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堉是明仁宗朱高炽的六世孙，其父为郑恭王朱厚烷。他出生后，便被封为郑王世子，端清是死后的谥号。父亲朱厚烷读书能文，精通儒学、乐律等，而且清廉正直，“自少至老，布衣蔬食”。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因对世宗佞道大修斋醢不满，“以简礼、怠政、饰非、恶谏、神仙、土木为规讽，词语切直”，招致皇帝震怒。其时，朱厚烷同族堂叔朱祜槽图谋夺爵，又乘机诬告他谋为不轨。朱厚烷终于被废为庶人，禁锢于凤阳。
世子朱载堉对父亲无辜遭受的迫害愤懑不平，“筑土室宫门外，席藁独处者十九年”，直至穆宗即位，朱厚烷才得以平反复爵还国，朱载堉也随之恢复了世子身份。
朱载堉少年时代便酷爱音律、历算等学，悟性过人，“妙有神解”。他刻苦研读《律吕新书》、《洪范》、《皇极内篇》等著作，“口不绝诵，手不停披，研究既久，数学之旨颇得其要”。载堉的外舅祖何瑭“修经授徒，不问寒暑，家徒壁立，乃怡然自乐”，“直率怡淡，励志躬行”。著有《乐律管见》、《律吕管见》、《阴阳管窥》、《柏斋集》等著作，“究心世务，皆能深中时弊，尤非空谈三代、迂疏无用者比”。朱载堉的“律数之学，皆受之于瑭者也”。父亲和何瑭的为人、学问都明显对朱载堉产生了很大影响。
正是在身居土屋席藁独处的十几年中，朱载堉“谠朗英胎于荣利若弗闻，昵东轩一席，诵盘浩山藏史”，潜心攻读，撰成《瑟谱》等书。父亲恢复爵位后，出示幽禁期间所写《操缦谱藁》，并口授详示，由朱载堉进一步采古今传记及先儒旧说，续以新闻，撰成《操缦》、《旋宫》等谱。
万历十九年（1591年），朱厚烷病故，朱载堉理应袭爵，然而他却在15年的时间里七次上书累疏恳辞，“宁窜匿于岩穴”，而将王位让给仇家祜槽之孙载玺，并提出愿将东垣郡尽让曾攻讦诬告他的另一族亲常落。
朱载堉旷古未闻的高风亮节令神宗深受感动，遂敕建玉音坊：“尔能非道不处，惟义是循，固逊王爵，至屡疏，敦复伦序，克振纲常，朕心喜悦。兹特敕旌奖，给禄建坊，以示优贤之意。仍令有司办彩币羊酒，以为诸藩矜式，尔宜益懋素修以永令誉，钦哉故敕。”
神宗将朱载堉当成“敦复伦序，克振纲常”的典范而大加褒奖，而事实上朱载堉绝非懦弱无能、一味克践伦序纲常的腐儒。王铎所撰的《神道碑》中称他“慧悟绝人，俭恬淑均，以杀生为禁；视不义若猛火，采真眥媙，肖肖尘世之外”。
朱载堉自甘淡泊，弃王位如敝履，是因为他从父亲“无罪见系”蒙冤十六七年的经历中，切身体会到明朝政治的腐败黑暗，对皇室内部尔虞我诈、火并争斗深恶痛绝，如他自己在《醒世词·平生愿》中所说：“再休提无钱，再休提无权，一笔都勾断。自古人生七十难，苦心劳力憨头汉。子陵垂钓，留侯归山，他二人枉高见。种几亩薄田，栖茅屋半间，就是咱平生愿。”
朱载堉的俭恬淑均、冷峻谦和仅只表明自身洁白如玉的情操，不屑与那些贪图钱财权势之辈争夺；而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陈腐落后的鄙陋俗见，则“视不义若猛火”，充满了狂狷叛逆的批判精神。他在《醒世词》中对“人为铜钱，游遍世间”、“求人一文，跟后擦前”以及依仗钱财权势为非作歹“有理事儿你反复，无理词讼赢上风”的丑类，进行了尖刻的嘲讽与鞭挞；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所作《瑟谱小序》，竟自称“狂生”，署名“山阳酒狂仙客”。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朱载堉又上疏“请宗王得令儒服就校，毋论京外职，入式者视才品器使”，以打破对宗室终生给禄不准入学应举做官的陈规，准许皇家子弟辞封凭靠真才实学科举入仕建功立业。而在学术研究上，他对“先儒不晓其义，往往臆见，增损其语，遂使本法支离”，以及董仲舒等宣扬天人感应，称日月食为灾异，“神之则惑众”等谬说提出驳难与挑战。
他还批评朝廷沿用的历代礼乐，“无敢议其失者，理不可晓”。甚至公然反对朝廷禁止民间习历作乐的专制愚民政策，直接向皇帝上疏，宣称：“皇上敕臣狂妄之罪而容之，则（许）衡、（王）恂、（郭）守敬之辈必相继而至矣。”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热爱科学，“志之所好，乐而忘倦”，是朱载堉固逊王爵的又一重要原因。让爵之后，朱载靖过着“幅巾策杖，杂处农樵间，不可辨识”的隐居生活，更“晚节务益著书”。曾与精通历法、音律的河南佥事邢云路“面讲古今历事，夜深忘倦”，或“灯下步算以答”，或携手“散步中庭，仰窥玄象”，又“慨古乐失传，折衷音律，教习雅颂文武舞”。这是他晚年全力潜心治学科研的真实写照。
朱载堉一生著述极丰，计有《乐律全书》包括《律吕精义》内外篇各十卷、《律学新说》四卷、《乡饮诗乐谱》六卷以及《乐学新说》、《算学新说》、《操缦古乐谱》、《六代小舞谱》、《惰缀兆图》、《灵星小舞谱》、《旋宫合乐谱》、《乐经古文》、《小舞乡饮谱》、《圣寿万年历》二卷、《万年历备考》三卷、《律历通融》四卷，凡十六种、《瑟谱》十卷、《律吕正论》四卷、《律吕质疑辨惑》、《嘉量算经》三卷、《圜方勾股图解》、《韵学新说》、《先天图正误》、《瑟铭解疏》、《毛诗韵府》、《礼记类编》、《算经秬秠详考》、《金刚心经注》、《切韵指南》以及文学词曲《醒世词》和《补亡诗》25首，多达30余种。
朱载堉的著作广泛涉及天文历法、数学、计量学、物理学、音律学以及经学、音韵学、文学、音乐、舞蹈、绘画、乐器制造等诸多领域。而且，他治学科研“惟求实理，不事文饰”，极重亲身实践和科学实验。
比如在制定历法时，朱载堉便当“推律候气，立表测景，盖治历之本也”，“凡历法之疏密，当以天为验，是乃历之本也”。也就是说，研究天文历法唯以实测天象为基础和本源。
此外，他还曾亲自种竹、采竹，进行各种“新旧律实验”。在朱载堉看来，“数非律所禁也。天运无端，惟数可以测其机；天道至玄，因数可以见其妙。理由数显，数自理出，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古之道也”，因而特别重视运用严密精确的数学计算手段推测、证明科学的原理和法则。
◎故事感悟
正是这种辞爵让国献身科学的远大志向、勇于探索进取的创新精神和重视科学实验、注重数理的科学态度，使朱载堉的科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跨入了近代实验科学研究阶段。朱载堉不愧是攀登科学文化高峰的一代巨星！
◎史海撷英
朱载堉改进高抬火轿
河南沁阳地区“高抬火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当地居民自古以来就有踩高跷、抬花轿闹新春的习俗。
然而，这种习俗在明朝时期却得到了脱胎换骨的发展。当时，明郑藩王子朱载堉七疏辞爵后，隐居在丹水河畔的九峰山下著书立说，而万善古镇自然是他经常游历的地方。朱载堉十分同情被称为“下九流”的抬轿夫和唢呐手等民间艺人，因此竭力想为他们争取地位，大胆地把踩高跷和抬花轿两种民间表演艺术结合在一起，精心设计出了踩着高跷抬花轿的表演形式。朱载堉的初衷，就是要让人以仰视的角度来高看“轿夫”，用艺术的表现手法来提高“轿夫”的形象和地位。
随后，朱载堉又不断对其进行改进，将白天表演改为夜间，将花轿改为火轿，将原来的布轿改为纱轿，轿的周围都插上蜡烛，轿顶镶嵌上可以喷射出彩色火焰的龙头，寓意火旺、财旺，象征着一年内的生活红红火火。
除了表演形式的不断改进外，朱载堉还把他创作的民间舞蹈运用其中，伴奏用的乐器也是他改进后的管子和唢呐，打击乐器用的是“金鼓经”中的鼓谱。此外，他还把自己编写的“醒世词”、“情理词”等谱成曲调，让艺人们在表演中进行演唱。
◎文苑拾萃
山坡羊·十不足
（明）朱载堉
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思为衣。
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
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
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
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
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
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
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
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
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
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
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下还嫌低。
会通中西的大科学家徐光启
◎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法言·君子》
徐光启（1562—1633年），中国明末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字子先，号玄扈，教名保禄。汉族。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人，天主教徒，并且被称为“圣教三柱石”之首。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通天文、历算，习火器。入天主教，与意大利人利玛窦研讨学问。万历四十年，充历书纂修官，与传教士熊三拔共制天、地盘等观象仪。
徐光启幼年时期家境贫困，因此祖母和母亲无论寒冬酷暑，都要日夜纺织不辍，以维持生计。就连父亲也不得不课农学圃，下田耕作，以图自给。
徐光启七岁时，便到龙华寺的村学读书。与其他儿童不同的是，少年的徐光启便怀有远大的志向。
有一天，学堂的老师外出，同学们都畅谈自己的抱负。一个讲长大后要做富翁，另一个讲想当道士。徐光启听完，说：“这些都不值得做。说到做人，应当立身行道、治国治民、崇正辟邪，不可枉活一世。”
在封建时代，读书人都是要走科举的路子，徐光启也不例外。因此他的主要功课就是诵读“四书”、“五经”的章句，学作八股文、律诗，练习写字。由于徐光启聪敏好学，章句、帖括、声律、书法的成绩都很好，甚至塾师出题作文，他也能不加思索，出口成章。后来，徐光启又师从当地的著名学者黄体仁，钻研心性之学。此外，他也常常读一些兵法方面的书籍。
1581年，徐光启20岁的时候，考取了金山卫的秀才。依照当时社会的风俗，考中秀才后，可以从县学中得到一定的钱粮资助，同时也可以找个村学或家馆去教书。然而徐光启因家境贫寒，除了应付县学的作业外，便开馆授业，教授里中子弟，以便挣些银两贴补家用。
课余时间，徐光启经常到田间参加一些农业劳动。由于从小就接触农事，徐光启表现出了非凡的经营才干。他见有几小块荒芜废弃的空地，便亲自动手稍加整治，种上柳树，然后卖柴取利。看到家乡时常遭受水患之苦，大雨一降，禾苗被毁、屋顶坍塌、饿殍遍野，徐光启就开始留意水利，对农田水利的利弊不断周咨博访。这些活动，都为他日后研究农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徐光启31岁那年，他的母亲钱氏去世了。第二年，徐光启便应他人之邀，远赴广东韶州教授家馆，开始了“经行万里”的旅程。
徐光启在南行之际，西方传教士已经叩开中国的大门，正在中国的南方进行宣扬天主教的活动。因此，徐光启同西方传教士们有了初步的接触。
在传教士当中，利玛窦是最早深入中国内地进行传教并取得成功的耶稣会士。这个来自意大利马塞拉塔城的传教士，于1582年（万历十年）抵达澳门，第二年到端州。在此地，利玛窦潜心学习汉语，钻研六经子史等书。后来其行迹遍至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
徐光启在韶州教书期间，有一次偶然到城西的教堂，虽然没有见到已经北上的利玛窦，但却与接替利玛窦主持堂务的郭居静谈得很融洽。这也是徐光启第一次与西方传教士的直接接触，从而萌生了对传教士和西学的好感，由此也开启了与传教士长期合作共事的先河。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徐光启应担任浔阳知州的同乡赵风宇的约请，由韶州移住浔州，教授赵氏家馆。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会试，徐光启未能考中进士，于当年4月离京返乡。这一年徐光启已经37岁了，却在科举的泥路上滚爬了20多个春秋。
徐光启回到家乡后，继续以教书为业，同时也更加刻苦地读书学习。然而此时的徐光启，却将学习的焦点转移到现实生活方面。他广泛阅读古今经史和科学典籍，研究历代王朝政治的成败得失，寻找富国强兵的良方。在写给老师焦竑的信中，徐光启说到自己的心情。他说自己因感愤故里屡遭倭寇蹂躏，生灵涂炭，故于六经子史以外，也常研习兵法和农学。看到国家比南宋灭亡时还要衰弱十倍，因此每每对人谈论富国强兵的方略。他认定，只有重视农业才能使国家富足，只有整饬军备才能使国家强盛。
徐光启看到了利玛窦在肇庆绘制的《山海舆地图》，对上面提供的经纬度、赤道、五带等地球知识很感兴趣，同时又仰慕利玛窦的学识和为人，因此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到南京亲自拜访了利玛窦，聆听他的议论，并对利玛窦的博学多识留下深刻的印象。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春，徐光启再度赴京参加会试，终于考中第八十八名进士，并被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
徐光启利用做馆课的机会，揭露了许多社会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兴革主张。比如他在《题陶士行运甓图》诗中写道：
典午朝臣鲜尚宾，竟以旷达相矜夸。
娓娓玄谈未终席，纷纷胡骑乱如麻。
白玉麈尾黄金埒，饔问酒龙声嗑嗑。
谁使神州陆沉者，空复新亭泪成血。
诗中借东晋君臣空谈误国的旧事，讽谕了当时弥漫于学坛的空疏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