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626年）十一月，唐太宗提出“安人理国”的四项措施：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四是使民衣食有余。唐太宗等人深深懂得，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贫困而侈务不息，必然会导致国家衰败。后来魏征在总结隋末、唐初两种不同的治国方针和两种不同的结果时指出：“隋氏以富强而衰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从唐初君臣的言论中可以看出，“静”的核心就是与民休息。
为了与民休息，唐太宗还实施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在政治、经济上努力创造各种条件，来安民养民，发展农业生产。
要使百姓安静，首先要让百姓有田可种。经过隋末战乱，州县萧条，人口稀少，出现大量空荒地，于是唐初开始推行均田，奖励垦荒。唐高祖时曾颁布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给田一顷，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可由后代继承，其余为口分田，身死之后要收回另授他人。这一均田措施当时并没有认真实行。唐太宗即位后，才开始切实推行均田。
贞观初年，长孙顺德为泽州（今山西晋城）刺史，发现前任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各占州内良田数十顷。长孙顺德上奏朝廷，追夺他们的田产分给贫户。当然，在地主土地私有制下，真正按丁口均田是不可能的。尤其在人多地少的“狭乡”，农民往往得不到均田令规定的授田亩数。为解决这一问题，唐太宗极力鼓励农民迁往空荒地较多的“宽乡”，以便给足亩数，开垦荒田，从狭乡迁往宽乡，可以得到减免租赋的优待。这一办法对贞观年间开荒垦田，恢复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唐太宗的安民养民政策，还体现在力戒滥征民力，反对劳役无时上。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想营造一座宫殿，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择吉日开工。但一想到亡秦的教训，就不再兴建了。第二年大臣们一再奏称“宫中卑湿”，劝说建一座高一点的台阁，太宗还是没有允许。后来他说：“崇饬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
唐太宗还用法律对使用民工加以限制，《唐律》中规定，修城郭、筑堤防等欲征用民工，要提前将工程规模、用人多少上报尚书省待批，不经申报滥用民力的要给予刑事处罚。另外，唐太宗还两次释放宫女达数千人。
农业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命脉，发展社会生产，关键是发展农业。安民养民，也必然要建立在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唐太宗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自己在园子里种了几亩庄稼，亲自锄草，以此来领会农民的辛苦。他经常派使臣到各地巡视，劝课农桑。他要求诸使者到州县时，要深入田间劝农，不得让农民接待迎送，以免耽误农活。唐太宗劝农的重点是不违农时。
贞观五年（631年），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皇太子要举行冠礼，礼部官员请阴阳家选择吉日，结果选在二月。二月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唐太宗为了不误农时，不顾阴阳家的说教，将日期改在秋后农闲的十月。唐太宗酷爱狩猎，以示不忘武备。但为了不妨碍农时，每次都选在农闲时进行。贞观年间他七次出猎，都是在当年的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这些都体现了他不违农时、与民休息的治国精神。
唐太宗“清静无为，安乐百姓”的措施，收到显著的社会效果。关中地区遭受战乱破坏最为严重，经过数年恢复，至贞观三、四年，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贞观六、七年更是风调雨顺，连续丰稔，山东也一改昔日残破的面貌，过往行人“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唐代史学家杜佑描绘说：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粮价从最初的斗米一匹绢，到斗米四五钱，再到斗米两三钱，农业发展速度如此之快。贞观时期“太平盛世”的出现，令后代史家也赞叹不已。
◎故事感悟
唐太宗以亡隋为鉴，制定了以“清静无为，安乐百姓”为中心内容的施政方针，最终创造了“贞观之治”的伟业。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明智之君就在于能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制定相应的统治政策，使之适应时代的发展潮流。
◎史海撷英
唐太宗胸怀大局
唐太宗即位后，胸怀大局，采取四海一统的民族和外交政策，因此太宗朝的民族和外交政策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四海之内只要知道中国的，均努力内附，以唐为荣，乐不思蜀。这些人不但同唐人一样，可以自由自在地生存，还可以做官，著名的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思摩、执思失力、契芯何力、黑齿常之，乃至后世的高仙芝、李光弼等人，都为唐朝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他们的身上，也反映出了李世民采取的正确的民族政策。现在的唐人、唐人街等，也正时那时繁荣富强、威甲四海、文礼之邦的生动写照。
◎文苑拾萃
还陕述怀
（唐）李世民
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
星旌纷电举，日羽肃天行。
遍野屯万骑，临原驻五营。
登山麾武节，背水纵神兵。
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
明太祖重罚扰民官
◎兴利除害，尊主安民。——贾谊
朱元璋（1328—1398年），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钟离太平乡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龙凤七年（1361年）受封吴国公，十年自称吴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朱元璋统治时期被称为“洪武之治”。死后葬于明孝陵。
明太祖朱元璋是位与众不同的皇帝。他本人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吃了不少苦，又当过小和尚，后来参加红巾军，打下天下，做了皇帝，对于农民百姓的生活他并不陌生，老百姓怕什么、恨什么，他也都清楚。做了皇帝后，首要之事便是巩固自己的政权，而要使政权巩固，就必须让百姓安居乐业，不要起来造反。“官逼民反”这个千古真理，在明太祖朱元璋头脑里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他本人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
为了安民，明太祖朱元璋采取了两个方面的办法，一方面是鼓励农民垦荒立业，减轻赋税，均平徭役；另一方面则是限制豪强，整肃吏治。
朱元璋整肃吏治许多办法都是出人意料的，有一些非常突出地反映了他那贫苦农民出身的特点，其中尤以他在《大诰》中规定的不准官吏下乡和准许民众捉拿下乡官吏最有特点。
朱元璋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颁布的《御制大诰》序中，一开头就说道：“朕闻曩古历代君臣，当天下之大任，闵生民之涂炭，立纲陈纪，昭示天下，为民造福……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这倒不是空口说些好听话，因为在这部《御制大诰》中，他就明确规定了让乡里耆民奏报地方官的善恶：“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议赴京师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用发动群众的办法去除害民官吏，“勿坐视纵容奸恶患民”，“以安吾民”。这实在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为了保证百姓入京面陈，他还告示各处关津把隘，为面奏来京的百姓放行。
这些《大诰》中的内容一经公布，还真有效果。从洪武十八年到十九年，先后有无为州同知李汝中下乡扰民，湖州府官吏和乌程（今吴兴）县官吏易子仁、张彦祥勾结富豪，欺压百姓均被处罪。更有意思的是，常熟县县民陈寿六看到县吏顾英为非作歹，不仅害及自己，而且害民甚众，于是同弟弟、外甥三人，动手将县吏顾英擒住，带上《御制大诰》，赴京面陈。明太祖见此情形，非常高兴，严惩了顾英，表彰了陈寿六，赏给他们钞20锭，衣各两件，还免了陈寿六三年的杂泛差役。
大概是这件事给了朱元璋一些启示，想起少年时看到地方官吏下乡扰民的情形，他决定再进一步，把准许乡间百姓赴京面陈地方官吏的善恶改成了许民拿下乡官吏。
说起来官吏下乡本对体察民情有好处，光坐在衙门里，对乡间之事一无所知，只凭下面汇报，绝非善策。但是，那时候官吏下乡，真正去体察民情的并不多，大部分都是去扰民的。对此，朱元璋非常清楚，屡禁而不能止，又没有办法彻底解决。那些“无藉杀身之徒”，也就是不怕死的贪官恶吏，“终不循教，仍前下乡扰吾良民”。
于是他又想起了老办法：发动群众。在他眼里，治天下与打天下也有共同之处。打天下时，得靠百姓支持；如今治天下，也可利用百姓之力，整肃吏治。洪武十九年颁布的《御制大诰续编》中，他便将准许百姓捉拿下乡扰民的官吏作为法令公之于众：十二布政司及府、州、县，朕尝禁止官吏、皂隶，不许下乡扰民，其禁已有年矣。有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来京。
朱元璋办起事来确有雷厉风行的特点，他当年就惩办了阻拦嘉定县民入京赴告的淳化镇巡检，一个“枭首示众”，一个“刖足枷令”。百姓有了皇帝支持，胆子更大了。乐亭县主簿汪铎扰害县民，县民赵罕辰率人捉拿了八名害民之吏，绑赴京师。主簿汪铎害怕了，追出40里，哀求县民们说：“我14岁读书，灯窗之劳至此，你可免我此番，休坏我前程。”
◎故事感悟
地方官在封建社会里称作“父母官”，本为治民的，结果反被民所治，这在传统的封建秩序中不能不算是新奇之事。当然，这一切做法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维护明朝的封建统治，而且也只能行之一时。不过，明太祖朱元璋发动群众、约束官吏的做法，不仅是个创造，也为后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史海撷英
朱元璋改革官制
明朝初年，官僚机构基本上都沿袭了元朝的制度，而朱元璋也逐渐认识到其中的弊病，于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是废除行省制。1376年，朱元璋宣布废除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
在军事上，朱元璋还废除了管理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将其分为中、左、前、后、右五军都督府，并和兵部互相牵制。兵部有权颁发命令，但不能直接统帅军队；都督府掌管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没有调遣军队的权力。这样，军权便也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了。
◎文苑拾萃
重谒孝陵
（清）顾炎武
旧识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来曾。
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