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墨子在这些论述中又揭示了“大同社会”的另一个前提，即人的社会觉悟是否极大提高。
历史上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理想，固然是比较可取的；但因为儒家极力维护等级制度，是不可能“治好国”，更不可能“平天下”（使天下平等）的。
墨子的“大同思想”虽然有着良好的愿望，但在私有制不断发展的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人类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能真正做到完全彻底地消灭私有制度，不能真正做到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彻底决裂，不能做到同传统的思想（私有）观念彻底决裂，所以，所有对人类前景的美好理想，只能停留在思想层面。
由于墨子的学说在秦朝以后，中断了近两千年，在清朝初年才被再次发现，所以墨子其人与其思想均不被世人所熟知。但是作为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能提出如此深刻的思想，其智慧和拳拳爱民之心是令人敬佩的。
◎故事感悟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提出过很多大同社会的思想，并设计了很多种大同社会的模式。墨子无疑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但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超越时代的思想可以探索，而超越时代的措施就会碰壁。无论如何，中国古人对理想社会的探索和追求是难能可贵的，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史海撷英
墨子多才艺
墨子擅长工巧和制作，在军事技术方面高于其他诸子，堪称博学多才。据说他能在顷刻之间将三寸之木削为可载千斤重的轴承。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一日而败。”他利用杠杆原理研制成桔槔，用于提水。他还制造了辘轳、滑车和云梯等，用于生产和军事。他还擅长守城技术（即所谓的“墨守”），其弟子将他的经验总结成《城守》21篇。
◎文苑拾萃
墨家学派
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大派别，分别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和邓陵氏之墨。分别以谈辩，从事，说书为主要思想，其中谈辩即辩论，从事即研究科学，说书即教书和研究各种典籍。他们各自以为是正宗，谁也不服谁，甚至互相倾轧窝里斗，致使墨家元气大伤。到了战国后期，墨家三派又汇合成二支：一支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另一支则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
可惜的是此后的时间，也就是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到清朝初年的近两千年里，墨学进入最低潮的时期。墨学基本上是处于停滞阶段，治墨者屈指可数，能找到的有：晋时的鲁胜、唐时的乐台、宋代的何芜及元代的陆友等。这些人名都生疏得很，可谓是“凤毛麟角”。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秦始皇的“以法为教、焚百家之书”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政策，但也有墨家自身未能保持生机和活力，以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的内因。大抵说来，还是墨家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难以实行，加上墨家独特的巨子组织，已经是一种变相的神秘组织，既不如儒家有治世的理想，也不如道家可深植于心灵，更不如法家能被巧妙地应用在政治上，因此，墨家思想慢慢地没落了。
倡“太平”张鲁兴米道
◎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长乐，乐身者不久而亡。——《后汉书》
张鲁（生卒年不详），沛国丰（今江苏省丰县）人。东汉末年割据汉中的军阀，汉末群雄之一。他是西汉留侯的十世孙、五斗米道教祖张陵的孙子。后投降曹操，官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有一子张富，又有一女，乃曹操之子曹宇之妻。
黄巾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的农民起义，是由张角利用太平道发动和组织起来追求平等、渴望一个大同世界的，它是道教引起的第一次社会震荡。
据载，自汉桓帝到汉献帝时（147—220年），黄老道在民间十分活跃，传播迅速且广泛，以张角领导的太平道和张鲁的五斗米道最有影响。汉灵帝时（168—189年），河北巨鹿人张角得到了《太平清领书》，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很受下层群众的信赖和推崇。十余年间，其教徒达数十万，几乎遍布华北。张角还利用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的社会条件，在下层群众中传教，广做造反起义的宣传，于184年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因起义军皆头裹黄巾为标志，故史称“黄巾起义”。
起义“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很快席卷了全国，太平道的信徒由“叩头首过”之士变成了燔烧官府的战士。经过十几个月的战斗，起义在东汉王朝的重兵围剿之下最终失败了，但斗争持续了十多年，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打击是持久性的，它动摇了东汉王朝，使东汉王朝被随之崛起的新军阀爪分。可以说，黄巾起义虽然没有达到它最终追求大同社会的目的，但它是造成汉王朝覆灭，继而形成后来的“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的重要因素。
张角于华北传播太平道时，五斗米道在巴蜀地区也广泛地传播开来。
五斗米道大体上创立于汉顺帝、汉恒帝时，其创始人为张陵，后人尊称“张道陵”、“张天师”，因凡入道者都要交纳五斗米而得名。许多人前来投他为师，弟子多达数万人，他立祭酒统领道民。张陵死后，其子张衡传其业；衡死，其子张鲁又继传其业。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益州牧刘焉乘天下大乱，企图割据西南，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袭击汉中太守苏固，以断绝由长安入蜀的道路。后来刘焉病死，其子刘璋继任益州牧，因张鲁不甚服从，刘璋杀害了鲁母家室，激起张鲁叛变。张鲁占据了汉中，成为汉末割据巴汉的地方军阀。他以五斗米道教民，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雄踞巴汉达30年之久，被汉帝封为镇民中郎将。在张鲁政权保护下，汉中人民生产发展，社会安宁，过着“民夷便乐之”的世外桃源式的生活。历史学家们对其颇感兴趣。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许多农民起义是利用道教来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如李流、李特领导的“流民起义”，正是依靠天师道教主范长生的资助和支持，才由衰转兴，称雄蜀地的。东晋道士孙恩、卢循领导的反晋斗争，其部下也大都是信奉五斗米道的农民，共同的宗教信仰成为他们英勇斗争的精神支柱。
◎故事感悟
“追求平等，渴望大同”是每一起农民起义军的初衷。东汉时的道教和五斗米教拥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几乎伸展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角落，为广大的底层百姓所信奉和接受，这使得道教和五斗米教能够同一些群众政治运动相结合，成为古代农民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我国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都是由道教和五斗米教组织和领导的，这些起义对加速封建王朝的垮台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史海撷英
张鲁与道德经
张鲁以《道德经》为五斗米道教的主要经典。为便于向其徒宣讲《道德经》，乃为之作注，名《老子想尔注》。提出“道”“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认为“道精”“分之与万物，万物精共一本”；主张君臣民皆须“顺道意，知道真”，“行诫守道”。又认为，“生”是“道之别体”，道人“但归志于道，唯愿长生”，“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只有“奉道诫”，将“积善成功”和“积精成神”二者结合起来，才能不死成仙。主张“治国之君务修道德，忠臣辅佐在行道”，指出如此一来，“道普德溢，太平至矣。吏民怀慕，则易治矣。悉如信道，皆仙寿矣”。还抨击儒家五经“半入邪”，“大伪不可用”；反对淫祀，认为“天之正法，不在祭 祷祠”；对宣扬“圣人天所挺，生必有表”，“仙自有骨，非行所臻”的《河》、《雒》纬书也予以否定，提出道徒“忠孝至诚感天”，通过修行自臻“仙寿”的观点。因此他尤其重视道徒的自身修养，倡导诚信，有病则忏悔己过。相传他又创涂炭斋等斋醮仪式。
◎文苑拾萃
《道德经》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传说是春秋时期的老子李耳所撰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并分为81章。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
天下为主，君为客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尊称为南雷先生，晚年自称梨洲老人，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清初五大师”，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运用古今对照的手法，对现实社会中的君主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古代的君主是为人民谋利的，“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倍于天下之人”。而后世的君主却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不惜以各种残酷险恶的手段将天下之财据为己有，“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封建君主享受天下之利，而将天下之害归于民众，却还美化这种“大私”的行为是“天下之大公”。黄宗羲揭露封建专制君主对天下的危害说：“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君主对于人民进行残害和剥削，故君主的设立是社会的最大祸害：“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那么，如何解决君民之间的利害矛盾呢？黄宗羲认为，人类的本性是“人各自私”，“人各自利”，因此，古代那些“不以一己利为利”，“以千百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的君主，是不合于人类“自私”、“自利”之本性的，“此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随着时间的推移，君位就成了人们用以谋私利的工具，而失去了人民设立君主的初衷。既然如此，他认为，防止君主殃民的最好方案就是取消君主，让人们自由地获取自己的私利：“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当然，黄宗羲也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全废除君主又是不现实的，其取消君主的理想只能限于“向使无君”的美好假设。出于这一认识，他又试图依靠臣下来制约君主，并设计了理想社会中所应有的君臣关系，以及作为国家重臣所应尽的职责。
黄宗羲认为，在设立了“天下之法”的情况下，可以不废除君主，但却要实行群臣分而治之的原则。他在《原臣》中说：“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群工”即群官，“工”、“官”同声，义通。这就是说，天下必须由群臣共同来治理，故大臣出来任职不是为君主个人，而是为了天下万民。出于这一目的，臣子们就不能屈从于封建君主的淫威，“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
黄宗羲指出，在现实社会中，臣子们颠倒了为臣之道，认为“臣为君而设者也”，自己的一切都是君主给予的：“君分吾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因此，臣下的一切政治活动都是为了君主的利益而进行的：“今以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苟无系于社稷之存亡，则四方之劳扰，民生憔悴，虽有诚臣，亦以为纤介之疾也……”他指责说，这种为君而不为民的原则是极其错误的，大臣不重视解救民众的患难，即使能够辅助君主而兴天下，或是跟随君主以殉难，也背离了为臣之道：“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
他告诫说，大臣作为政府官员，应该以为天下之人服务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而不能只效忠于君主，“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为君和为天下这两种不同的价值目标决定着大臣将扮演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角色，如果臣下为“君主之一身一姓”，就会一味顺从君主，那么，这就只是“宦官宫妾之心”，只是“君之仆妾”，而不能算一位堂堂的“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