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拾萃
解缙墓
1415年，解缙病逝。去世后，解缙被初葬于江西省吉水县仁寿乡(距今县城北4公里处)。
明嘉靖年间，当时的知县罗黄裳由于担心河岸坍塌危及解缙墓，便下令将解缙墓迁移至县城东门外的东山亭。如今，这个地方已经成为江西吉水县气象局的大院一隅，很荒凉地矗立在那里，墓碑上的字迹也已斑驳不清。
解缙墓南北长约500米，庄严肃穆，墓前有名人石刻及石门、石人、石马、石羊、石犼等众多的石像。
墓地正面的碑石上，是楷体书写的“解文毅公之墓”六个字，没有起文也没有落款。碑石上面是“明右春坊大学士”一行大字，两侧是一副对联：“太平十策纾民意 永乐大典惠斯文。”
1987年12月28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将解缙墓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伟大的探险家徐霞客
◎与其苟且立身，枉然出世一场，不若发奋为雄，卓然自立，流芳百世之为愈也。——石成金《人事通》
徐霞客(1586—1641年)名弘祖，别号霞客，江苏省江阴县人。是我国明末杰出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徐霞客经30年考察撰成的260多万字(遗失达200多万字，只剩下60多万字)《徐霞客游记》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既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还是文字优美的文学佳作，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
徐霞客的家乡是江苏省江阴县，位于当时商品经济(特别是纺织业)最发达、资本主义萌芽的长江三角地区。这里经济发展的新貌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人们的思想也比较活跃。
徐霞客的祖先曾当过大官，然而到他父亲这一代，家境已经中落，但仍有一定田产。
徐霞客从小就喜欢读书，但最使他感兴趣的，是那些记载山川、名胜和旅行的书籍。因此，他很早就决心摒弃科举入仕的道路，立志游五大名山。
徐霞客的母亲思想比较开放，经常鼓励儿子应该外出增长见识，还特地为他缝制了一顶远游冠。母亲还喜欢听徐霞客旅游回来，讲述他一路上所见的新奇事物和各地的风土人情。这对徐霞客献身于地理考察，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徐霞客的一生，博览了大量的古今地理学典籍。当他看到黄河的水域不及长江的三分之一时，便产生了为什么长江的源头短而黄河的源头长的疑问。他不满意前人所写的地理书多沿袭旧说、臆测附会的做法，因此决心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来重新认识祖国山河的真实面貌。
徐霞客的身体很好，了解他的人都称他“身健似牛，轻捷如猿”。也正因为如此，每逢登山，即使没有通向山顶的路径，他也能毫不费力地攀缘上去；每逢渡河，即使不由津口，他也能从容不迫地泳渡到彼岸；每逢探迹洞穴，即使坎坷曲折，他也能像轻猿系挂高枝、长蛇贴附岩壁那样深入洞内，查清各个洞的出口。日行百里以后，徐霞客还要在夜间把当天的观察所得都一一记录下来。
徐霞客对远游探险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从21岁开始，他就游历太湖；到54岁(逝世前一年)时，他从云南抱病回家时为止，几乎年年都出去游历考察，足迹遍及华中、华东、华南和西南各省，也常常往来于海上。早年的旅行，他偏重登名山、游奇胜，搜奇览胜。而到了51岁以后，徐霞客的注意力便逐渐转到探索自然奥秘、揭示自然规律上来。
在远游四方的30多年中，徐霞客不避艰险，步行达数万里。所到之处，他对地貌、地形、物质、水文、气候、植被等都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徐霞客在登山时，一定要登到最高峰；下海时，也一定要下到海底；钻洞时，一定要钻到最深处；找水时，一定要找到源头。比如在对长江源头进行考察时，他就纠正了“岷江导江”的说法。徐霞客北历三秦，南及五岭，西出石门、金沙江，终于弄清了长江的上游不是岷江，而是金沙江。
此外，徐霞客还曾考察过101个岩洞。比如对七星岩的考察，他就作出了详细的记录，其记录和今人对七星岩实测的结果完全一致。
在探索大自然的奥秘过程中，徐霞客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危险和艰辛。在最初远游的日子里，他曾失足落水而差点丧了性命。登峭壁悬崖，苔滑、多险，多次陷于绝境。
有一次，徐霞客和一个和尚、一个仆人结伴去云南游历，不幸途中遇见强盗。和尚被强盗用刀砍伤，很快就死去了，那个仆人也吓跑了。但徐霞客没有动摇，而且还意外地躲开那场祸乱之后仍继续前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徐霞客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一次旅行，是在他50岁时从家乡出发远游西南。这时，他的孙子已经3岁，家中又有些财产，游历生活也过了大半生，学识文章也已得到了时人的赏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都想在家里休息，在儿孙绕膝的欢娱气氛中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可是徐霞客认为，正是由于年事已长，才要争取时间实现早已纳入远游计划的“万里遐征”。于是，他又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远游的征途。
在旅途当中，依然是艰辛无数。有一次，徐霞客游潇水发源处的三分石，岭地峻峭，没有落脚的地方，他便两手攀缘丛竹，悬空前进，这样攀行很长一段路，直到天黑时才到达一个较平坦的地段。由于无水，晚饭也做不成，他只有烧柴围火休息。后来风雨交加，连火也被熄灭了，徐霞客便只好通宵待在旷野的风雨和黑暗中渡过。
到了贵州、云南的多雨地区，徐霞客还要经常淋着雨跋涉在高山深谷之中，夜晚借宿，有时就睡在牲畜的旁边。
有一次，徐霞客在游湖南茶陵的麻叶洞时，人们都说洞中有神龙奇鬼，不画符保佑，不施法术避邪，难以进入。徐霞客根本不相信这一套迷信的说法，与一位仆人手执火把来到了洞口前。但由于洞口狭小，徐霞客就先让自己的双脚进入洞内，然后再探至洞的幽深处。
在云南腾冲时，为了采集悬崖上的一种藤本植物，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徐霞客回到寓所，然后和挑夫一道拿起斧子和绳索造了一架临时梯子后前往，终于得到了这种未曾见过的植物。
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徐霞客这样不辞劳苦、不顾生命安危地旅行、考察、采标本、写日记呢？这种力量就来自于他内心深处对名山大川真实面貌的了解和渴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徐霞客依然在不停地研究放在病榻前的矿石标本。
◎故事感悟
徐霞客的一生大都在远游中度过，终于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写成了传诸后世的《徐霞客游记》。这是他对人类科学史的贡献，是宝贵的文化财富。人们称这本游记是“世界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说：“他的游记并不像十七世纪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二十世纪的野外勘察记录。”徐霞客给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一部游记，他为探索大自然而舍安逸、忘生死、求索攻坚的精神，更将永远激励后人。
◎史海撷英
徐霞客的游历生涯
在游历考察过程中，徐霞客曾经三次遭遇强盗，四次绝粮。
1636年，徐霞客51岁时，第四次出游。在这次出游时，他曾计划考察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然而在出游不久，徐霞客就在湘江遇上了强盗，他的一个同伴受伤，他的行李、旅费也都被洗劫一空，自己也险些丧命。
当时，有人劝徐霞客不如回去算了，并愿意资助他回乡的路费。但他却坚定地说：“我带着一把铁锹来，什么地方不可以埋我的尸骨呀！”
因此，徐霞客继续顽强地向前走去。没有粮食了，他就用身上带的绸巾去换几竹筒米；没有旅费了，就用身上穿的夹衣、袜子、裤子去换几个钱……重重的困难被他踩在脚下，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文苑拾萃
徐霞客故居
徐霞客故居位于江苏省江阴市马镇南岐村(为纪念伟人，马镇已改名为“霞客镇”)。
明朝末期，这里曾遭破坏，清顺治年间徐霞客的侄孙徐君铨重建了故居。至1984年，故居也仅存面阔七间二进瓦房，1985年政府又拨款大修。
如今的徐霞客故居，有三进、17间正房，两间厢房，占地二亩。大门的正面悬着“徐霞客故居”的匾额，两边立有盘陀石。在门的背面，镌有“绳其祖武”的砖额。
第一进前为天井庭院，两侧厢房，东西置花坛，大厅前立有“承前裕后”的砖刻，厢房和大厅已经辟为展览室，陈列着徐霞客的生平事迹及溶岩标本等。
第二进遗有一棵古罗汉松，相传为徐霞客亲手栽植，已有400多年的树龄了。第二进大厅为“崇礼堂”，正中悬挂着徐霞客的画像，陈列着当代书画家为纪念徐霞客所作的书画作品，以及近年拍摄的徐霞客游历过各地的风光照片等。
该镇上的胜水桥就架在徐霞客故居前的枕塘河上。据传，这里曾是徐霞客当年出游时船只的停泊处。可见，此桥也有400年左右的历史了。1985年重修，但仍然保持着明代江南小桥的风格。
王夫之博学深思力行求治
◎不知理义，生于不学。——《吕氏春秋》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涢斋，别号一壶道人，湖南衡阳人，汉族。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与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四大学者。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等。
王夫之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其父修侯，少从游伍学父，又问道邹泗水，承邹守盖之传，以真知实践为湖南的知名学者。王夫之少闻庭训，传承家学，并致力于研究关学，并且对先秦以来诸子百家之学广博涉猎，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功底。
在王夫之25岁那年，清兵席卷南国，下湖南。王夫之以满腔的爱国热情组织义军，在衡山狙击清兵。后因寡不敌众，战败军溃，投奔到南明政权从事抗清斗争。
在这里，王夫之曾任行人司行人之职。他很想为拯救南明政权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是，南明政权却十分腐败，而且内部互相倾轧，王夫之因劾王化澄几乎在狱中丧命。
后来，王夫之投奔了瞿式耜，协助他在桂林抗击清兵。桂林失陷后，王夫之幸免于死，在兵荒马乱之中昼伏夜行，历尽艰辛万苦，从间道逃回故里。时年33岁。
从此，王夫之便栖伏林谷，随地托迹，东躲西藏地度过了他的后半生。
明朝的灭亡和抗清斗争的惨败，不仅使王夫之有了切肤的痛苦，而且也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明朝灭亡的原因在于政治腐败和学术空疏。因此，他决心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毅力，致力于明亡教训的总结和从事于实学的研究，以笔代戈，在思想与学术领域继续开展复明抗清的斗争。
此后，尽管王夫之衣不保暖、食不保继、居无定所、朝夕不保性命，但其后半生的40多年里，无时无地不以天下为己任，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地从事于学术研究，撰写了近300卷的著作，其内容广泛涉猎了历史、经学、哲学、教育、经济、政治、军事、地理、制度、天文、象数等各个领域，其著述之丰、论列之博、思想之新、开拓之广，非但时儒莫及，而且就历代诸儒而论，其博大宏括、幽微精奇，亦属出类拔萃。
王夫之在思想与学术上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但对于时人和后人来说，他那博学深思、力行求治的治学之道也更显得有价值。
首先，王夫之十分注重博采众家之长，极其反对和鄙视宋明诸儒学宗一家或以“语录”为学问的不良学风。因为学宗一家，往往执门户之见，拒绝接受其他各家的长处，使做学问的路子越走越窄，以致固步自封，缚己于师家学说门户之内，始终在门户权威影子笼罩之下转来转去，丧失学术创造的生命力。以“语录”为学问，宋儒有之，明儒尤其严重。王夫之认为，这种语录学问使人游谈无根，全然不着实际，以致明代学术流入空疏无用。
为了矫正这种不良学风，王夫之主张博学，要求学者们打破门户之见，着眼于经世致用。凡于“古往今来之道”，都应博学、慎知、明辨，以有用于治乱兴邦，建功立业。他说：“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岂待疑哉？用有以为功效，体有以为性情。体用胥有而相需以实。……故善言道者，由用以得体；不善言道者，妄立一体而消用以从之。”
王夫之认为，学问贵在识体见用，凡有用于治世之道，都应当广泛研习。如果囿于一家之言，则往往只看到一时一事的利害；“以一时之利害言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利大而圣道以弘”。因此，王夫之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博学弘道的必要性，而且身体力行，于古今百家之书无不博览，故其学问淹贯古今，博大宏括。
其次，王夫之在博学的基础上还主张学习贵在独立思考，应通过惮精竭思，形成具有个人思想风格的学说观点。而博学则贵在广泛地“择善”与增益自己的知识，因为“择善必精”，通过广博学习必然撷取百家之长，取百家之长既能丰富自己知识，但更重要的是为建立自己的学说增加更多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