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的另一层意义是公平无私，全民求同。该书的《三合相通诀》说：“太者，大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这里的“平均”，既指经济上的平均，又包括政治上的平等。作者强调，政治上均等无争的实现是“为人君”的前提，故书中说：“天地施化得均，尊卑大小皆如一，乃无争讼者，故可为人君父母也。”同样，在经济上也不允许少数人聚敛独占，作者直言不讳地宣称：“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帝王府库中的财物是大家“委输”的，“本非独给一人也”，穷人也应当从中取用，那些将天地间的财物据为己有的人，是“天地之间大不仁人”。作者主张人们“各自衣食其力”，依靠自己的劳动而致富，而后去周济穷困之人：“君子力而不息，……家遂富而无不有，……常力周穷救急。”文中还运用因果报应的理论预言，以这种合于平均的原则去周济穷困的人是会要增寿得福的。相反，那些有劳动能力而不劳动，专去掠夺贫苦者之财物的人，那些“积财亿万，不肯周穷救急，使人饥寒而死”的人，则罪大恶极，“死尚有余罪，当流后生”。
《太平清领书》继承了《道德经》中清静无为的思想，反对以智诈刑罚统治人民，并认为这是实现太平理想的重要前提。该书的第93卷《敬事神十五年太平诀》说：“太平者，乃无一伤物，为太平气之为言也。凡事无一伤病者，悉得其处，故为平也。若有一物伤，辄为不平也。”这就是说，杜绝任何对于人或物的破坏和损伤，才能称得上太平。因此，圣人治天下的理想社会是慎用刑罚的，《乐生得天心法》说：“圣人治，常思太平，令刑格而不用也”。作者设想，古代的君主是以“道”和“德”治人、胜人，而不用严畏智诈，后世却惯于“以威严与刑罚畏其士众，故吏民数反也”。
为了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太平清领书》的作者将慎动刑罚的问题与统治者自身的寿命长短联系起来。书中认为，不好为刑则寿长，“下古多用刑，故寿独少”，上古圣贤不重用刑罚，不好杀人，并非为人民考虑，而是“惜其身”，“自为身深计也”。因为不好杀人，慎动刑罚，这是顺应了天意，这样的君主是“得天之君”，将会感动神祇，天神将赐福于他，令其长寿。为了实现减省刑罚的理想，作者运用天人感应的理论警告统治者不要荼毒生灵，反对制作“重刑死法”，这些思想在当时是有进步的社会意义的。
《太平清领书》继承了前代思想家的民本思想，强调治国必须以民为本：“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也。”书中以阴阳思想来论证君民互通声气的重要性说，民众代表阴，君主代表阳，君民相通才能阴阳和合，产生中和之气，“中和气得”，才能“人民和调，王治太平”。如果“民气不上达，和气何从得”，君主一定要关心和重视民间疾苦，使民气上达，否则是难以致太平的。作者揭露封建专制制度下，官府对于上书言事者横加迫害的行径：有的将上言者立即杀害，有的在以后“更相属托而伤害之”，这就形成了万马齐喑的严重局面：“皆恐见害焉，各取其解免而已。虽有善心意，不敢自达于上也，使道断绝于此。民臣悉结舌杜口为喑，虽见愁冤，睹恶不敢上通。”在这种情况下，“帝王安能神圣于天与地乎？”又如何能够致太平呢？不仅难以实现太平局面，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言路闭塞的现象将导致祸国亡国的危害：“一言不通，辄有冤结；二言不通，辄有杜塞；……六言不通，六方恶生；……十言不通，更相变革。”这就是说，当言路阻塞现象发展到极至，等待着统治者的就是改朝换代，被取而代之了。
因此，作者设想了令民气上达的方法：“天下州、县、乡、里置封，仰万民各随材作书，直言疾苦利害可否，致书投于封中，长吏更撰上天子，令知民好恶、贤不肖、利害，可集议而理之，即太平之气至矣。”
《太平清领书》针对封建社会中吏治腐败的现象，抨击那些依仗钱财与势力或欺骗手段而做官的人，斥责他们无才无德，只会“以害人为职”，“盗采财利，以公趣私，背上利下”，“欲得大官，以起名誉”。作者认为，这些人不但“未足以为帝王之臣”，而且是“天地之害、国家之贼、民之虎狼、父母之恶子，天地憎子，鬼神恶之”，故当其罪恶泄露后，应该立即诛杀，“以称天心，以解民之大害”。
作者假托古代帝王，道出了自己任贤选能的理想。作者认为，任命官吏首先应该考虑的是道德和政绩：“官者，……以封有德、赏有功也，不以妄予无功之人也。无功之人，天地所忽，神灵所不好爱也。”各级政府官员是治理国家的栋梁，他们的素质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统治机构的运行。选拔有德有功者担任各级行政职务，才有可能胜任治国安民的重责，才能保证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能否做到用贤任能，这又是关系到帝王的切身利益的大事。故作者在《使能无争讼法》中告诫说：“上古帝王将任臣者，谨选其有道有德、不好杀害伤者，非为民计也，乃自为身深计也。”
在东汉后期，外戚宦官相继专权，朝政腐败，地方官吏贪赃枉法，陷害无辜，豪强大族兼并土地，灾荒频仍，国家面临“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仍然在穷奢极欲，横征暴敛，处于这种极不太平、极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下，生计断绝的广大农民迫切期望太平、平等。故《太平经》的出现，给予了劳苦大众反抗压迫的纲领和希望。此后，北宋时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正式喊出了“均贫富”的口号，要求在经济上打破贫富不均的不合理现象；南宋时的钟相、杨么起义进而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不但要求经济上的平均，而且还要求政治上的平等。这些思想是中国农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的一个求得社会的认可、求得生存的大同，归根结底是求得经济平均和政治平等的社会地位。
◎故事感悟
《太平经》的作者提出了“周穷救急”的经济平均理想和“尊卑大小如一”的政治平等原则，勾画出了一个人人劳动、平等互助、上下相通、贤才并进、物富民安、奸邪退灭的太平世界。尽管其中不少主张在当时只是纸上谈兵，不免陷于空幻，但其深刻地针砭了当时社会种种的弊病，喊出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理想和愿望，成为鼓舞民众奋起反抗封建压迫的政治、经济纲领。
◎史海撷英
太平道的创立
东汉末年，因朝廷和地方政令混乱不堪，农民生活困苦。有见及此，张角、张梁、张宝兄弟三人于魏郡，用法术、咒语到处为人医病，许多生病的百姓喝下他的符水后，都不药而愈，张角被百姓奉为活神仙，张角又派出“八使”到外传教。因此，追随兄弟三人的信徒愈来愈多，甚至高达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大州，几乎占了当时全国的四分之三。许多人为了投奔张角，不惜变卖家产，千里迢迢，争先恐后，沿途挤得水泄不通，据说半途被踩死的就有万余人。
张角在民间活动10多年，有三四十万人加入，张角见信徒渐多，便创建了“黄天泰平”，又称“太平道”管理信徒，自称“大贤良师”。他把势力范围分三十六区，称为“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推一个领袖，全由张角控制，反抗汉室之声日盛，不过信众中不乏豪强、官员、宦官等，所以汉室并未多加理会。
◎文苑拾萃
《正统道藏》
《正统道藏》是中国道教史上重要道藏之一，明代编纂。明成祖即位之初（1403年），曾令第43代天师张宇初重编《道藏》。永乐八年（1410年），张宇初去世，第44代天师张宇清继续负责。到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始行刊板，又令道士邵以正督校，增所未备，于正统十年（1445年）校定付印，名《正统道藏》，共5305卷，480函，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采用《千字文》为函目，自“天”字至“英”字，每函各为若干卷，颁之天下，藏于各名山道观。到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命第50代天师张国祥续补《道藏》，仍以《千字文》为函次，自“杜”字号至“缨”字号，凡32函，180卷，名《万历续道藏》。与《正统道藏》合计共5485卷，512函，即现存明版《正统道藏》，这是我国现存的唯一官修道藏。
“均贫富等贵贱”的理想
◎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尚书·太甲下》
钟相（？—1130年），在家乡利用宗教活动组织群众，凡加入他的组织——乡社的农民，共同攒积钱财，实行互助共济。他代表了农民要求财富上平均、社会地位平等的政治主张，以此深受群众拥护。周围数百里的贫苦农民加入乡社的不计其数。
中唐以后，农民的社会理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提出了经济上的平等要求，而且要求政治上的平等。唐末农民起义的领导者王仙芝自称为“天补平均大将军”。本来“天补平均”的思想是老子提出的，《老子》一书中曾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反映了道家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可能是受以前黄巾起义以道教经典《太平经》阐发其理想的影响，王仙芝亦以道家的经典《老子》作为社会理想的依托，自己径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尽管他对“天补平均”的思想未作展开，但他以此为标榜，以此加冕自己，说明他是以道家的平均主义思想为理想目标的，并以此作为旗帜，号召广大农民群众发动了唐末农民起义。
要求经济上的平等、反对封建特权阶级对财产的占有，几乎成了唐代农民共同追求的目标。唐代农民起义的另一领袖黄巢也是如此。黄巢同王仙芝一样，也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又称“冲天大将军”和“率土大将军”。这些称号不是随意的，而是寓蕴了丰富的含义，是对农民所追求的平均主义思想的概括，是传统的农民平均主义社会理想的形象化和口号化。
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巢既自称是“天补大将军”，又自称是“率土大将军”，把土地问题融进了自己的称号，并与“天补均平”相提并论，说明在此“均平”中实际上包含有土地均平的含义。比起王仙芝的单纯“天补平均大将军”似乎进了一步。根据史书记载，黄巢在起义中，为了“均平”，他采取了救济穷民的措施，旨在消灭贫穷，实行贫富均等。如他率大军进入长安时，“见穷民，抵金帛与之”。类似情形，在《旧唐书·黄巢传》也有记载：“时巢众累年为盗，行伍不胜其富，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如果以此材料与其称号相参证，诚如上述，这说明他的“天补均平大将军”的封号并不是毫无内容的空洞名号。黄巢、王仙芝等所追求的确实是经济上的平等，确实以“天补均平”作为其理想目标，指引他们进行英勇斗争的思想武器就是经济上的平等思想。
进入宋代以后，农民要求政治上平等和经济上平等的理想构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果说唐代的王仙芝和黄巢还只提出“天补均平”的口号，其“均平”的理想蓝图尚很模糊，那么，北宋王小波、李顺则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主张，并对“均”的内容作了具体的规定。所谓“均”，既是“均贫富”，亦是要消灭财产上的贫富悬殊，实现无贫富的理想世界。王小波在发动农民起义时，就曾以此为号召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李顺在起义中把“均贫富”付诸了实践，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财粟，据其生齿之外，一足调发，大赈贫乏（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为了均贫富，强制富户大姓把占有的除自身生活以外的多余财产分给穷民。“均贫富”反映了农民的要求，特别是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更具有吸引力，因此他们纷纷投奔起义军，“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
为了实现“均贫富”的理想，摆脱农民贫穷困境，南宋的农民举行了一系列的起义，前有方腊的起义，后有钟相、杨么的起义，他们一致把“均贫富”作为起义的行动纲领。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救助穷民和实现经济上的平等，所到之处，皆力行之。史书曾称道说：“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小康矣。”起义军一方面征收富户大姓占有的大量多余财产，另一方面又采取农民之间的互助来帮助穷者。一家有事，同党之人皆出力以相赈恤。尤其是农民之间的相互救助特别受到重视，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气象，“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庄绰”。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方腊起义之后发动的钟相、杨么起义，在“均贫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等贵贱”的口号，把经济上的“均贫富”和政治上的“等贵贱”紧密地结合起来，农民所追求的不仅是自身存在所必需的的物质利益，而且也包括人身权利平等的要求。钟相曾对农民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就是说，贵贱贫富的存在是非法的，保护这种封建特权的法律不是好的法律，必须加以废除，以新的法律取而代之，从法律上确定和保护政治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平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