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四川在一个月内征四五万名知识青年从军，飞赴印缅补充远征军兵员。
四川无数大中学生和公教人员群情激昂“泣请从军”，很快就有四万多人奔赴前线……
其实，四川各地热血青年踊跃从军的高潮从未间断过。
1943年11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第三版上刊登过一则消息：新津县的爱国模范、72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动员四个儿子中的三个先后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曾被誉为“模范父亲”的安县王者成老人，在为自动请缨出征的儿子王建堂送行时，场景更是催人泪下：谁也想不到，他赠给儿子的竟是一面“死”字旗！
在白布旗的正中，是一个大大的“死”字。旗子的左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亏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往勇直前，勿忘本分！”
1942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粮食奇缺，全川物价暴涨。据统计，仅成都一地，自1942年12月至1943年1月，一月之内米价上涨三倍以上，粮、糖、盐、火柴等，都曾限量供应，几千万四川普通民众因此挣扎在饥寒线上。
然而，为了支持前方的抗战，就算在这样万般艰难的情况下，四川百姓们仍加紧耕种、生产，支援前方。抗战军队的军火枪械、军衣被服等，当时主要是靠待遇菲薄的四川工人日以继夜加班加点赶出来的。
到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极度困难，军费紧张，全川又掀起了献金高潮。1944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到川中各地劝导节约开支，奉献钱财，进一步推动了献金运动在全川展开。
这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内举行。从官员到市民、商人、教师、川剧艺人……人人踊跃捐献。
最后催人泪下的情景出现了：一长串衣不蔽体、瞎眼跛脚的乞丐，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地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分币叮叮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里，然后蹒跚着走下台。看着此情此景，全场哭泣声四起，人们争先恐后地掀起又一轮献金高潮！
“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一日誓不返乡”，“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的口号声响彻会场。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抗战中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5亿多元。这些钱，是四川人民一点一点挤出来的血汗钱！正是这一笔笔沾染着民众血泪的巨款，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日本人同样深知“中国大后方”四川的重要，仅对四川的轰炸前后就持续了六年多时间，四川百姓因此承受了巨大的苦难。据统计，在日本对四川的轰炸中，共有26000余人被炸伤，22500余人被炸死，财产损失难以统计……
为了配合盟军和空军作战，从1943年12月起，空军需要在成都周围的新津、邛崃、彭山、广汉、温江、德阳等地，新修或扩建数个大型机场。修筑工程浩大而艰巨，需要动员民工150万人参加。
四川各地的群众纷纷赶来修筑，修抗日机场的行动基本上成了全民动员的自发行动。然而，就是这些衣衫褴褛忍饥挨饿的民工们，不畏艰难，硬是凭着一双双手和简单的工具，在半年时间里就修建好所有机场。
1944年6月16日，中国空军第一批B29轰炸机群从成都附近各机场起飞，飞到日本钢铁中心八幡市上空投弹，八幡霎时变成一片火海——这是中国第一次远程轰炸日本本土。
到1944年年底止，从成都附近各机场起飞的B29飞机对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地投下的炸弹共计3623吨，令日本侵略者心惊胆寒！
◎故事感悟
四川百姓，包括无数来自他乡各地的民众们所缔造的抗战奇迹流芳千古！这些早已隐没在历史陈迹中的官兵们、百姓们，撑起了抗战时期半个中国的历史天空。他们纵然平凡、普通，却是那个时代中的英雄。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川人抗战的事迹，可以说是对这句名言最好的诠释。
◎史海撷英
常德会战
1943年11月初，日寇出动16万精兵，自华容至松滋地区之间分三路向湘西北发动强攻，妄图一举占领常德，并威胁长沙、衡阳。中方共约21万官兵奋起抗击，在暖水街、茶元寺、石门、慈利等处谱写了一曲曲痛击日寇的英勇篇章。在常德城保卫战中，七十四军五十七师8000男儿在常德民众的支持下与日寇展开了肉搏，虽然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但也让日军丢下了上万具尸体。五十七师将士以一师兵力守弹丸之地达16天，为中国军队形成对敌的反包围赢得了主动，迫使进城没几天的日寇仓惶撤退。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继上海、南京、台儿庄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也是抗战以来最有意义的胜利之一，在整个抗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具有一定的地位。
◎文苑拾萃
战时陪都重庆
重庆，在抗战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前具有“双都”的身份，即“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
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此外，在国民党政府于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陪都”至解放军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
抗战前，中国的首都是南京，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直逼南京，形势非常危急。1937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并于三日后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重庆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既明确了重庆担负“战时首都”的法律地位，也宣示了即使还都南京后，重庆作为陪都的地位也不会改变，即“永久陪都”。
红军坝——饮水思源
◎五人团结一只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邓中夏
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宪，字则民，江苏无锡人。曾在上海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1931—1935年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由于在担任党和红军主要领导工作期间，积极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红军被迫长征。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上，他被取消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职务。1946年，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1931年，从端午节起连续刮了48天西南风，滴雨未下。沟塘干涸了，禾苗枯萎了，叶集南边彭州一带薄沙壳地，干得冒狼烟。望着焦黄的禾苗，苏区的农民急得像热油煎心。这年他们刚从地主老财手里夺回土地，庄稼种得好、管得细，眼看就要丰收到手，谁料想却来了个卡脖旱！而那些夹着尾巴逃到白区的土豪劣绅们却暗暗地幸灾乐祸，有的还散布谣言：“共产党、红军，共产共妻，天怒人怨，老天爷放天火烧了他们的庄稼。今年断种绝粮，明年老东旧主好还乡！”龟缩在白区的反动民团也乘机加紧对苏区骚扰破坏。
能不能抗旱夺丰收，不仅关系到百姓的生活，也直接关系到苏区能否巩固和发展。在这节骨眼上，红军首长派模范营来支援，要他们配合地方武装保卫苏区、扩大苏区，同时和农友们一道开展抗旱斗争，夺取农业丰收。于是，苏维埃政府带领人民在红军的支援下，开始了拦河打坝的工程。一时间，在郭家洼、四里店一带，出现了千军万马向大自然开战的壮观场面。
在2000多人的日夜奋战下，拦河坝从史河两岸飞快地向河中心延伸。七天以后，大坝就要合龙了。红军模范营的战斗连和四乡赤卫队组成的突击队担任了主攻大坝合龙的任务。河水被大坝逼到了狭窄的合龙口上，水流湍急，50多公斤重的草包一落进“龙口”，立刻被急流冲跑了。赤卫队连长李德玉急得眼睛都红了，只听他一声大喊：“下水！”纵身跳进激流里，但还没等他落到河底，一个急浪就把他冲出几十米远。当他被人们扶上岸来时，见红军战斗连连长和十几名战士已经手拉手地站在水里，他马上又跳了下去。赤卫队员也一个接一个地跳下去。霎时，筑起了一道又一道人墙，急流被迫减缓了速度，人们趁势打下了一根根木桩，又在木桩前夹上门板、木板，然后放下草包，拦住水头，再填上麻包，大坝终于合龙了。紧接着，军民又连续战斗了三天三夜，把大坝加高加厚，于是一条长达1.5公里多的大土坝，像巨龙似的屹立在史河中间。那河水被挡住了去路，不到两天时间，就涨满了河筒子，然后朝两条支流——南桥河、马道河欢快地奔去，直扑两岸干渴的土地。军民们又加高了南桥河和马道河的河堤，还挖了一条1.5公里长的渠道，救了4万多亩庄稼。苏区群众一个个舒心展眉地笑了。
乡亲们饮水思源，都说：没有红军，便没有人民的天下；没有红军的帮助，也打不起拦河大坝。为了让子孙万代牢记红军的恩德，群众把这个大坝叫做“红军坝”。
这一年，尽管70多天没下雨，但是在苏区却是五谷丰登。人们载歌载舞，庆祝用汗水赢得的第一个丰收年。
◎故事感悟
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当然就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这样的军队必然战无不胜。
◎史海撷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中央政权机关，即中央工农民主政府。1931年11月7—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来自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和中央等根据地，红军部队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令、劳动法和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大会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张国焘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通过了《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劳动法》和《婚姻法》等。大会规定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下设组织、军事、外交、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检察、政治保卫局等机构。苏维埃政府主要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各根据地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政权。它的建立，对各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中枢指挥的作用，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推动革命斗争的进程，有着积极的作用。它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管理国家的初步尝试，在其后近三年时间里，在政权、军队、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
1934年10月政府随红军撤离江西苏区，1935年10月转移至陕甘苏区，1937年9月22日宣布取消。
◎文苑拾萃
中央苏区首都——瑞金
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并把瑞金定为首都。瑞金随之更名为“瑞京”，成为全国苏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1934年10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及临时中央政府等机关随部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从这里出发开始长征。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日趋合理，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明显加强，供电、供水、交通、通信的“瓶颈”制约得到根本缓解，瑞金也已经成为赣南、闽西、粤北的商业贸易重要城市。
九个炊事员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团结是坚强的。——格言
谢方祠，江西泰和人。长征途中任三军团一个连的司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总后勤部驻绥芬河基地转运站站长。1955年授大校军衔。
长征的时候，谢方祠在三军团的一个连队里当司务长。连里有九个炊事员。
那时候，天天行军、打仗，上级为了减轻炊事员的负担，规定每人只准挑四十斤，可是他们都打了埋伏，把粮食装在铜锅里，每个人都挑有六七十斤。开党小组会的时候，他们还给谢方祠提意见，说他只知道照顾炊事员，不关心战士，万一到前边弄不到粮食，部队吃什么？大伙儿都是为战士着想。谢方祠没有什么话说，只好让大伙儿多挑些。
行军路上，炊事班最热闹：锅撞碗，刀撞盆，叮叮当当乱响一阵；副班长老刘还不时讲个笑话，唱个山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战士们一见就说：“看，我们的戏班子来了！”走得高兴了，他们还打着哨子飞跑，就像六七十斤的挑子没放在肩上一样。
可是，炊事班在行军中是最辛苦的。中途部队休息，他们要烧开水给指战员们喝；宿营时，他们又要安锅灶、劈柴禾、洗菜、煮饭，每夜只睡两三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