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木造屋不可行
◎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犹之贫也。——汉·韩婴
高阳应（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宋国大夫。是个自以为是、喜好耍小聪明且不通大道理的人。
宋国时期，大夫高阳应为了建造一幢房屋，派人在自己的封邑内砍了一批木材。这批木材刚运到宅基地，高阳应就找来工匠，催促他们马上动工建房。
工匠一看，地上堆放的横七竖八的木料还是些连枝杈都未清理干净的带皮树干。树皮脱落的地方还露出湿润的白皙木芯；树干的断口处，还散发着一阵阵树脂的清香。用这样的木料怎么能马上盖房呢？于是，工匠们就对高阳应说：“我们不能马上开工。这些刚砍下来的木料含水太多，质地柔韧，抹泥承重以后容易变弯。初看起来，用这种木料盖的房子与用干木料盖的房子差别不大，但时间一长，用湿木料盖的房子就容易倒塌。”
高阳应听了工匠说的话，冷笑着说：“依你这么说，不就存在一个湿木料承重以后容易弯曲的问题吗？但你没有想到，湿木料干了会变硬、稀泥巴干了会变轻的道理。房屋盖好以后，过不了多久，木料和泥土都会变干。那时的房屋，是用变硬的木料支撑着变轻的泥土，怎么会倒塌呢？”工匠们只是通过实践知道用湿木料盖的房屋寿命不长，可真要说个道理，他们也感到为难。因此，工匠们只好按照高阳应的吩咐马上动工盖房。虽然在湿木料上拉锯用斧、下凿推刨很不方便，但工匠们还是克服种种困难，按尺寸、规格搭好了房屋的骨架。抹上泥后，一幢新房屋就落成了。
开始时，高阳应对很快就住上新房感到十分高兴，他认为这是自己用心智折服工匠的结果。可时间长了，高阳应的这幢新屋就越来越向一边倾斜了。高阳应的乐观情绪也随之被忧心忡忡所取代。高阳应一家怕出事故，只好从这幢房屋里搬了出去。没多久，这幢房子就倒塌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尊重实践经验和客观规律，不能主观蛮干，否则就可能受到惩罚。
◎故事感悟
高阳应不听劝阻，用湿木料盖房，最终导致房屋倒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办什么事都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不顾一切地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蛮干，那就必然会失败。
◎史海撷英
归德古城
春秋战国时期宋国的都城宋城，建立在现今的河南省商丘市。可惜的是，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年），因黄河决口，宋城被淹毁了。
九年后，也就是明正德六年（1511年），知州杨泰在宋城故址的北面又重新修建了一座宏伟壮观的新城，它的南门恰好就是宋城北门的故址，也就是现在的归德古城。
正德八年（1513年），归德古城又修建了四座外楼，以后又经过多次重修，到近代的1926年时仍然保存完好。古城的南门城楼重檐挑角，楼上悬横匾三块，中间为“南通古毫”，西为“众志成城”，东为“古宋名城”。其余的三门即西、东、北三座城门楼，也都重檐挑角，悬挂匾额，十分壮观。这四座城门分别被称为南拱阳、北拱辰、东宾阳和西轾泽。全城有93条街道，呈棋盘式格局。整个古城规划严整，造型古朴，独具特色。
◎文苑拾萃
墨家思想
墨家是中国古代主要哲学派别之一，约产生于战国时期。该派的创始人为墨翟。
墨家学派有前期和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前期的墨家在战国初便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与儒家并称为显学。它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它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但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
后期墨家的传承情况不详，有分为两派或三派之说。后期墨家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伦理主张多有继承，在认识论、逻辑学方面成就颇丰。后期墨家除了肯定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外，也承认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对前期墨家的经验主义倾向有所克服。它还对“故”、“理”、“类”等古代逻辑的基本范畴作了明确的定义，区分了“达”、“类”、“私”等三类概念，对判断、推理的形式也进行了研究，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墨家的主要思想汇集在《墨子》一书中，其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六篇又被称为《墨辩》，通常被认为是后期墨家所作。
身教言传为大业
◎虑，求也。——《墨子》
季康子（？-前468年），即季孙肥，春秋时期鲁国的正卿。姬姓，季氏，名肥。谥康，史称“季康子”。季孙肥之“孙”为尊称，“季孙”并不是氏称，“季孙某”仅限于对宗主的称谓，宗族一般成员只能称“季某”。故季孙肥为季氏，而非季孙氏。季平子生季桓子，季桓子生季康子。季康子，事鲁哀公，此时鲁国公室衰弱，以季氏为首的三桓强盛，季氏宗主季康子位高权重，是当时鲁国的权臣。
春秋后期，季康子执掌了鲁国的大权。他的叔叔公父文伯官为大夫，很得季康子的宠信。
有一天，下了早朝后，公父文伯去给母亲敬姜请安，发现母亲正坐在纺车前纺线。公父文伯对母亲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母亲还自己纺线，季康子知道了，也会不高兴的，还以为儿子我不好好地侍奉母亲呢。”
听了儿子的话，敬姜叹了口气，对儿子说道：“大事不好了，鲁国要灭亡了！让你们这些人做官，但你们竟不懂立家治国的道理。你给我坐下来，听我慢慢地讲给你听。”
敬姜稍微缓了口气，对儿子说道：“即便国家贫困落后，但只要人民勤奋，并肯于吃苦耐劳，也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老百姓付出了劳动代价，就会思考问题，思考的结果，就会生出善良之心；但是，如果只贪图安逸，就会生出淫逸的念头，而有了淫逸之心，则会把善良忘记了。忘记了善良，则会产生邪恶之心。富贵生活中的人不成才，就是因为贪图安逸；贫困生活中的人都响应正义，而劳动是根本。人民需要辛劳，从天子到普通老百姓，都应该勤劳而不能懈怠。”
接着，敬姜又对君王该怎么做、各级各类官员该怎么做都做了说明，最后总结道：“自上以下，谁敢淫心舍力？怠惰是有罪的，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之后，敬姜又联系到自己说：“如今的我，是孤身一个人，你又处于今天这样的位置，早晚处事，最怕忘记了前辈留下的基业。如果懒惰懈怠，你怎么能够逃脱罪过！我希望你能早晚加强自我修养，一定不要忘记祖宗的嘱托。你刚才说，季康子见我这样，他会不安的。你在皇帝跟前当官，我真害怕像穆伯那样绝后啊！”
◎故事感悟
敬姜用自己的行为影响儿子，鞭策儿子勤政。当儿子对母亲的行为表示不理解，甚至有些不满的时候，她又不厌其烦地加以说服教育，由此可见母亲教育儿子的殷殷之心。
一般说来，劝诫子女勤勉，是家长教育子女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敬姜认为圣王择贫瘠的土地而处民，就是为了“劳其民”，是有意识地给老百姓吃苦头，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其实，她的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不到万不得已，似乎不该提倡这种“瘠土劳民”的办法，因为即便这样去做了，也未必能使人培养出高尚的道德来。
◎史海撷英
鲁国拒吴
春秋时期，吴国的国力比较强盛，便打算称霸中原，于是就先试探中原诸侯。鲁哀公七年，“公会吴于鄫”。当时，吴国向鲁国索要百牢，说：“宋国都已经献了百牢，而你们鲁国以前也献过十牢给晋国的大夫，现在我们大王不过是要你们贡献区区百牢，你们给还是不给啊？”鲁国的大夫景伯说：“当初，晋国以其强盛的力量吓唬我们，索取不合礼法的贡献。如果贵国以礼相待，那么就按照常数给您；如果贵国学晋国那样威胁我们，那只好给百牢之多了。所谓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本该按礼法办事，但您若坚持要的话，那我们小小的鲁国也不敢不给。”
吴国得到了鲁国贡献的百牢，自信心也迅速暴涨，吴国的太宰嚭就想让鲁国的权臣季康子到他跟前来献媚一下。季康子觉得，这种蛮夷之国是肯定不能称霸的，索性就不理他，让子贡去推了这事。太宰嚭很不高兴，说：“所谓国君大于道路，你们鲁公都在这儿，你说你们季孙肥做臣子的，怎么就不舍得走几段路过来呢？这是不是于礼法不合啊？”
子贡就说：“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子贡说得就很铿锵了：“怎么敢为礼啊，某个大国（你们吴国）都不依礼法办事，我们自然要跟着学了。再说了，我们国君都在这里了，那作为国家重臣，我的家主季孙肥怎么敢轻易离开鲁国呢？（那会让国家空虚而无防守）再说了，您吴国老祖宗太伯用周礼治蛮夷，但是他弟弟（你们吴国的直系祖宗）却学了蛮夷的那一套，什么文身啦断发啦，还裸露身子，也敢说依照礼法做事？”
◎文苑拾萃
《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是明朝时期的长篇白话历史演义小说，也是古今中外时间跨越最长、人物最多的一部小说，描写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故事。
《东周列国志》所写的是西周末年（公元前789年）至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包括春秋、战国500多年间的历史故事，内容相当丰富。《东周列国志》中所叙述的历史事实，取材于《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四部史书，将分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按照时间顺序穿插编排，熔为一炉，从而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秦汉前期的一些史家为了某种原则立场，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有时会隐而不言，而是将意思深藏在记述的文字中，没有一定见地的人很难发觉，更谈不上理解了。这部书的通俗之处，就在于将这些暗礁一样的文字弄得水落石出，让读者一看便心知肚明，种种是非善恶、忠好智愚，都毕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也是作者编写此书的用意，因此这部书也成为他们对后人的贡献。
“以人为镜”劝诫子侄
◎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汉·贾谊
马援（公元前14-公元49年），东汉开国功臣之一，汉族，扶风茂陵人。因功累官伏波将军，封新息侯。新莽末年，天下大乱，马援初为陇右军阀隗嚣的属下，甚得隗嚣的信任。归顺光武帝后，为刘秀的统一战争立下了赫赫战功。天下统一之后，马援虽已年迈，但仍请缨东征西讨，西破羌人，南征交趾（今越南），其“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气概甚得后人的崇敬。孙中山先生在给蔡锷的挽联中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伏波将军马援是东汉王朝的开国功臣，他用反面的事例劝诫自己的两个侄子，用事实讲述“以人为镜”的道理。
马援的两个侄子马严和马敦喜欢结交朋友，尤其跟有名的侠客往来频繁。对这样的事情，最为关注的还是那些在官场上混事的人们。
马援并不反对侄子们交朋友，但一直对他们喜欢议论和讥讽别人的做派担心。他担心什么呢？他是害怕侄子“祸从口出”。
那是在马援带兵征讨交趾徴侧、徴贰起义军的日子里，尽管征途遥远，戎马倥偬，他还是修书告诫两个侄子。
在中军大帐里昏暗的烛光下，征战了一天的马援将军虽然已经很疲惫了，可是，他想着刚才自己的副将对他说过的话，心情很沉重，又为自己的两个侄子忧心。究竟是什么事情让马援放心不下侄子们呢？
副将从刚由京城回来的人嘴里知道，马援的侄子在酒楼与几个有名的侠客喝酒的时候，不时地议论朝廷的事情，而议论朝廷的言谈话语之中，难免涉及具体的人。有道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话虽然没长腿，但总是走得飞快的。想到这里，马援放下手里的兵书，提起笔伏案疾书起来。他是在给两个侄子写信。
他在信里这样说道：“你们知道别人的过失，就如同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一样，只能用耳朵去听，嘴却不能说出来。好议论人长短，是荒诞的，也是不正常的。这是我最厌恶的事情，我宁死不愿子孙有这样的行为，希望你们不要忘了我说的话。”
马援在信里还以龙述和杜季良两个人为例，劝说自己的侄子。龙述为人敦厚，考虑问题周全、谨慎，不但谦虚，生活也节俭，廉洁奉公，在军中有威望。而杜季良这个人，当时任越骑司马，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正误集于一身。这两人都是马援所看重的爱将，但马援却希望侄子效法龙述，而不要效仿杜季良的为人。
马援把信写完了，长出了一口气，似乎轻松了一些。他放下手中的笔，把写好的信拿起来，仔细地看了又看，这才满意地放下。他叫来传令兵，让他骑快马立即起程，把这封信星夜送到家里。在上马之前，马援还再三叮嘱传令兵，一定要多加小心，那封信千万不能有失。传令兵郑重地答应着，心想，既然是十分重要的信，为什么要送给自己的侄子，难道将军家里出了大事不成？传令兵哪里猜得到将军此时此刻的心思。
在马援看来，教育好自己的侄子，与战场的胜败，几乎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他是把“以人为镜”与战争的成败看得一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