，蒋钦当时是抱定了必死之决心的。果然，疏入后，蒋钦再次被杖责三十，杖后三日死于狱中，年仅49岁。
据人们传说，蒋钦第三次上疏时，在灯下微微听到鬼声。他知道疏上必遭奇祸，这大概是先人之灵想来阻止他。蒋钦整理衣冠，站起来说道：“业已委身，义不得顾私，使缄默负国为先人羞，不孝孰甚！”他坐下来，奋笔草疏，说道：“死即死，此稿不可易也！”
蒋钦被害四年后，刘瑾以谋逆伏诛。蒋钦终得昭雪，赠官光禄少卿。
◎故事感悟
这大概是出自人们的附会，而这也正反映了人们对蒋钦的钦佩。因此后人称赞道：“谏臣之职，在纠慝弼违。诸臣戒盘游，斥权悻，引义力争，无忝厥职矣。”以国事为先，才是真正的大义。
◎史海撷英
刘瑾恶贯满盈被凌迟
刘瑾的专权使朝政混乱，他的索贿受贿也直接导致了地方矛盾的激化。官员们向他行贿后，必然要加重剥削百姓，逼得百姓走投无路，只好反抗。在刘瑾被处死后仅仅几个月，京城地区便发生了刘六刘七起义。
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企图寻机夺位。但是，刘瑾只顾自己作威作福，没想到其他的七虎正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因为以前他们向刘瑾要权办事时，刘瑾总是不肯照顾，时间一长，矛盾便逐渐激化。
1510年4月，武宗派都御史杨一清和八虎之一太监张永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乱。叛乱平定之后，在向武宗报告战况时，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武宗不禁大吃一惊，命令将刘瑾抓捕审问。第二天，武宗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结果发现了印玺、玉带等禁止百姓和官员私自拥有的禁物。在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中也发现了两把匕首，武宗见了大怒，终于相信了刘瑾谋反的事实。
当年的八月，刘瑾被处以凌迟刑，即千刀万剐，共行刑三天。在封建社会，除非谋反、杀父母亲等属于“十恶”的大罪，一般的死刑犯要等到秋天的霜降以后，在冬至以前才能处死。这是顺应天时，而春天万物生长的时候禁止行刑，也禁止捕杀幼小的鸟禽和走兽。但刘瑾属于谋反的第一重罪，所以不等到秋天的霜降到来就行刑了。原来受过其害的人家纷纷用一文钱买下刘瑾已被割成细条块的肉吃下，以解心头之恨。
◎文苑拾萃
《明通鉴》
《明通鉴》是继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清毕沅《续资治通鉴》之后的明代编年史。作者，清人夏燮，字甫，别号江上蹇叟，安徽当涂人，道光年间曾任直隶省（今河北）临城县训导，咸丰十年（1860年）入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府，后又任过永宁知县。《明通鉴》共100卷，其中前编4卷，纪明太祖未即位时之史事，始自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止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正编59卷，始于明太袒洪武元年（1368年），止于庄烈帝崇祯十七年（1644年）；附编6卷，始于崇祯十七年五月明福王在南京称帝，止于清康熙三年（1664年）。前后总计312年。
清圣祖六下江南
◎人海阔，无日不风波。——姚燧
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俗称清圣祖，为康熙皇帝、康熙帝。因为明清之帝王时多只有一个年号，因而往往以年号代称帝王。玄烨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在位61年。
康熙继位时只有8岁，他是顺治的第三子。顺治接受汤若望的意见，因其出过天花最有可能不夭折而把他选为继承人。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在太和殿举行亲政仪式。在其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的帮助下，在康熙八年赢得了与顾命大臣鳌拜的斗争，开始真正亲政。
清圣祖（即康熙皇帝）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三十八年（1699年）、四十二年（1703年）、四十四年（1705年）和四十六年（1707年），先后六次下江南，即由京师（今北京）起程，沿途经天津、德州、禹城、济南、泰安、曲阜、宿迁、淮安、扬州、仪征、镇江、江宁（今南京）、无锡、苏州、松江（今上海）、杭州，最远到达绍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康熙南巡”。
历史上，许多朝代的皇帝也都有出巡之举，然而多数是游山玩水，到处享受，这里尤以明朝皇帝最为突出。与之相反，清圣祖的频频出巡则是以国事为先。他的目的是为了深入民间了解情况，处理政务，以自己的辛劳换取政治局面的稳定。在他以八年时间平定了三藩叛乱，并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以后，由明清之际开始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满汉统治阶级间的斗争和角逐终于暂时告一段落。耳闻目睹这一时期历史的清圣祖，为使清廷的统治日趋稳定，阶级矛盾得到进一步的缓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发展社会生产。他的六下江南，正是为保证这些措施得以贯彻执行而采取的行动，其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巡视河工，治理河患，以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这是清圣祖南巡的目的之一，也是六下江南的主要活动内容。明末清初，因战乱频仍，黄河多年失修，泥沙淤垫，河高于地，至康熙初年到处溃决。特别是黄河下游的河道从河南开封、商丘南下，经江苏的徐州、宿迁之时，黄、淮两河在清口交汇，由于黄强淮弱，淮不敌黄，造成黄水倒灌。黄淮二水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起涌入运河，破坏运道，影响漕运，并殃及人民，“河患之深，日甚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