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圣祖自听政以来，就把治河作为他的三大国事之一，并“书而悬之宫中柱上”，以表达治理河患之决心。他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任命实心任事而又肯于钻研河务的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在幕僚陈潢的全力襄助下，经过数年的努力，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使徐州以下黄河归了故道。不料，次年山阳、清河等五县的河水再次冲决堤岸。这一反复使清圣祖认识到，欲知“险工修筑之难”，必须“身历河工”。于是，这一年的十月他首次南巡，来到治河重镇宿迁，通过亲临工地视察，作出了开挖海口、疏泻下河地区积水的决定，并告诫靳辅治河要兼顾“运道民生”。一个皇帝能够亲临治河第一线，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
康熙二十八年，清圣祖在第二次南巡时，认真听取了靳辅等人的汇报，充分肯定了靳辅的下述主张：筑长堤束水入海，筑重堤控制洪泽湖水，不使其漫溢七州县，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但是，自靳辅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病逝后，继任的几位河臣均不称职，使河堤再度出现险情。于是，清圣祖在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后，于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视河。在这次南巡中，清圣祖对河堤败坏情况进行了详细勘察，并深入工地，亲自用水平仪对堤岸进行测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筑坝与深挖河身并行的方案，并且强调，工程要点则是挑浚清口，使清水即淮河水畅流，减少黄水倒灌的机会，从而避免下河田地“悉被淹没”之害。他的孙子清高宗乾隆后来对此方案极为赞赏，称之为“实釜底抽薪之良策”。但是由于治河大臣于成龙的阳奉阴违，这一方案未得到执行。
康熙三十九年，于成龙病故。继任河督的张鹏翮虽治河本领不及靳辅，但勤于职守，且能一切遵照圣祖指示办事。他指挥河工将高家堰六坝堵闭，提高了洪泽湖的水位，顶住了黄河大溜，从而使运河不致有倒灌之患。康熙四十二年，清圣祖第四次南巡视河时，看到这一情况后高兴地指出：“此河工所以告成也。”并鼓励张鹏翮再接再厉。
不料，康熙四十三年，黄河又发生溃决现象，次年清圣祖第五次南巡，谆谆告诫张鹏翮说：“高家堰最关紧要，宜谨志之，毋忽！”
此后，张鹏翮为防止洪泽湖水侵入安徽泗州（今泗县）、盱眙，便与江西江南总督阿山设计了一项新的治河工程，“于泗州之西溜淮开河，使淮水分流”，并报告了清圣祖。圣祖接到奏疏后，于康熙四十六年第六次南巡。
这年二月，圣祖骑马查看溜淮套地形和水情，亲自测量地势高低及河水水位、流量，发现溜淮套地形较高，在这里挖河不仅很难使所泄淮水排出清口，而且要占用大量民田，毁坏百姓坟茔，会激起民怨，“是平静无事之时，多此一事，不惟无益而反有害矣”。下令停止此项工程。当地百姓得此消息，“群情欢悦，不胜鼓舞感激”。可见，安定民生是清圣祖南巡治河的一个重要目的。
咨访吏治民情，团结笼络江南地主士大夫，这是清圣祖南巡的目的之二。清初，由于多尔衮及顺治帝对江南汉族地主士大夫的反抗，采取高压政策，使当地的民族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清圣祖根据他即位后社会形势的变化，竭力促进社会的稳定。他每次南巡，都不辞劳苦，谒明太祖陵、拜禹陵，谒孔庙，以迎合汉民族的心理。同时，为扩大汉族士大夫的入仕之途，还广增学额，亲自召见因病居家或因得罪满大学士而被罢职的勋旧老臣及有名的文人学士，或赐诗书、银两，或赐亲笔匾额和官服，以示恩宠。
清圣祖南巡时，还非常注意“省方察吏”，了解民情。例如，前述他第六次南巡时，因对张鹏翮和阿山制定的损害百姓利益的工程计划十分恼怒，下令将阿山革职，张鹏翮削去太子太保衔。又如，第二次南巡时，“有苏州士民刘廷栋、松江士民张三才等伏地进疏，请减苏、松浮粮，命侍卫收进，谕九卿科道会议”。之后，他对江南多次实行“恩蠲”。仅第三次南巡时就下令蠲免了淮扬地区十九万逋赋、十一万米石，又命户部截漕粮十万石，发往重灾区低价粜卖。这对于安定民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故事感悟
清圣祖六下江南，是其勤于政务的突出表现，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据官、私书的记载，他治河颇有成效，以致黄河数十年后无大患。黄河的安澜既减少了社会危机，促进了社会安定，又发展了社会生产，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史海撷英
康熙亲征朔漠，和善蒙古
蒙古曾经分为三大部分，就是漠南蒙古、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人的努力，漠南蒙古完全臣服了。漠西蒙古就是准噶尔蒙古。准噶尔的噶尔丹率领军队南进威胁了中央王朝，康熙决定亲征，打败了噶尔丹。漠北蒙古，康熙通过一系列的笼络措施全完解决了喀尔喀蒙古，也就是外蒙古。所以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成，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中国从秦汉时的匈奴到明朝，蒙古这个历史难题2000年来没有解决，康熙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一个历史贡献。
朱轼抢修海塘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杨慎
朱轼（1665—1736年），字若瞻，又字伯苏，号可亭，谥文端，前清名臣，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为乾隆帝师。朱轼颇具惠政，居官廉洁，刚正不阿，世人颂其“束其励行，通经史百家”。他卒后次年归葬故里，乾隆帝御赐“帝师元老”。
清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浙江沿海遭受了狂风暴雨的袭击，“海潮泛溢，冲决堤岸，沿海州县，近海村庄，居民田庐，多被漂没”。灾情上报后，雍正帝于八月二十四下令安抚灾民，抢修海塘。浙江杭州湾一线，旧有防止海潮的海塘工程，“民安危依塘为命”，因此，抢修海塘已成为当务之紧。雍正帝几次命令浙江主管官员认真查勘被毁海塘，作速兴工。但是，数月之后，竟连抢修方案“全无定见”。雍正帝“恐贻误塘工”，遂于十二月初四派吏部尚书，前任浙江巡抚朱轼驰驿前往，全面负责抢修事宜，并寄予厚望地说：“尔曾为浙江巡抚，必深悉事宜。……朕思海塘关系民生，务要工程坚固，一劳永逸。”雍正帝之所以选中朱轼来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是由于朱轼不仅“规划大计务详尽”，而且事事以国事为重，“于生民利弊尤倦惓”。
朱轼，字若瞻，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进士，历官知县、主事、郎中、通政使、巡抚、尚书。朱轼为官，勤于政务，“幕中不延宾佐，每早起治事，手书口答，至丙午不休”。他在康熙末年任浙江巡抚时，鉴于海塘工程年久失修，曾积极建议并组织修筑了杭州湾北侧一线的海塘，“功成，氓庐大安”，他也因此而名声大著。后奉调进京，兼任吏部尚书。
这次，在海潮造成的严重灾害面前，朱轼又承担了抢修海塘的任务，而且是在其他官员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挂帅的，这无疑是对他的一次考验。朱轼没有考虑个人得失，他想到的只是如何不负皇上的重托，使浙江沿海居民早得安枕。他曾多次谈论“生民休戚”与“历朝治乱”的关系，身为朝廷官员，他是把百姓疾苦与国家安危联系在一起的。
朱轼受命之后，立即动身赶赴浙江，并亲临塘工现场。他不仅逐段观察被毁海塘，而且向当地官员、临塘百姓了解情况，征求抢修方案。在经过详细调查，并会同地方官研究后，朱轼一面积极准备抢修物资，一面又将修筑方案上呈雍正帝。其抢修方案是：浙江余姚以西至临山卫的三道土塘，旧为民间修筑，今百姓无力，应动帑兴修；临山卫至会稽沥海所，土塘7000丈，应以石为基，就石累土；海宁一带土塘766丈，应加宽，并覆条石于上，塘外再加乱石子塘一道；海盐一带石塘圮80余丈，溃70余丈，应补筑；共需用帑银15万两。另外，朱轼还建议修筑松江一带海塘。雍正帝十分赞赏这一抢修方案，立即予以批准。后来，朱轼奉命回京，筹划京畿水利营田事。尽管他没能亲自督修，但由于他提出的抢修方案切实可行，并事先从邻近各省筹集了大量的木、石、竹、草等筑塘物资，因此工程进展顺利。雍正四年（1726年）八月，浙江海塘抢修工程告竣。
朱轼两次修海塘，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他也因此时时把海塘事挂在心头。雍正十三年（1735年），浙江海塘又有一些段落被冲决，曾参与修筑海塘的官员们多推诿，意见不合。雍正帝再次征求朱轼的意见，朱轼毫不犹豫，当即表示；“事难遥度，愿亲往办治。”这时，他已是71岁的老人了，但仍把这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放在第一位。雍正帝“大喜，命督抚及总理塘工诸大臣悉听节制”。不料，朱轼在前往浙江途中适逢雍正帝去世，乾隆帝将其召回。不久，朱轼也病故，终未能三临海塘。但是，朱轼两次组织修筑的海塘却经住了时间的考验。直到乾隆初年，大学士张廷玉谈及浙江海塘时，仍称“惟公（指朱轼）所筑，至今无患”。
◎故事感悟
雍正年间修筑海塘一事，一直为后人视为清政府的一大德政。无疑，这里凝聚着朱轼的心血，记录着他的功绩。人们每次见到浙江海塘时，便会想起这位值得崇敬的人物——朱轼。
◎史海撷英
朱轼轶事
朱轼在高安可算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显赫人物，1665年生于高安村前艮下朱家的清贫人家。朱轼从小聪敏勤学，7岁时，有人指木匠锯板，叫他作“八股文”的“破题”，他应声答道：“送往迎来，其所厚者薄也。”破题是八股文的开头部分，要为圣人立言，要提起下文。朱轼的破题从表面上看，讲的是锯板，送过去拉过来，使厚的木材变成薄板；从句里面的意思看，破题中活用了古人的话，也可理解为人情冷暖，随着地位情况的变化，深厚的友情也会变得淡薄，这就含有更多的哲理，为下文的展开铺了路。难怪族中长老称之为“千里驹”了。
◎文苑拾萃
赐尚书朱轼
（清）雍正
高岳生良佐，兴朝重老成。
南宫持藻鉴，北斗秉权衡。
忠岂惟供职，清能不近名。
眷言思共理，为国福苍生。
李卫以“忠勤体国”获宠
◎人生世上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兰陵笑笑生
李卫（1686—1738年），江苏丰县人（徐州），康熙时捐资员外郎，雍正朝署刑部尚书，授直隶总督。李卫同鄂尔泰、田文镜均系雍正帝心腹。
李卫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以捐纳入仕，为兵部员外郎，两年后，调户部郎中。雍正登基后始用外任，历任道员、布政使、巡抚、总督。
李卫的个性极强，他的优点和缺点也都十分突出。他敢作敢为，办事一向以国事为重，雷厉风行，所到之地，都能顿见成效。但是，他生性骄纵，对上官粗率无礼，对属下极为刻薄，有时还接受他人的馈赠。对这样一个优缺点都十分明显的人，雍正帝正是看中了他的长处而委以重任，同时对他的缺点不断加以批评教育。
李卫曾任浙江巡抚，调任后仍干预浙江事务，被后任程元章密参。雍正帝就此批道：“李卫之粗率狂纵，人所共知者，何必介意。朕取其操守廉洁，勇敢任事，以挽回瞻顾因循，视国政如膜外之颓风耳。除此他无足称。”这段话基本上反映了雍正帝对李卫的看法，也表明了重用李卫的原因。一方面赞扬他勇于任事，大节好，同时也批评他粗率狂纵，不注意小节。而重用李卫的原因，是要以他为榜样教育那些无所事事者，以改变“视国政为膜外”的颓废风气。
李卫以国事为重、勇于任事的工作作风确实是十分突出的。他在户部任郎中时，负责钱粮入库。当时有一个亲王管户部事，指令每收钱粮1000两，加收平余十两。李卫大胆谏阻，而亲王不听。李卫遂置一柜，蓄其钱，外写“某王赢余”，置于户部东廊下，使其贪赃行径暴露于众。结果，把那个亲王弄得非常难堪，乃停止多收。
李卫勇于任事，还表现在他不论在何地任何职都能把处理朝廷要务放在第一位，而且能一鼓作气，有一种不干出名堂誓不罢休的拼劲儿。康熙末年，盐务废弛，百弊丛生。这是雍正初年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李卫任云南驿盐道时，一上任便严格管理，严肃法纪。他发现盐务废弛的症结在于官吏营私枉法，于是毫不留情地劾罢多名官员，终于使云南的盐务整顿取得明显效果。待其至浙江巡抚任上，仍致力于整顿盐务，并把重点放在捕捉盐枭上。浙江沿海产盐，不仅自给，而且可供往江苏。清政府为增加税收，规定食盐不得私卖。然而，长期以来，私盐不绝。清政府多次下令禁止，但由于浙盐销往江苏，涉及两省，而两省官员或不闻不问，或互相推诿，乃至大盐枭一再漏网，逍遥法外。李卫得知这一情况后，下决心彻底整治。他专门组织了缉捕队，活动于江、浙两省，与盐枭斗法，终于计擒盐枭沈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