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兢不改史
◎图大者，当谨于微。——吕近溪
吴兢（670—749年），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著有《贞观政要》一书，至今流传。
唐中宗时，吴兢和史学家刘知几合作，撰写了《则天皇后实录》。有一件史实是这样的：武则天晚年有两个宠臣，一个叫张宗昌，一个叫张易之，二张依仗武则天的宠爱，横行霸道。宰相魏元忠建议武则天不该留二张在身边。二张知道后，对魏元忠恨之入骨，又怕武则天死后，魏元忠会对他俩下手，就密谋诬陷魏元忠有谋反之意。武则天听信了谗言，将魏元忠逮捕入狱。张宗昌又暗中诱逼凤阁舍人张说出堂作证，说事成后，提拔他。张说只得答应了。同僚宋璟对张说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万万不能伙同小人陷害忠良啊！”在同僚的激发下，张说在朝堂上言道：“臣确实没听魏元忠有此言，是张昌宗逼我作证的。”魏元忠才得以免死。
吴兢对这件事，直言不讳，如实做了记载。
张说担任了宰相，兼管国史。看到上述那段史实的记载，感到很难堪，认为有损自己的形象，就动了改史的念头。
一天张说去国史馆，翻阅国史，假装说：“刘知几这人太不人道了，故意让我难堪！”实际他明明知道是吴兢写的。吴兢听了，立刻站了起来，说：“是我写的，史稿尚在，你不能错怪死去的刘知几！”史官们惊得变了脸色，吴兢毫不畏惧，仍坚持如实记载。
张说又暗地里去求吴兢，做几个字的更改，还说：“一定知恩图报！”又软言乞求了好一段时间。吴兢终未答应，说：“假如答应了您的请求，那么这部书就算不得史实了；不算作史实，又怎么让后人相信呢！希望您能够谅解我。”
◎故事感悟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感受到了吴兢那不畏权势、坚持正义、尊重史实、治学严谨的精神，以及维护中国历史尊严的高贵品质。这种精神是永远值得称颂的，而且我们也要把这种美德传承下去。
◎史海撷英
唐朝的货币制度
唐王朝建立后，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货币制度。唐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法令，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的问题不断恶化。
◎文苑拾萃
《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诫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是对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后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王安石两奏改错注
◎大凡做一件事，就要当一件事。若是苟且疏忽，定不成一件事。——吕坤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汉族。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官至宰相，主张改革变法。诗作《元日》、《梅花》等最为著名。
熙宁四年（1071年），宋朝大学者王安石接受了一道皇上的谕旨，组织学者重新注释《周礼》、《毛诗》和《尚书》。这可是个劳心伤神的事。因为那时候的资料并不详尽，检索手段也十分落后，要完成这些注释难度是很大的。
担任《毛诗》注释的是王安石和他的儿子。父子俩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翻阅资料，反复推敲，细心审核，取得极大的成功，但也遇到了很多棘手的问题。《毛诗·豳风·七月》中，有“八月剥枣”这个诗句，在前人的注释中，把这个“剥”字注释为“去掉”。王安石父子根据诗中“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寿眉”的上下文，推出“剥者，剥其皮而进之，所以养老也”的新义。但是事后，王安石总觉得不妥。
熙宁八年（1075年），全国发行《新经毛诗义》以后，王安石仍然忐忑不安，生怕书中有所疏漏。过了5年，王安石就此事接连向宋神宗上奏了两个折子：第一次上奏《论改诗义扎子》，作了自我批评，认为自己的校审工作不够仔细；第二次上奏议折，提出删掉“剥枣”的注释。认为“说文解字”应当和人们的共同看法相一致，哪怕是稍有不妥的地方，也必须纠正。
原来，王安石惦记着注释中的“剥枣”一词，在秋收季节，他特意到附近的农村走了一趟。看到家家户户都忙着收割，就向村里的娃娃们询问：“你们的爹娘到哪里去了？”孩子们用他们那稚嫩的乡音答道：“去枣园‘打枣’去了。”王安石听了，茅塞顿开——噢，原来“剥枣”就是“打枣”的意思啊！于是，他马上赶回上奏皇上，要求去掉他原来作的注释，按照实际的意思重新作注。
这件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后，王安石每当谈及，都不免内疚一番。心想，早知道这样，就应该在注释以前亲自到农民的枣园里问一问，了解一下剥枣的真正含义，怎么能想当然地妄下结论呢。
◎故事感悟
我们应该学习王安石严谨治学、谦逊求实的态度，不要人云亦云，自己不做认真的分析便附和别人。特别是为图虚名，到处拿别人的东西来装饰自己门面的治学态度，更应该摒弃。只有踏踏实实地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学水平，才能开拓我们的视野，扩大我们的知识面，提高我们的文学艺术水平。
◎史海撷英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但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后来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文苑拾萃
千秋岁引
王安石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
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
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它情耽阁，可惜风流总闲却。
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
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顾炎武的治学态度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古来一般学者最容易患的是穿凿的毛病。——邓拓
顾炎武（1613—1682年），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尊称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
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和史学家顾炎武用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写了一部洋洋八十万言的读书札记《日知录》。这部“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的巨著，“凡关家国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词尤切至明白”（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叙）。
《日知录》问世三百多年来，始终被学术界尊为精品，以至成为清一代文史大家如阎若璩、钱大昕、唐甄、朱彝尊、方苞、全祖望、戴震、赵翼、姚鼐、洪亮吉、刘逢禄、魏源等一再疏正论辩的“显学”。
虽是一部倾注大量心血精炼而成的巨著，但顾氏为该书所写自序却只有短短的61字：“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倘若减掉书名来源和作者籍贯姓名所占十五字，则仅余四十六字，真是精练得不能再精练了。其意是说，我从小读书养成一个习惯，每有心得，便信手记录下来。日后发现与新材料和新认识有不合之处，就反复修改。倘若发现与古人所见略同，则干脆删除。日积月累，花30年工夫写成本书，期待后世方家审正。自序所言“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是务实，表现了顾炎武刻苦钻研、独立思考，尊重先辈劳动，不掠他人之美的严谨治学态度；“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以正后之君子”，是求真，反映了顾炎武勇于探索、认真修正，谦虚谨慎、无愧后人检验的扎实治学精神。
顾炎武毕生提倡务实求真、去芜存菁的学风，反对治学中的蜻蜓点水和沽名钓誉现象。他把追名逐利、草率自刻文集的人斥之为“失足落井”，把不辨良莠、盲目为这类文集作序斥之为“落井下石”：“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于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坠井也。若更为之序，岂不犹之下石乎！”更鄙视投机取巧、粗制滥造，甚至变相攫取前人学术成果的劣迹。他在《与人书十》中以铸钱来比喻治学，抨击不学无术之徒想铸新钱又不肯“采铜于山”，只好去收买“废铜”或“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
与这些投机取巧的做法不同，顾炎武治学则本着精品意识，惨淡经营，一丝不苟。他常年埋头于汗牛充栋的史料之中，披沙拣金，为辑《天下郡国利病书》而“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可谓竭泽而渔了。但是，他仍然感到书中尚有“与今不尽合”之处，亦须“增补”。故而完稿之后“存之箧中”，不肯轻易示人，“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他对待著述精益求精、慎之又慎的精神，是何等令人肃然起敬！当友人向他问起《日知录》的写作进度时，他如实回答：“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古往今来，精辟的读书札记大多以短见长，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最多者也不过二三千字。顾炎武潜心“采山之铜”，笔耕一年，“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充其量也不过万把字。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经验之谈，又是何等令人振聋发聩！
◎故事感悟
顾炎武的治学精神，源于他对社会、对真理的责任意识。他治学绝非一时心血来潮，即兴而作，而是作为毕生的追求，数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又与友人论门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