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说安民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谥曰“敬仲”。汉族。中国春秋时期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周穆王的后代，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历史上认为，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都是“管仲之谋”。而“安民”政策，更是“管仲之谋”的一个重要内容。
管仲在辅佐齐桓公期间，对“民”与“国”的关系有着充分的认识。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因此，他认为，能处理好“民”的若干大问题，就是政治中最可宝贵的：“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以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管仲所说的“顺民心”，其实就是要顺其“四欲”；“逆民心”，就是统治者“行其四恶”。要做到“四顺”，不行“四恶”，统治者就必须首先理解顺于民就是为了取之于民的道理。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统治者肆其所欲，用刑罚和杀戮来压制人民，结果只能是“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国家的政令就无法施行，统治者的地位就危险了。
据《国语·齐语》中记载，齐桓公在得到管仲之后，管仲就提出了一个治天下的纲领：“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而慎用其六柄焉。”这一纲领的中心问题，也就是处理好与“民”的关系。
“参其国”是三分国都以为三军，“伍其鄙”则是五分其郊野以为五属；治理“五属”的重点，就是“民”。管仲回答齐桓公问“五鄙若何”的问题，在短短一段话中，就用了五个“民”字，一个“百姓”：
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陆、阜、陵、瑾、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
合理的赋税、清明的政治，才能使人民生活安定，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使国家强盛起来。这里强调的是政治对于老百姓从事正常生产劳动的保护。在管子看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能够保证人民的“衣食足”，才能建立起和谐的社会秩序；如果物质生活问题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就无法对其进行道德的规范，而专恃刑罚又是不能实行全面有效控制的，所以管子视“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为有国者的根本任务，它能使民“不移”、“不偷”、“不苟”、“不憾”而使其“富”。在管子所说的“四顺”中，这是他最为强调的。
所谓“定民之居”，就是使人安居。在管仲看来，把各种居民归入相应的行政管理系统，就会秩序井然，不相混乱。“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立五正，各使听一属焉。是故正之政听属，牧政听县，下政听乡”。
所谓“成民之事”，就是使民“乐业”。当时将民划为士、农、工、商四类。管仲认为，这四类民，若“勿使杂处”，把他们划归在以上的各乡中，不仅可以减少管理上的繁乱，而且可以使他们便于传授技艺，“不见异物而迁”，使“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
从富民的目标出发，使人民安居乐业，是国家稳定、富强的基本条件。管仲说：“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正卒伍，修甲兵”，才能强化国家的武力。
管仲还认为，人民中间的不安定因素都是施政不当所造成的。他说：“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只有统治者大力发展生产，使国家富足，并为进一步扩大生产创造了条件，人民才会乐于“留处”，才会吸引别国的人民前来归服。
◎故事感悟
春秋前期，政治的动荡造成了人民的大规模流动，因此争取民众就成了统治者富国强兵的首要问题。管子为齐桓公谋称霸之道而首先提出“顺民心”，并把人民中的不安定因素归罪于统治者绝非偶然。“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说明他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顺民心则国兴，逆民心则国亡；富民、“定民”、“成民”，无一没有一个“安”字在。
◎史海撷英
管仲不谢私恩
管仲因罪被捕，从鲁国押往齐国。他饥渴地在大道上走着，路过绮乌郡时，防守边疆的人跪在地上非常恭敬地请他吃食物。因此私下里，这个防守的人对管仲说：“如果你有幸到了齐国而没被处死，还被齐国重用的话，你要怎么报答我呢？”管仲回答说：“假如真像你说的话，那么我重用贤良者，让有才能的人得以发挥，我怎么谢你呢？”这个防守边疆的人因此而怨恨管仲。
◎文苑拾萃
管仲二首
（宋）陈造
（一）
棠潜俄正鲁封圻，施伯安翔稛载归。
尸授夷吾宁复此，君臣应愧始谋非。
（二）
平生勋业载成书，胁制诸侯只霸图。
盍继车攻奏嘉颂，迄今璧帛簉东都。
孟子议安民
◎事因于民者，必成。——晏婴《晏子春秋·内篇》
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战国时期鲁国人。鲁国庆父后裔，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孟子主要活动在战国时期诸侯变法革新的时代，当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诸侯东面朝齐”，而孟子则以承禹、周公、孔子“三圣”自励，以“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气概，奔走于诸侯之间，宣传他的“仁政”理想。
在孟子的“仁政”思想当中，摆正民众的地位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孟子认为，在整个社会政治当中，“民”是最主要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絮，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认为，在民、社稷和君主三者中间，后两者都无法与“民”的地位相比。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权是否巩固，国君是否有威信，关键就在于他是否能获得民心。所以，只有得到了百姓的支持，才能做诸侯王和天子。孟子的这一论点是商周以来最为大胆、最为新鲜的意见。
孟子还认为，诸侯的宝贝不是珠玉，而是“土地、人民、政事”三宝。“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用历史事实证明，尧舜能得到天下，是因为能得其民；桀纣所以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其民，而“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
什么叫“得其民”呢？孟子说：“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孟子言必称尧舜，他虚拟了尧舜的行事及其制度来论证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尧舜的政治是得民心的典型，为国者应当“法尧舜”。在处理人民的事务方面，如果“不以尧之所以治民”，就是“贼其民”。残害人民，那绝不能保有天下的。只有“保民而王”，才会“莫之能御也”。
有理性的认识还不够，孟子认为，统治者还需有感情上的转变，必须与百姓同乐。《孟子·梁惠王》中，记载了一则孟子与齐宣王讨论音乐和快乐的故事很有趣，也很深刻。
孟子听说齐宣王爱好音乐，就去谒见他，对他说，大王爱好音乐，齐国会很有希望的。齐王不好意思地回答说，他不过是爱听点“世俗之乐”罢了。孟子还是很夸奖齐王，说不管是古代音乐还是现代音乐都一样，齐国会因此而很不错的。齐王不懂这个道理，于是便产生了下面的对答：
孟子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齐王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孟子马上接着讲了欣赏音乐与娱乐的道理。他说：假如百姓听到大王在这儿欣赏音乐，全都觉得头痛，愁眉苦脸地互相议论：我们国王这样爱好音乐，为什么使我苦到这般地步呢？父子不能见面，兄弟妻子东逃西散！假如大王打猎，百姓也做出同样的反应，这原因就是大王只图自己快乐而不同大家一起娱乐的缘故。假如百姓知道大王听音乐、打猎，却眉开眼笑地相互传告说：我们的国王大概很健康吧！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大王同百姓一同快乐。而“与百姓同乐，则王矣”，“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与民同乐”更广泛的意义是“与民同好”。无论对财货男女的欲望，统治者均应“与百姓同之”。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对重大问题的处理，应当主要听取民众的意见。
孟子把自己的政治主张统称为“仁政”，包括思想、感情、具体的政治措施在内的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心是处理好人民的各种问题。所以，他将符合自己理想的统治局面叫做安民。他说“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他很自负，说如果齐王肯起用他，“岂徒齐民安”，而且是“天下之民举安”！可见他“仁政”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安民，安民便是他追求的一大目标。
◎故事感悟
孟子的思想产生在战国那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目的最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的安民思想从基本认识到具体措施也都包含着许多理想的成分，但是从中所表达的“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民同乐”、“轻徭薄赋”、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等主张，却不能说没有民主思想的精神。《孟子》一书，直至五代后蜀才开始列入了儒家的经典当中，后来在明初又发生了关于其地位的争论，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
◎史海撷英
孟子提出道德理论
孟子将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他还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而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又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因此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能用仁、义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那么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为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还提出了性善论的思想。他认为，尽管每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他们的人性却是相同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在这里，孟子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了平等的地位上。
◎文苑拾萃
读孟子
（宋）曾巩
千载士推无此拟，一编吾喜窃窥观。
苟非此道知音少，安有兹人得志难。
机巧满朝论势利，疮痍连室叹饥寒。
先生自是齐梁客，谁作商岩渭水看。
贾谊论安民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轲《孟子·梁惠王下》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18岁即有才名，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二十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23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33岁忧伤而死。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著名。
秦王朝二世而亡，在当时可以说是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继起的汉朝和后世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力图从秦亡的教训中总结长治久安之道。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贾谊写了一篇脍炙人口的《过秦论》，从民生安定与治乱的关系探讨了秦朝的兴亡，提出了“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的论点，可谓切中要害。
贾谊在《过秦论》中引述的谚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认为：君子治国，必须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即“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只有这样，才能“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接着，贾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的秦王朝，为什么会“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贾谊认为，这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