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臣下应该勇敢地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与君主共同治理天下。他设想的君臣共同治理社会的美好图景是这样的：“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执绋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娱笑于曳木者之前，从曳木者以为良，而曳木之职荒矣。”君与臣共治天下就如同一起牵拉大木，齐心协力，前呼后应，共同唱着举重劝力的劳动号子，君臣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各自尽着自己的职责；如果只是摆样子，走形式，或娱乐嬉戏，随人而动，那就没有履行曳木之职，不能完成好曳木的工作。
为了真正地实现“分治之以群工”的想法，他认为要设治“政事堂”。“政事堂”是行使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它统领着国家的内务、军事、财政和司法等各方面的事务。黄宗羲的这一设想是针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封建皇权日益集中的弊端而发的，在封建专制皇权高度发展的明代，各种权力集于皇帝一身，事无巨细，皇帝统统都要过问或亲自处理，各级官吏无法在治理国家的事务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由此而产生诸多弊病。正如王船山所提出的那样，君主“与民竞智”、“与庶官争权”，“与民竞智而挠之者益工，与庶官争权而窃之者益密，明敏之过，终之以昏”；又导致了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低下，各级官员丧失责任心。黄宗羲有鉴于此，强调由“政事堂”的各个部门分别管理国家政务，改变君权高度集中的现状，体现了其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进步思想。
在“政事堂”等行政机构之外，黄宗羲又主张由学校行使立法和监察权，在《学校》一文中他提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学校应该像“东汉太学”那样，“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天子之所是，未必所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他设想了由“太学”行使立法和监察权的具体方法：“每朔望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实，祭酒直言无讳。”学校君主带领众官员听取学校负责人“祭酒”讲学，而学校负责人则可以当面指陈政府或君主的过失。各地的立法和监察机构亦与此相类似：“郡县朔望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黄宗羲设想，由学校负责人行使对君主和政府官员的教育职能，对国家行政机关的政策进行评论和批评，提出自己的施政建议，执行立法和监察职能。这种学校议政的主张，是对封建社会中“庶民不议”这一观念的否定，也是对东林党和复社的政治斗争经验的肯定和发展。
黄宗羲还设想，理想社会应该立“天下之法”，以法来治理天下。他所说的“法”，是有其特定含义的。他认为，三代以上才有法，而三代以下并没有真正的法。为什么这样说呢？他阐述说：“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这种为了保障天下之人的基本物质生活，为了保证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为了教化百姓，而不是为谋取君主个人的私利而设立的各种法律制度，才能算得上是法。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封建君主为了维护其一姓之私利而设立的“一家之法”是不能称之为“法”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治理好天下主要依靠明主而不是依靠法度，黄宗羲针对这一论点，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点。所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就是强调法度在治国安民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当天下没有合理的法度，人们被“一家之法”所束缚的情况下，即使有能治天下的“治人”也是无济于事的，他说：“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相反，如果设立了合理的法度，则即使治天下者不甚贤明，也不至于对民众造成太大的灾难：“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基于上述认识，黄宗羲得出结论说：“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总之，黄宗羲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能够大胆地否定封建君主的统治，提出由群臣共治天下，并设立一系列机构来推动这一原则的实行，反映了启蒙思想家渴望抑制封建独裁君主，扩大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的要求，故其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对于如何行使群臣共治天下，如何保证学校对于封建政府行使监察权，《明夷待访录》中没有能够做出明确的设想，这正反映了黄宗羲所代表的市民阶级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性。
◎故事感悟
黄宗羲否定了封建专制主义下的“一家之法”，主张设立“藏天下于天下”的“天下之法”作为治理天下的基本纲领，取代封建君主的统治。他所提出的“天下之法”，是反映了广大民众利益的法度，在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的历史条件下，立“天下之法”以治天下的政治理想，代表了市民阶层和一般民众的利益，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史海撷英
黄宗羲的赋税思想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反对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他说“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指出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分析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指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指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黄宗羲提出的赋税主张是：第一，“重定天下之赋”，定税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第二，征收田赋“必任土所宣，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分别以240步、360步、480步、600步和720步作为5亩，即把土地分为5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文苑拾萃
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王禹偁设想的理想国
◎君子之忧乐在天下，小人之忧乐在一身。——《薛子庸语》
王禹偁（954—1001年），宋代诗人、散文家。字元之。汉族。济州巨野（今山东省巨野县）人。晚被贬于黄州，世称王黄州。出身贫寒。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所构想的世外桃源，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王禹偁的《录海人书》即是受其影响而形成的一部作品。作者假托秦朝一位海上居民给秦始皇上书，叙说自己在一个孤岛上偶遇当年随徐福去海上求仙的童男童女，这些人在此已建立了一个和平美好的海上乐园。通过对这个世外乐园的描绘，作者寄托了自己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录海人书》说：
有居人百余家，垣篱庐舍，具体而微，亦小有耕垦处。有曝背而偃者，有濯足而坐者，有男子网钓鱼鳖者，有妇人采撷药草者，熙熙然殆非人世之所能及也。臣因问之，有前揖而对臣者，则曰：“吾族本中国之人也。天子使徐福求仙，载而至此……舟中之粮，吾族播之，岁亦得其利；水中之物，吾族捕之，日亦充其腹。又取洲中葩卉以芼之，由是，吾族延命而未死焉。死则葬于此水矣，生则育于此洲矣，怀土之情亦已断矣！且不闻五岭之戍，长城之役，阿房之劳也，虽太半之赋，三夷之刑，其若我何？”
在这一理想国中，人们摆脱了封建专制君主的羁绊和控制，也不存在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奴役和剥削，人们过着人人劳动、自给自足的和平生活，没有劳役和赋税，也没有严刑峻法，真是一个海上的世外桃源。
最后，作者又假借该岛居民之口，提出了“薄天下之赋，休天下之兵，息天下之役”的主张。文中说，当访问者将登舟离开海岛返回大陆时，岛上的居民委托他转告君主，“子能以吾族之事闻于天子乎？使薄天下之赋，休天下之兵，息天下之役，则万民怡怡如吾族之所居也，又何仙之求，何寿之祷耶？”至此，作者的意图才得以全部展现，希望现实中的社会制度能够如同《录海人书》所描绘的那样。
◎故事感悟
王禹偁的《录海人书》通过虚构的、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表达了作者理想中的国家应是轻徭薄赋的社会天下大同的社会，表现了对于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批判，也反映了劳动人民企望建立一个没有封建压迫和剥削的理想社会。
◎史海撷英
王禹偁的政治主张
王禹偁为官清廉，关心民间疾苦；秉性刚直，遇事直言敢谏，不畏权势，以直躬行道为己任。他一生中三次受到贬官的打击，乃作《三黜赋》，申明“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表现了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
王禹偁在政治上主张改革，曾向朝廷提出许多建议，在《端拱箴》、《三谏书序》、《御戎十策》以及知扬州时作的《应诏言事疏》等著作中，他提出了重农耕、节财用、任贤能、抑豪强、谨边防、减冗兵冗吏、淘汰僧尼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主张，虽大多数未被太宗、真宗采纳，却为宋仁宗时范仲淹等人的“庆历变法”开了先声。
◎文苑拾萃
村 行
王禹偁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暴富送孙何入史馆
王禹偁
孟郊常贫苦，忽吟不贫句。
为喜玉川子，书船归洛浦。
乃知君子心，所乐在稽古。
汉公得高科，不足唯坟素。
二年佐棠阴，眼黑怕文簿。
跃身入三馆，烂目阅四库。
孟贫昔不贫，孙贫今暴富。
暴富亦须防，文高被人妬。
《太平清领书》中的“万年太平”理想
◎为善不同，同归于治。——《尚书·蔡仲之命》
张角（？—184年），钜鹿（治今河北平乡）人。中国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军“黄巾军”的领袖，太平道的创始人。他因得到道士于吉等人所传《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遂以宗教救世为己任，利用其中的某些宗教观念和社会政治思想组织群众，约于灵帝建宁（168—172年）初传道。中平元年（184年），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自称“天公将军”，率领群众发动起义，史称“黄巾起义”。不久张角病死，起义军也很快被汉政权所镇压。
在中外历史上，发生过不少在宗教外衣下进行的人民起义，宗教的某些教义和经典常常成为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的旗帜。《太平清领书》正是这样一部曾经为农民起义提供了思想武器的宗教典籍。
《太平清领书》又名《太平经》，是东汉早期道教所依据的经典。全书共17卷，作者为东汉时期的于吉（一作干吉）等人。该书的成书经过了长期历史演变过程，其内容十分庞杂，既有对于前人思想的继承，又有对于时代思潮的反映；有的思想来自上层社会，有的又来自民间，其中的不少思想反映出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该书一直在民间秘密流传，当汉末农民大起义风暴掀起之时，书中对于理想社会的构想就成为激励和号召人民揭竿而起的旗帜。
《太平清领书》追求一个太平世界。何谓“太平”呢？《太平经钞癸部》解释说：“太者，大也；大者，天也；天能复育万物，其功最大。平者，地也；地平，然后能养育万物。”可见，“太平”二字的含义就是天地育养万物，让万物和人民得以生长，防止任何对于人或物的破坏和损伤。如何才能实现太平理想呢？受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论和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书中认为，欲实现人世间的太平，首先必须调和阴阳。《和三气兴帝王法》说：“阴阳者，要在中和，中和气得，万物滋生，人民和调，王治太平。”阴阳和顺，才能使万物得以滋生，物产丰足，人民和乐，实现太平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