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就读翰林院期间，徐光启与客居北京的利玛窦交往甚密。大概从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到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间，两人开始合译西方数学的经典著作，即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几何原本》译完后，徐光启又与利玛窦用同样的方式译出了《测量法义》初稿。
徐光启历来都十分重视水利，现在也正好有机会向利玛窦询问西方的水利设施和器械等情况，并从中受到启发。
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4月，徐光启结束了翰林院为期三年的学习，授官翰林院检讨。5月，其父徐思诚病逝，徐光启按惯例归籍守制，回到上海。
在守制期间，徐光启仍然致力于科学研究和农学试验，把已经译成的《测量法义》加以整理，删削定稿。随后，他又相继撰成了《测量异同》和《勾股义》。这三本书，都是对《几何原本》的发挥和应用。在这几本书里，徐光启运用了西方几何学的原理，对传统数学的经典著作《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进行整理，发现传统数学的缺陷是“只言法，不言义”，即只讲求解的方法，不讲为什么这样求解，从而初步揭示了传统数学作为经验型科学的本质特征，并由此萌生了创立“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的科学体系的强烈愿望。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10月，徐光启守制期满，再次回到北京，恢复翰林院检讨原职。
以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李之藻编译《浑宪通盖图说》为发端，在晚明时期的学术界，翻译西方科学书籍成为一时之盛事，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焦勖译《火攻挈要》、王征译《远西奇器图说》等书。
此外，当时还译介了一批欧洲宗教、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等方面的书籍。自唐代大规模翻译佛经以来，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二次译书高潮，而此次译书涉及的领域之广、科学意义之大，又是第一次译书高潮无法比拟的。
综观我国古代农书，在卷帙浩繁、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深刻、流传广泛久远等方面，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西欧。这是我们的祖先给我们也是给全人类留下的宝贵遗产。
《农遗杂疏》是徐光启屯田天津所写的另一部农学著作。此书泛论粮、棉、果、蔬、农艺及牧畜技术，今已不传。然而从散见的一些佚文中，可以看到大麦、蚕豆、柑桔、石榴、棉花、竹子等的种植栽培和肥猪法等方面的内容。
徐光启对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然而真正使他名垂青史的，还是那部里程碑式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是继汉代《氾胜之书》、宋代陈旉《农书》、元代王祯《农书》之后的一部农业科学百科全书。徐光启在这部书中倾注了大量心血，该书也集中反映了他对农业和农学的巨大贡献，代表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平。
《农政全书》的准确完稿时间已难详考，但大致可判定初稿约完成于天启五年（1625年）到崇祯元年（1628年）间。
《农政全书》的草稿完成后，徐光启又系统地对其进行了增广、批点、审订、编排等工作。直到天启六七年间，整理工作才大致告一段落，初稿基本编成。徐光启对此书寄予莫大的希望。据他的学生陈子龙记述，他曾经在徐光启担任礼部尚书时前去拜谒，徐光启对他说：“所辑《农书》，若己不能行其言，当俟之知者。”
临终之际，徐光启让人惦念着这部书，叮嘱孙儿徐尔爵：“速缮成《农政全书》进呈，以毕吾志。”可惜的是，他最终未能亲眼看到这一巨著勒定出版。
徐光启去世后两年，即崇祯八年，陈子龙在娄县南园读书时，从徐尔爵处借得原稿过录，并送应天巡抚张国维、松江知府方岳贡阅览。张、方商定付刻，建议由陈子龙负责整理。据陈子龙说，徐光启的原稿“杂采众家，兼出独见，有得即书，非有条贯。故有略而未详者，有重复未及删定者”。
经陈子龙整理后的《农政全书》，比起原稿“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共60卷，50余万字，分为12目。12目的分类由徐光启本人创制，包括：《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
《农政全书》的分类涵盖了国家的农业政策、农业生产的各种基本条件如土地、天时、水利和农具等以及林、牧、渔、农产品加工和备荒、救荒措施的各个方面，既全面、又系统，在体系上远远优于我国古代的其他大型农书，而与300多年后的现代农学范畴极为接近。我们由此可以窥见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匠心独运。
从内容上看，《农政全书》大致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摘引前人的文献资料，即陈子龙在凡例中所说的“杂采众家”，这占了该书的大部分篇幅；还有一部分是徐光启的个人撰述，即陈氏所谓“兼出独见”，大约有六万多字。无论哪一部分，字里行间都体现了徐光启严格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徐光启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尽管最早在他的故乡孕育生长，毕竟还相当微弱，更谈不上在政治舞台和意识形态方面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主宰着徐光启和与他同时代知识分子的，依然是封建正统思想。
因此，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的成员，徐光启虽然最后升迁到内阁大学士的高位，但仕途多艰，在政治上的建议和主张很少被采纳，始终没有机会施展其富国强兵的抱负，建树不大。虽曾一度督练新军，也因处处受制而失败。可是，徐光启毕竟与一般封建官僚的声色犬马、奢侈糜烂不同，他清白自守，淡于名利，把全部聪明才智倾注于科学研究事业，对祖国科学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故事感悟
处处留心皆学问，不懈求索终有果。徐光启一生，不论是在童年，或是在壮年、老年，不论是为民，还是为官，都善于观察和发现问题，勇于实践，不懈追求和探索，身体力行，笔耕不辍，终获累累硕果。他是明代杰出的科学家，是具有近代思想气息的学者，也是中国历史上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人。
◎史海撷英
徐家汇今昔
上海徐家汇的形成可追溯到明代时期。晚明文渊阁大学士、著名科学家徐光启曾在此建农庄别业，从事农业实验并著书立说，逝世后即安葬于此。其后裔此后便在这里繁衍生息，初名“徐家厍”，后渐渐形成集镇。由于地处肇嘉浜与法华泾两水回合处，故而得名“徐家汇”。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江南教区择地徐家汇这个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徐光启后裔居住地建造了耶稣会会院。此后，一批以文传道的耶稣会会士便相继入境，在这里兴建教堂，创办学校，传播西方的宗教文化，徐家汇地区也因此而成为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
同治七年（1868年），由精通物理学和动植物学的法国传教士韩伯禄发起，创立了上海第一所博物馆——徐家汇博物院。院中搜罗有珍禽异兽水族昆虫等，制成栩栩如生的标本。尤其以麋鹿为最丰。法国科学院还将韩伯禄所著的《说鹿》一书定为科学善本并颁奖。
院内还设有藏书楼，专门收集中西动植物科学善本。但因场所偏狭，难以扩建，后来该博物院便迁移到震旦大学内。
如今的徐家汇，已经发展成为集购物、娱乐、办公、商贸、休闲、住宿、餐饮、培训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商业区域，以“高、中、低、特色”并举的独特魅力，吸引着愈来愈多的客流。
◎文苑拾萃
《几何原本》
《几何原本》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完整而且流传最广的数学著作，也是欧几里德最有价值的一部著作。
在该书中，欧几里德系统地总结了古代劳动人民和学者们在实践和思考过程中所获得的几何知识，把人们公认的一些事实列成定义和公理，以形式逻辑的方法，用这些定义和公理来研究各种几何图形的性质，从而建立了一套从公理、定义出发，论证命题得到定理的几何学论证方法，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几何学。而这本书，也成了欧式几何的奠基之作。
两千多年来，《几何原本》一直都是人们学习几何的主要教材。后来的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许多伟大的学者，也都曾学习过《几何原本》，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从而作出了许多伟大的成就。
《几何原本》既是一部数学巨著，又是一部哲学巨著，并且第一次完成了人类对空间的认识。除《圣经》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著作，其研究、使用和传播之广泛，能够与《几何原本》相比。
“中国的狄德罗”——宋应星
◎古人有思而后有诗，今人不然。其人不足思且亦未尝思，乃假笑佯欢，累牍而出之，斯亦不足贵矣。——宋应星
宋应星（1587—1661年），汉族，字长庚，江西奉新县宋埠镇牌楼村人。明朝科学家。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考中举人。但以后五次进京会试均告失败。五次跋涉，见闻大增。在担任江西分宜县教谕期间写成了著名的科学技术著作《天工开物》。这部著作被誉为古代“中国技术的百科全书”。
宋应星的曾祖父宋景，曾任南京光禄寺卿、工部尚书等高官。后来家道中落，而宋应星就恰好出生在宋家衰落之时。
宋应星自幼便在父亲的管教下识字读书，稍大些时，与胞兄宋应升一起，在叔祖父办的私塾里读书。他勤奋好学，除了熟读“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外，还阅读《左传》、《国语》、《史记》等各种史书，以及诸子百家、语言文学、自然地理、农业工艺等各方面的书籍，从而丰富了知识面，使自己不同于那些死啃八股文章的书呆子。
宋应星不愿阿谀尊贵和谄媚名流，喜欢结交为人清正耿直、不甘与流俗为伍、勤于著述以及爱好藏书、刻书等一类的人士，其中包括和尚、道士等所谓“方外”之交。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宋应星与胞兄宋应升一起参加江西省的乡试，两人同榜考中举人，宋应星名列第三。同年冬，兄弟俩兴致勃勃地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于次年参加会试，结果没有考中。事后得知，这次考试有严重的舞弊行为，状元的考卷竟然是别人代作的。
这件事让宋应星十分气愤，功名心也不由得冷淡下来。回到家里后，他很感慨地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家食之间堂”，意思是说：宁愿在家吃普通百姓的饭，也不追求做官吃俸禄。
此后，宋应星虽然还与胞兄一道参加过几次会试，但历试未中，于是便将主要精力用于游历考察。通过实际见闻，宋应星将各地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经验等，点点滴滴地记录下来，为编写一部科技专著而作准备。
崇祯七年（1634年），宋应星已经47岁了，可能由于家庭生计等原因，他到本省袁州府的分宜县，任县学教谕。教谕是县学教官，级别很低，月俸只有二石米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鄙薄的所谓冷官。
但是，当冷官也有个好处，就是事少闲暇多。所以，宋应星当了四年的教谕，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著作。
崇祯九年（1636年），宋应星写出了议论当时政局的《野议》，并把另一部著作《画音归正》交给友人刊印。崇祯十年四月，他完成了准备已久的科技专著《天工开物》；同年六月、七月，他又先后写了《论气第八种》和《谈天第九种》两部著作，都是关于自然学说的著作。
崇祯十一年（1638年），宋应星升任福建汀州府（府治在今长汀县）推官——掌管刑狱审判的官员。崇祯十三年（1640年），上司责备他没有全力镇压“海盗”，他一气之下，就卸任回家了。
宋应星在家乡住了三年，平日都是以诗文自娱，流传下来的有《思怜诗》一卷。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打北京，推翻了明朝政权。不久，农民军失利，清军于五月间进占北京。清王朝终于继明王朝之后，成为统治全国的新王朝。
在清兵入关后，宋应星就弃官回家。此后，他的胞兄宋应升和其他一些亲友在南方参加过抗清活动，而且据记载，宋应星也投入过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传说宋应星晚年云游四方，不知所终；有的书上说他可能卒于顺治康熙之交。有关宋应星生平的历史资料极少，新中国成立后发现了他的《野议》、《思怜诗》、《论气》、《谈天》四种著作，从而提供了了解他的政治思想和自然学说的新材料。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感慨地写道：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把劳动人民看做罪犯，读死书的经生则把“农夫”一词当做骂人的话语；人们餐餐吃饭，“知其味而忘其源者众矣”。又说：那些王孙帝子，生长深宫，虽然御厨饭香，宫衣锦绣，却没有见过农具和织机；对这些人来说，打开《天工开物》的图卷看看，是能使他们长些见识的。他在《天工开物》的序言之末，愤懑地挥笔直书：请热衷于仕途的“大业文人”们把这本书扔在一边吧，“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出于关心国计民生，出于重视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应用技术，宋应星才从事编写《天工开物》这部巨著。
宋应星重视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重视人的劳动技能和生产工具，这是进步的观点。宋应星具有这样的观点，又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工作，终于写出了《天工开物》这部不朽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