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从小就得到宇文泰的喜爱，常对别人说：“成吾志者，此儿也。”宇文泰死后，大权很快落到宇文护手中，宇文护先后杀二帝。公元560年宇文邕即位，称武帝。他即位之初地位极不稳固，宇文护掌握实权。宇文邕只有忍耐。为了表明自己对宇文护的信任，宇文邕面对杀兄仇人却装做无所谓的样子，对宇文护不做任何提防，处处按照宇文护的意思去做。有一次，陈崇和宇文邕去原州，他执意要回去，别人都不明白意思。陈崇却装聪明对身边众人说：“今年晋公（宇文护）不利，当死。”武帝听说后，当着大臣的面把他责骂一顿。当天夜里陈崇就被宇文护逼迫自杀了。由此可见宇文邕韬光养晦的功夫了得。
宇文邕等待了13年。572年，宇文护从同州回到长安，宇文邕和他一起去见太后，宇文邕说太后最近经常喝酒，希望宇文护能读《酒诰》给太后听，让她戒酒。宇文护不知是计，就答应了。当他正在读的时候，宇文邕猛击他头部，在宦官何泉和卫公的帮助下杀死了宇文护，掌握了实权。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并扩充军队，武帝强制还俗灭佛。从西魏到北周的建立，由于战事不断，很多壮丁都死于战乱中，人口越来越少，自然灾害也不断侵袭，农民被迫要饭。那些寺院里的僧侣不但不当兵，不纳税，不赈济灾民，反而趁机吞并农民的土地。这些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使农民的生活更加困苦，也严重威胁着北周政权。武帝觉得进行政治改革、取消佛教势在必行。一位叫卫元嵩的和尚在武帝面前述说了灭佛立道的建议，武帝很高兴，命卫元嵩还俗，并给予很高的职位，但卫元嵩并没有接受。不久，又因为一次农民起义，让宇文邕下定决心，取消佛教。
574年，宇文邕开始寻找灭佛借口。他召集文武百官、和尚、道士等，共同讨论佛、道二教的优劣，并最终找到灭佛的借口。
曾有一位大胆的僧人问武帝说：“佛是救世主，施恩布道，陛下取消佛教，不怕受罚么？”周武帝说：“只要百姓幸福，国家兴亡，我宁可受尽苦难。”这是何等的胸襟。
这些措施使北周的国力大大增强，577年宇文邕出兵消灭了北齐。
宇文邕能和将士同甘共苦，身先士卒，在其传记中常见“登城搏战”之类的事迹。他勤于政事，生活简朴，后宫嫔妃仅有十余人。可惜的是他“平突厥，定江南”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只能“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故事感悟
宇文邕当政期间，为了百姓的安宁、社会的发展，积极改革，提倡社会稳定，他所做的对增强北周的国力起了很大的作用。
◎史海撷英
“三武灭佛”
“三武灭佛”又被称为“三武之祸”，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和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由于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中都带有“武”字，如果再加上后周世宗时的灭佛行为，合称其为“三武一宗”。
北周时期，武帝的灭佛行为确立了沙门必须尊重皇权政治的原则，断绝了佛教寺院与平民政府分权抗礼、发展成为政教合一政权的可能，确立了中国皇朝政教分离的传统，使中国在此后近1000年的时间里得以在国家制度上保持了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优势。
唐武宗灭佛时，佛教寺院的财产全部被剥夺，僧尼还俗，寺庙遭废，经籍散佚，佛教宗派因失去繁荣的客观条件，从此也由极盛而走向衰微了。
魏太武帝与周武帝时期的灭佛则仅限于北方，南方佛法依然大肆盛行。
◎文苑拾萃
酒 诰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
“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聪听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
“小子惟一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尔尚克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亦惟天若无德，永不忘在王家。”
明成祖为明朝树立新风
◎我们要向前进，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前进，随着永不停息的生活前进。——格言
明成祖朱棣（1360—1424），明朝第三位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于应天，时事征伐，并受封为燕王，后发动靖难之役，起事攻打侄儿建文帝，夺位登基。死后原庙号为“太宗”，百多年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为“成祖”，明成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永乐盛世”。
在古代，地方官报喜不报忧，出现这种弊病的主要原因在于封建皇帝，因为他们大多喜欢臣子们歌功颂德。久而久之，大臣们摸清了皇帝的脾气，便投其所好，专报好消息，不报坏消息，甚至没有好消息也要编造几条好消息。
明成祖深知此中弊端，不断向大臣们强调说：“政贵务实，切戒虚浮。”他还不断以“欺君之罪”惩治那些浮夸不实的官员，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这种不良之风。
永乐七年（1409年）八月，山西代州繁峙县一次就献嘉禾279根，礼部尚书赵羾请大举庆贺，认为这是圣德所致。明成祖却说：“如今苏州、松江一带水患未息，近来保定、安肃、处州、丽水又降了冰雹，浑河决堤冲坏了庄稼。以中国之大，肯定有我们未知者。群臣不献‘弭灾之策’，却喋喋不休大谈‘嘉禾’。你说祯祥是朕德所致，那么灾异就不是朕德所致了吗？”明成祖这段话说得很严厉，他更关注的是各地的灾害情况，至于嘉禾之类的事则并不在意。尤其是他说的那句话：“那灾异就不是朕德所致了吗？”这是一般封建帝王难以认识到的。
永乐十三年（1415年）三月，贵州右布政使上奏道：“去年皇上北征，班师诏书传至思南府婺州时，忽闻大岩山连呼‘万岁’三声。这是皇上恩威远加，山川效灵之征。”礼部尚书吕震上表祝贺，被明成祖训斥道：“人臣事君当以其道，阿谀取容非贤人君子之所为。朕亲征漠北，贵州山川怎会连呼万岁，这不是欺人之谈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是在搞阿谀逢迎。为这种事大加庆贺，只能助长浮夸不实之风。”
明成祖反对浮夸，反对阿谀逢迎，常有一些献“祥瑞”的人受到训斥。
明成祖夺位后，各地争献“祥瑞”，说他应该当皇帝。对那些白兔、白象之类，明成祖多予以斥退，而对能表示丰收的“嘉禾”却比较在意，因为它关系到国计民生。真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此各地献“嘉禾”的络绎不断。
永乐十四年（1416年）四月，礼部郎中周讷奏请封禅：“如今天下太平，四夷宾服，民物阜丰，请封禅泰山，刻石纪功德，垂之万世。”礼部尚书吕震也附和此议：“皇上圣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讷请。”
所谓“封禅”就是在泰山顶上筑土为坛用以祭天，称为“封泰山”；泰山下边有一座小山叫梁父，在梁父山上整理出一块平地用以祭地，称作“禅梁父”，合称“封禅”。古代帝王有大功大德，天下太平，便去泰山封禅，向天地报功。封禅由来已久，早已相沿成风了。秦始皇、汉武帝都曾到泰山封禅。
大臣们见明成祖的文治武功足可与古代杰出的帝王相比，当时的国势又特别强盛，便建议封禅。明成祖认为这是无益之举，不仅不答应，反而还将他们教训了一通：“如今天下虽然无事，但水旱疫疾亦时而有之。朕每闻郡县上奏，未尝不惕然于心，岂敢自称太平之世？”
封禅要兴师动众，要花费无数钱财，对治国却没有什么用处。明成祖不肯盲从这种风气，表明他的见识高出于一般封建帝王。
永乐十五年（1417年）十一月，天安门前金水桥下的河水结冰后，形状奇异，似有龙形花纹。一些大臣奏请庆贺，明成祖不准，只是领着群臣到那里观赏了一番，并不认为是什么“祥瑞”。
◎故事感悟
明成祖以人为本，提倡“政贵务实，切戒虚浮”，反对不正之风，反对迷信，为明朝树立了新风气。
◎史海撷英
永乐盛世
永乐盛世是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所出现的盛世。明成祖朱棣统治期间，以永乐作为年号，他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并且宣扬国威，大力开拓海外交流，因此，后世史学家都将他统治的时期称为永乐盛世。
明成祖时期，还完善了文官制度，从而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这个内阁制度此后一直被西方国家所效仿，并延续至今。
与此同时，明成祖还对各地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凡是地方的官吏都必须深入了解民情，并随时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民间发生了灾情，地方上要及时赈济，做到“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塞”。
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至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终于编成了《文献大成》，即《永乐大典》。
为了彻底解决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从永乐八年（1410年）开始，明成祖还亲自率领明军进行北伐。
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又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和为副使，率水手、官兵两万余人，乘“宝船”62艘，远航西洋。
◎文苑拾萃
题高密侯庙
（明）朱棣
（一）
好生恶杀实天心，能积阴功福更深；
邓禹当年无妄杀，子孙富贵重如林。
（二）
乘时杖策佐中心，不杀功多道亦弘；
图画云台居第一，子孙奕世有光荣。
辛亥革命后习俗的进步
◎时代不同，习惯也不同。——格言
孙中山（1866—1925），字德明，号日新、逸仙。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之家，为家中第三子，幼名“帝象”，7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因流亡日本时，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化名“中山樵”，故世称“中山先生”。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急剧变动，带动了社会的进步，古老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一派新气象。
1912年，《时报》登了一篇名为《新陈代谢》的文章，这样描绘时尚的变迁：“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巷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这篇文章十分生动地向人们揭示了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历史画面。伴随经济、政治的革命与变迁，一场较为深入的敦风化俗运动也在民国初年社会展开，带动了人们在婚姻、家庭、恋爱、求职、教育、礼仪、衣着、娱乐、消费、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甚至精神、气质、风貌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
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人日常生活习俗变化最大的当属服饰。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的微小变化往往都会对服饰方式产生较大的影响。
那时，服饰习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裙子上。裙子本是女子的主要衣服，民国时期逐渐被淘汰，女子开始穿过去只有旗人才穿的旗袍。旗袍的样式也开始变得紧身了，用以突出女性的线条美。这时，只有女学生还穿裙子，但已是一种新式的短裙。
过去的小脚女子有的用布裹足，有的穿长简布袜。民国时期，一到夏季，新式女子大多脱袜赤足而行了。
过去，穿裙子或长袍都要扎带子。带子的用处很大，在长短、粗细、颜色上有尊卑等级之分。民国时期，人们只扎裤带了。
首饰过去是女子专用之物，民国时期由于学习西方，男女在订婚时要互赠戒指，男人的手上也出现了首饰。
过去，衣服上没有兜，东西一般放在怀中，下部用带子扎紧。民国时期衣服都有衣袋，用以盛手帕等杂物。此外，还有皮夹，用以装钱币；皮包，用以装文件。
婚丧嫁娶是人生大事。婚丧礼俗是一种个人生命周期中出现的礼制仪式，人们试图通过这种仪式来寄托人生转折中的希望。久而久之，形成一种社会习俗。到封建社会中期，中国的人生礼俗已十分完备。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婚丧礼俗。因为人们普遍把婚丧看做个人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两个转折点。婚姻标志着两性结合并孕育新的生命；丧葬则是对旧生命终结和对新生命“再生”的希望。这些婚丧礼俗，虽然与原始人类对生命的再生、繁衍等观念有关，但更多体现的是中国封建伦理观和传统小农社会的生活观、人生观。辛亥革命之后，人们的社会生活观、道德观、人生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的人生礼俗也在不断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