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确实是一次相当艰难的远征。虽然出师前对军饷做了周密安排：从北京至宣府（今河北宣化）沿途以各卫仓逐城支给，再北则用武刚车3万辆，运粮20万石，随军而行，每十日路程筑一城贮粮，以待回师之用。尽管如此，当明成祖班师回朝时，军队已经几乎断粮，他把御用的储粮散发给将士，又命军中互相借贷接济，还京后倍偿，才借以暂渡饥困。
这次北征收到了明显效果，第二年冬天，阿鲁台便主动遣使来朝，表示愿意归附。阿鲁台同时还提出请求役属女真和吐蕃诸部，请朝廷刻金作誓词，磨金于酒中，同诸酋长饮酒誓盟。不少朝臣主张准许其请，以求安宁，唯独阁臣黄淮反对。
“彼势，分则易制，一则难图。”黄淮的看法与成祖一致。
“黄淮论事，如立高岗，无远不见。”明成祖对他表示了赞许。
明成祖不仅不准许鞑靼与女真、吐蕃合一，而且当鞑靼力量削弱，瓦剌势力扩大时，明成祖便决心再一次亲征，去打击瓦剌的实力。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明成祖亲自率领50万大军进行了第二次北征。这一次北征的战况比前一次更加激烈，双方战于忽兰忽失温（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杀伤相当，“几危而复攻”。从征的皇太孙也几乎发生危险。但是瓦剌也经此战而衰弱，此后大约七年多时间里，北边基本上保持了平定。
这次北征的激战，促使明成祖下定迁都北京的决心。永乐十九年（1421年）完成的迁都之举，为明成祖经略北方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但是明成祖却没有审时度势看到鞑靼和瓦剌都已无力南下的大势，为使自己迁都之举不致落空，他盲目地进行了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亲征，给人们留下了“穷兵黩武”的印象。
永乐二十年（1422年）的第三次亲征，因朝中主要大臣的反对而显得准备不足。在数十万出征将士之后，跟随着上万的步骑保护队伍，由驴马34万匹、车约18万余辆、民夫23万余人组成的庞大后勤队伍，运送着37万石军粮。这是一支无法进行快速机动作战的军队。明军这次出征行军速度，从出发到抵达应昌，比永乐八年（1410年）的第一次北征慢了几乎一倍。用如此笨重的大军去追击行动迅速的鞑靼骑兵，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明成祖在回师时说：“朕非欲穷兵黩武也。”大约他已感到这次出师有“穷兵黩武”之嫌了。待到3年后明宣宗即位时，戍边的原广信知府范济诣阙上言八事，其中第七事即专讲“毋以穷兵黩武为快”。虽未点明，其实所指当即明成祖。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的第四次出征，可以看作是20年出征的继续，越是无功而还，越要去出征，这是近乎负气的举动，靠碰运气去征讨敌人。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一年后的第五次亲征，以致明成祖本人死于回师途中的榆木川。
人们都比较熟悉明成祖第一次亲征途中说过的一段话：“今灭此残虏，唯守开平、兴和、宁夏、甘肃、大宁、辽东，则边境可永无事矣。”这段话被从征的文臣记录下来。这不是一时随口而谈，因为内容实在太具体了。守卫宁夏、开平、辽东一线，是明初经略北方的总体设计。这一战略的设计者，就是明太祖和明成祖。
◎故事感悟
尽管明成祖五次亲征的效果不同，但其目的和作用都只有一个：抑制鞑靼和瓦剌势力的发展及防止他们割据。当然，在鞑靼、瓦剌势力已经被削弱的情况下，成祖应该积极开发边卫，而不应一再兴师远征。不过，永乐北征作为一个整体，毕竟是明初经略北方的壮举，具体安排上的失误，并未改变整体局面，后三次出征的徒劳，也从侧面反映对鞑靼地区控制力的加强，其结果维持了二十多年的边地稳定。这便是许多后世史家，如明朝人王世贞等，不将永乐北征视为弊政，而看作是明成祖功德的原因。我们今天当然更不能苛求于古人。
◎史海撷英
明成祖改革吏治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事无巨细都要由皇帝亲自来处理，所以皇帝是十分辛苦的。
到了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明成祖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这个内阁制度后来还被西方国家所效仿，并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内阁的品级不高，一般要经过翰林院庶吉士锻炼，后来便形成了“不是庶吉士不能进内阁”的潜规则。
◎文苑拾萃
朱元璋防腐倡廉
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明朝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郭桓案”。这个案子也令明太祖朱元璋大为震惊，几天都没睡好。他不是不知道官吏中间有贪污的行为，在郭桓案发生之前，他就反复琢磨，官吏刚提拔的时候，还忠诚廉洁，可是到任一久，便都奸诈贪污，很少善始善终，多是贪赃枉法被杀。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朱元璋想，六部和府州县官多是儒生，不懂这一套，多是奸吏捣鬼拉官员下水。所以，他就让当时的刑部（主管法律、刑罚的机构）尚书开济把记载钱粮数目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作“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防止奸吏涂改账目，从中贪污。
为了进一步防止贪污案件的发生，朱元璋还亲自编写了《大诰》，其中有不少法律是针对贪官污吏的。经过这样一番大张旗鼓的整治，贪赃枉法的事情少多了，同时吏治和社会风气也有了一定的改变。
雍正帝智定西北
◎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忠也。——奚齐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年），满族。母为康熙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清圣祖玄烨第四子，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1722—1735年在位，年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
清朝对于西北边疆的统一，经过了康、雍、乾三朝近百年的努力方得以实现。其间，清廷与准噶尔部的斗争最为激烈。清初，在西北的诸多少数民族游牧部落中，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是最强大的。他们的几代首领凭借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不断对周围其他部落进行掠夺战争，并多次与清廷分庭抗礼，成为清初西北边疆不安定的重要因素。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至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曾三次亲征准噶尔猖乱首领噶尔丹，平定其叛乱。噶尔丹的叛乱虽被平定，但准噶尔部同清政府的斗争并未结束。康熙末年，以噶尔丹侄子策妄阿拉布坦为首的准噶尔势力又日渐强盛，与清政府的矛盾和冲突也日趋扩大。清政府曾多次用兵遏制了其势力的发展。
雍正五年（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为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狡黠好兵如其父”，他一方面努力发展生产，与周围各部广泛进行贸易，以积蓄力量，伺机而动；一方面又不断侵扰其他部落，以扩充实力。雍正初年，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被平定后逃至准噶尔。清廷闻讯后向噶尔丹策零索要逃犯，噶尔丹策零为显示力量而拒不交出。于是，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以噶尔丹策零屡次骚扰喀尔喀，且收容罗卜藏丹津，决定兴兵讨伐。
这次对噶尔丹策零的讨伐，从雍正七年至十年（1732年），清廷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得以取胜。其间，清军屡受挫折，并且遭受了自清初以来在西北用兵中最惨重的失败，可谓胜利来之不易。雍正帝是个有作为的皇帝，论文治，堪称一代明君，但论武功，却远不及他的父亲康熙皇帝，也比不上他的儿子乾隆皇帝。
清军的失利，与雍正帝不会用兵有直接的关系。然而，雍正帝毕竟是个有魄力的皇帝，他能在战局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适时、果断地起用归附不久的喀尔喀蒙古首领之一的额附策凌，并委以重任，使其率领勇敢剽悍的喀尔喀蒙古军冲杀在平叛的第一线，终于扭转败局，取得了最后胜利。雍正帝不会用兵，但会用人，这成为平叛取胜的关键，也是为后世所称道的。
雍正七年，雍正帝派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率军出师北路，川陕总督岳钟琪率军出师西路，两路大军分进合击。噶尔丹策零闻讯，采用缓兵之计，声称本欲将罗卜藏丹津解送清廷，只因听说清兵出动，方中止，如能赦其既往，愿听从清廷的命令。雍正帝不知是计，竟谕“暂缓出师”。想不到就在缓兵期间，噶尔丹策零出兵2万突袭西路清军大营，清军损失很大。雍正帝急令北路大军进援西路军。
雍正九年（1731年）四月，北路傅尔丹率清军进驻科布多。噶尔丹策零侦知后，于同年六月，命大小策零敦多布率军3万进犯北路。准噶尔军先派人至傅尔丹军中诈降，诡称：噶尔丹策零大军未到，仅有小策零敦多布率领1000名士兵驻于察罕哈达。“勇而寡谋”的傅尔丹中计，立派4000人马往袭，结果进入准噶尔军的包围圈。早已埋伏于山谷中的2万余准噶尔军立即向清军发动攻势，顿时，“笳声远作，毡裘四合，如黑云蔽日”，把傅尔丹派出的4000名前锋部队紧紧包围在和通泊地方。傅尔丹又派兵往援，也遭到伏击。和通泊战役，清军损失惨重，“副将军巴赛、查纳弼以下皆战死”，西路军3万人，逃回科布多者仅2000人。
噶尔丹策零取得和通泊战役的胜利后，进一步滋长了扩展势力的野心，并把主攻方向放在了北邻的喀尔喀。不久，便遣大小策零敦多布率兵2.6万人进犯喀尔喀。喀尔喀郡王额附策凌与亲王丹津多尔济采用诱敌深入的方略，于鄂登楚勒大败准噶尔军。
鄂登楚勒的战斗，并未改变噶尔丹策零进攻喀尔喀的野心，但却给雍正帝带来了希望。他看到了一支可以借用的力量，一支足以击败噶尔丹策零的力量。于是，他立即将额驸策凌晋升为亲王，并将喀尔喀蒙古军调往平乱的第一线。这是一个极其英明的决策。
清入关后，由于地位的变化，清军早已没有入关时的那种锐气，这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就已明显地表现出来。当时，康熙帝主要依靠汉人组成的绿营兵作为平息三藩之乱的主力。今日，雍正帝又把喀尔喀蒙古军推上第一线，与康熙帝的做法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喀尔喀蒙古归附清廷时间不久，长期以来又多次受到准噶尔的侵犯，与准噶尔军势不两立，因而无论从报效清廷考虑，还是为了复仇，这支勇猛善战的队伍都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
噶尔丹策零得知额驸策凌率喀尔喀军出击，遂偷袭其牧地，“尽掠子女牲畜”。额驸策凌中途闻讯，怒不可遏，“断发及所乘坐骑之尾誓天”，喀尔喀军同仇敌忾，誓与准噶尔军决一死战。额驸策凌率喀尔喀军两万，“夜半绕间道，出山背，迟明，自山顶大呼压下”，准噶尔军梦中惊醒，毫无准备，弃其军资，“仓皇奔溃”。策凌率军紧追不舍，转战十余次，追至鄂尔浑河边的额尔德尼昭（即光显寺）。此地“左阻山，右限大水”，进则无退路。策凌派人先据山扼险，布下伏兵，然后佯作阻截，将准军诱入此地。突然，“胡笳声起，须臾旌旗满山谷间”。策凌掷帽于地，表示不破此贼不复冠，遂率众“乘势蹴之，击杀万余，尸满山谷，河水数十里皆赤”。准噶尔军惨败。
额尔德尼昭之役，使准噶尔军死伤惨重，重要物资丧失殆尽。由于人民生计窘困，怨声载道，在形势逼迫下，噶尔丹策零于雍正十一年（1233年）向清政府求和。考虑到连年用兵，有休养生息的必要，雍正帝答应了噶尔丹策零的求和请求。自雍正十二年（1734年）至乾隆四年（1739年），双方几经交涉，终于划定喀尔喀与准噶尔的牧区界限，即以阿尔泰山为界，准噶尔在山之西部，喀尔喀在山之东部，双方均不得越界。
◎故事感悟
雍正年间对准噶尔的战役，清军虽未能深入伊犁，彻底平定准部，但却遏制了其势力的发展，保护了喀尔喀蒙古、青海和硕特蒙古免受袭扰，有利于西北地区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并为乾隆年间彻底解决准噶尔蒙古问题奠定了基础。魏源曾说，清朝解决西北问题，“圣祖恳之，世宗耨之，高宗获之”。这是对雍正年间西征准噶尔之役的中肯总结。
◎史海撷英
雍正帝开放洋禁
雍正统治的前期，是严格执行海禁的，但后来由于考虑到沿海的确百姓生活疾苦，雍正五年（1727年）开始开放洋禁，允许人民往南洋贸易。海禁主要施行于闽、粤两省。
不过，雍正帝对当时的鸦片贸易是比较重视的，他对鸦片采取的政策是：贩卖毒品，严惩不贷，严格区分药用鸦片与毒品鸦片烟，毒品严禁，药用不干涉，且照顾小本商人的正当利益。
对待西欧来的使者，雍正帝也以礼相待。他虽然竭力反对天主教等在中国民间的传播（这其中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封建皇帝思想的保守性），但同时，他对天主教也并无恶意。雍正五年（1727年），博尔都噶尔（今葡萄牙）使臣麦德乐来京，雍正帝对他的优待使他深为感激。
◎文苑拾萃
咏自鸣钟
（清）雍正
巧制符天律，阴阳一弹包。
弦轮旋密运，针表恰相交。
晷刻毫无爽，晨昏定不淆。
应时清响报，疑是有人敲。
清政府安定青海
◎邦以民为本，鱼饥费香饵。——杜甫《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年），满族。母为康熙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清圣祖玄烨第四子，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1722—1735年在位，年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