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克服了种种困难，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但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不切实际，在外面奔波了七八年，还是没能让别人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在他68岁的那一年，他的一个学生冉有当了季康子的家臣，受到重用，出兵打败了齐国的军队。冉有劝说季康子将孔子迎回国，季康子就用很高的礼节请孔子回到了鲁国。
孔子岁数也很大了，他被鲁国人称为“国老”，很受尊敬。鲁国国君和季康子经常就一些国事来咨询孔子，但始终不重用他。孔子很失望，只好在家整理古代的文献资料，著书立说。孔子整理了《诗经》、《尚书》、《春秋》等多部文献，为保存我国历史资料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书后来成为儒家的经典著作，是每个读书人必须研读的书目。
孔子还教育了许多优秀的学生，据说他的门徒多达3000人，出色的有72个。晚年的时候，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早逝、子路战死，这极大地打击了孔子的精神。很快，在公元前479年，孔子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
墨子的大同思想
◎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宋·黎靖德
墨子（公元前480—前390年），名翟，《墨子》一书中多称“子墨子”。是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先秦诸子中唯一的自然科学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并有《墨子》一书传世。
“大同”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在宥》：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乎己也。同于己而欲之，异于己而不欲者，以出乎众为心也。……大人之教，若形之于影，声之于响。……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无己，恶乎得有有。睹有者，昔之君子；睹无者，天地之友。”
在这里，“大同”谓与天地万物融合为一，是指“养心”应当达到“忘物”、“忘我”的境界。而第一次对“大同社会”做出完整解释的是汉代的《礼记·礼运》，其中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从字面来解释，所谓“大同”就是——完全相同，无所不同，一切皆同——没有尊卑等级，没有贫富悬殊，没有种族差异，没有国界纷争。“大同社会”，就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全体人民所共有，财富为“天下”人民所共享，任何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怀，任何人都主动关心社会；没有亲疏之别，没有奸诈谋略，社会和谐，人民安康。
《礼记·礼运》篇是汉儒传下来的，这里面引用孔子的话就只能供参考。孔子本人对“大同社会”思想的论述和墨子很有不同。因为孔子是维护“周礼”和“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度的，孔子所向往的其实是私有制的“小康社会”。儒家讲究“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集解》：“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固曰不同。”
事实上，人类“大同社会”的思想来自墨子，墨子是受老子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大同社会”的思想家，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出“大同社会”的概念，但他提出的“大同社会”的伟大构想却影响了人类几千年，其功绩不可磨灭。
墨子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尚同”。《墨子》书中有《尚同》篇。“尚同”即“上同”，墨子主张：治国之道在于，人们的意见应当统一于上级——百姓上同于里长；里长上同于乡长；乡长上同于国君；国君上同于天子，天子最终上同于“天”。这是墨子针对当时国家混乱而提出的政治纲领。墨子认为，天下混乱是由于没有符合天意的好首领，因此主张选择“仁人”、“贤者”担任各级领导，他们爱国利民，造福于百姓。百官爱民，百姓安康，就能够达到天下大治。天下既然得到治理，天子就使得天下之人思想统一，并与天道保持一致。只有取信于民、依靠众人共同治理国家，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
总之，墨子认为，“尚同”是治国执政的根本与关键，只有做到了“尚同”，才能实现“天下大治”。
而墨子的“尚同”思想，和《孙子兵法》又有很大渊源。《孙子兵法·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孙子的原文如下：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在这段话中，孙子主要谈战略的相关要素，提出了“五事七计”。“道”就是“五事”之一。
孙子的这段话意思是说：“要想打胜仗，要以如下五个根本方面的因素为基础，去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估，从而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这五个根本方面即：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 四是“将”，五是“法”。所谓“道”，就是要使民众与君主同心同德，可与君主同生共死而不会惧怕危险。所谓“天”，就是指昼夜、寒暑与四季的更替。所谓“地”，就是指道路的远近、地势的平坦艰险、开阔狭窄与高低向背等地理条件对部队安危的影响。所谓“将”，就是要求将帅要具备足智多谋、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果断和严格要求等五种品格。所谓“法”，就是指军队的组织层次结构，责权划分，资金物资调配。凡属上述五个方面的事，身为将帅，都必须十分清楚。清楚这些情况，就能打胜仗；不清楚这些情况，就不能打胜仗。
所以要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探索战争胜负的情势：哪方的领导与部下心志相通？哪一方的将帅贤能？哪一方占有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法令能够执行？哪一方的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公正严明？我们根据上述情况，就可预知谁胜谁负了。
这个“道”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之“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所谓“道”，就是要使民众与上级（军官、君主）同心同德，可与上级（军官、君主）同生共死而不会惧怕危险。这就是“上同”。
在孙子这里，“上同”还不是一个词，而是两个词，“上”是上级（军官、君主），“同”是同心同德。后来就变成一个词了。
春秋时，周天子大权旁落，“政多出门”，诸侯列国间竞争日趋激烈。墨子面对兼并日益激烈的战国形势，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同情饱受战争之苦的劳动人民，同情被侵略的弱小国家，渴望出现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府。于是他就把《孙子》中的这个“上同”加以引申发挥和改造，成为建立一元化中央集权政府的理论体系——“尚同”思想。
墨子为实现他所憧憬的一元化政体，订下一条指令性的原则：“上同而不下比。”“上同”就是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同心同德；“不下比”就是，下边的百姓不准比周勾结，对当地的政治情况有所隐匿。换言之，唯有以天下百姓为耳目，高高在上的天子才能赏善惩恶，顺利推行政体的运作。
《尚同·中》说：“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
可见墨子主张：天下之人，都可以随时向天子反映情况，好与坏均可，这样天子就能够聪明圣智，无所不知，惩恶扬善。人们就不敢为恶了。如此，则可以实现天下大治。
而这，正是天下万民“上同”于天子的最好说明。
这个“上同”的主张，在墨子的时代，是根本行不通的，墨子漠视了天子和百姓之间的阶级鸿沟，但是墨子的大同思想却揭示了一个道理：即“大同社会”必须是没有阶级的。
《尚同》理论的出发点是：在“未有政刑”的初民社会里（奴隶社会早期），人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人人有自己的意见，“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欲使政治及社会上轨道，唯有人民自乡里而上，层层都服从各级的“政长”，最后所有各级的人民和政长都绝对服从于天子。而天子则“上同”于天。这种政体一定是公正合理的，因为天子是上天为人民福利而选择出来的。
这显然是孙子“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的理论范畴最大可能的延伸和提升，并且更加系统化。
《尚同》上、中、下三篇一再出现“一同天下之义”的语句。下篇更进而推论：“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
可见，在墨子看来，“尚同”作为治国的理念，最终的结果就是使“天下一家”、“万众一心”，这样就可以“天下大治”。
“尚同”的最终结果就是实现“天下大治”，即“天下大同”（一切人都“上同”于天子）。为达此目的，就需要人们做到如下两个方面：“兼爱”与“非攻”。
墨子主张仁爱之君治理国家，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什么是天下之害？用墨子的话说，就是：
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与今人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
墨子认为，“天下之害”是由“别”即“恶人、贼人者”产生的；“天下之利”由“兼”即“爱人而利人者”产生的。因此，他提倡“兼以易别”，并比较了“别士”与“兼士”的不同：
谁以为二士，使其一士者执别，使其一士者执兼。是故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是故退睹其友，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可以看出：“别士”不把朋友当做自己看待，也不把朋友的亲人当做自己的亲人看待。他看着朋友饥、寒、病、死而无动于衷，一概不管。“别士”自私冷酷，没有爱心，心里只有他自己。
“兼士”则不同：他把朋友当做自己看待，把朋友的亲人当做自己的亲人看待。他对待朋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完全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兼士”大公无私，博爱众人，爱人如爱自己，心里装着天下人。
墨子把天下的国君也分成两种，“别君”和“兼君”，并比较了他们的不同：
谁以为二君，使其一君者执兼，使其一君者执别。是故别君之言曰：“吾恶能为吾万民之身，若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君之言若此，行若此。
可见，“别君”不把万民之身视为己身，对待万民的饥、寒、病、死而无动于衷，一概不管。他是只管自己享乐，不管老百姓死活的昏君。
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闻为明君于天下者，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
“兼君”他先考虑万民，然后才考虑自己。对待老百姓“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他是心里装着老百姓、爱民利民的明君。
墨子认为“兼”就是“仁”，就是“义”。“兼爱”就是真正的“仁义”。他提出 “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认为是完全可以实行的。墨子认为“先圣六王” 都亲自实行过这个主张。
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禹求焉。
《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王取法焉！
《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若吾言非语道之谓也，古者文、武为正均分，贵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武取法焉。
墨子认为，大禹、周文王、周武王都实行过“兼爱”的学说，为万民“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如日月普照大地，无所偏私。他不过是向他们学习罢了。
墨子引用《诗经·大雅》：“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仁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