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湘与东平之治
◎人情无端，利之所在，若鸟之追鸾。——魏·嵇康
李湘（生卒年不详），明朝时期人物。
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间，山东南部贫瘠的荒野中，走来一支仪仗鲜明的队伍。这正是明成祖迁都北京的前夕，这支队伍便是奉诏由南京北上的太子朱高炽与阁臣杨士奇等一行。
自从离开南京渡江，江北的惨景便使这些不大离开宫禁都城的人们感到震惊了。进入山东境后，景况更加不堪入目，到处都是饥寒中的难民。只见男女老弱，累累道旁，拾草实以食，而滕、邹二县灾情尤重。
太子朱高炽走进低矮破旧的民舍中，看到的是神色呆滞、面黄肌瘦、鹑衣百结不能遮体的乡下男女们。泥棚般的农舍中灶釜倾仆不治，显然已经断炊许久了。这还仅仅是入冬不久的十一月，漫长的严冬和春荒正威胁着人们。
朱高炽召见了山东布政使（省级最高行政长官）。
“为民牧而视民穷如此，亦动念否乎？”
“凡被灾之处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税。”石执中认为已尽其职。
“民饿且死，尚及征税耶？”朱高炽对地方官员无动于衷的态度感到震怒，“汝往督郡县，速取勘饥民口数，近地约三日，远约五日，悉发官粟赈之，事不可缓。”
按照布政使石执中的说法，当时山东是遭受了灾荒。究竟是什么灾，他没有讲，但《明太宗实录》同月条记赈山东被水饥民，看来是遭受了水灾。不过，在这场灾害中，各州县的情况却并不相同。
朱高炽一行离开邹县北上到达东平时，见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这里百姓安居，田地齐整，人务其业，既看不到道旁的饥民，也看不到抛荒的田地。从行的杨士奇感到十分吃惊，不亚于他刚刚离开南京见到江北灾民时的那种心情。难道这里没有遭到水患吗？这个紧连梁山泊东平湖的低洼州县，比任何地方都易受水害。东平州之所以不见灾情，只因这里有一名为民安民的知州李湘。
李湘初由国子生授职都察院，以才升任东平知州。自从来到东平后，他便以东平为家，除去俸禄之外，一无所取，训诫吏民时，就像对待家人一样。
东平城东有一处大村坝，每逢大雨，山水泛滥，便成水患。李湘初到任上，便奏发丁夫，修堤治水，从根本防治了水患。也正因如此，这次水灾之中东平才免受其害。
山东是元末战乱最厉害的地方，破坏非常严重。洪武中虽经30年复业，刚刚稳定，又遭“靖难”之役，成为燕王朱棣与朝廷征战的主要战场。连年战争，加重了百姓负担，造成了田地荒芜。李湘尽力劝督百姓开垦，几年工夫，东平便道无饥民，野有桑禾，一片升平景象。待到东平原知州还任，李湘该解职改派时，东平百姓却说什么也不肯让他走了。他们特地入朝乞请，明成祖也特准其请，让李湘留了下来。
随同太子朱高炽北上曾亲见东平之治的杨士奇，对李湘的治政有直观了解，他支持李湘留任，并亲自写了一首《送李永怀归东平》诗相赠。
成祖迁都北京后，连年亲征漠北，山东又成为转运军饷的要冲之地，百姓徭负甚重，远途转输，多有破产人亡者。只有东平一州，调拨有度，人无失所。
对于李湘这样一个地方贤吏，老百姓自然拥戴乐归，但也有坏人忌恨陷害。不过这一来也就触怒了百姓，上千名乡民赶往济南，向巡按和布政使、按察使诉冤。近百名老人赶到京城为李知州辩白，直到案情查清，奸人伏法，李湘重归东平。
就这样，李湘在东平任上10余年。正统初年被尚书胡濙举为郡守中贤能有为者，改任为怀庆知府。那已是李湘晚年，他依依离别东平时，“东平民扶携老幼，泣送数十里”。
据说李湘到怀庆后，仍以爱民为本，裁制地方军卫欺民之为，保民以安。可惜他只在任三年便病故了。
◎故事感悟
李湘对待吏民就像对待家人一样。这样的官员肯定是爱民如子，一心为政。一心向善，使得他能够时时刻刻体察民情，从而避免了百姓遭受灾害。
◎史海撷英
献陵
献陵是明朝第四位皇帝仁宗昭皇帝朱高炽（洪熙）和皇后张氏的陵寝，位于北京昌平区北部的天寿山西峰下。
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长子，只做了10个月的皇帝。洪武十一年（1378年）七月初一日生于安徽凤阳，二十八年（1395年）闰九月二十一日被册立为燕王世子，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四日被立为皇太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十五日47岁的时候即皇帝位，次年改元洪熙。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十二日，朱高炽逝世于饮安殿，享年48岁。谥“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九月六日葬于献陵。
况太守施惠苏州府
◎欲思其利，必虑其害。——蜀·诸葛亮
况钟（1388—1442年），字伯律，号龙岗，又号如愚，江西靖安（今江西省靖安县高湖镇崖口村）人，诗人。宣德五年出任苏州知府，他是明代一位受百姓尊敬的清官，苏州人民称他“况青天”。
说到断案如神、清正安民的好官，戏剧《十五贯》中的苏州知府况钟算是最突出的一个。《十五贯》是个文艺作品，写的是况钟于刑场上听到囚犯喊冤，毅然停刑，不顾自己的乌纱帽，重理案情，又微服私访，终于查明真凶，平反冤狱。不过，这一文艺作品却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作依据，历史上确有苏州知府况钟其人，而且他也确实是一位才干出众、清廉爱民的好官。
况钟原为礼部一名吏员，因才被荐授仪制司主事，后升任郎中。明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皇帝为了解决国家财政问题，检选朝臣中廉能者出任江南等地巡抚及重要府分知府。就这样，况钟又被推荐来到苏州府任上。
明代的苏州是个重要而又难治理的地方。这里素称富庶，明朝建国前为吴王张士诚所据，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对那里曾经支持张士诚的富户采取了抑制政策，并且迁徙了不少富户，所定的田赋也较别地为重。苏州因为富庶，文化也比较发达，地处南畿，地方上人识多见广，又颇通文墨，一些豪猾之徒舞文为奸，最号难治。
不过，况钟来治苏州，亦有一得力条件，那便是他的出身经历。吏员出身，使他对下层情况颇有所了解；以才擢任，使他具有极强的办事能力，而没有那种迂腐的书生气。
况钟初到任上时，为了弄清情况，有一段时间里，他故作庸懦，凡事都由吏员决定。这些吏员以为他真的可欺，一个个原形毕露，照旧为非作歹，况钟得以将他们了解得清清楚楚。大概过了一月有余，况钟感到时机已到，将僚属吏员们召集起来，严肃宣读起赴任时带来的皇帝敕书。当他读到“府有僚属不法听拿问”等句时，诸人一个个屏息低头，满堂上下，鸦雀无声。宣读罢敕书，况钟拿出两本文簿，传上地方里老，请他们将僚属善恶分记二簿之上，又对府吏们说道：“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久，罪当死。”当即下令处死几名平素恶迹昭著的吏员，又把僚佐中贪虐庸懦者训斥一顿。顿时全府上下震动，从此属吏人人自警，再也不敢公然违法。况钟于是罢苛烦，立法条，凡是不便于民者，一概革除，苏州之治为之改观。
况钟在苏州前后十二三年，所行之政，以安民为本。对于况钟在苏州的治绩，史书传述颇多，最突出者有三件。
一是奏免勾军。由于历史原因，苏州民户中充为军户者颇多。清军御史李立暴虐不仁，动辄以酷刑追补军户，将户额强加于平民。况钟对其所为十分不满，与之相抗，并奏报朝廷，免去160多户军籍，另有数以千计的民户免去后代承袭军籍之役。
二是减免重赋。况钟在江南巡抚周忱的支持下，经过仔细计算，奏请免去田赋70余万石，大大减轻了苏州重赋的压力。况钟当政期间，苏州府所设的济农仓储岁积数十万石，赈荒之外，还可代办民间杂办及拖欠的赋税。
三是抵制宦官扰民。苏州府是明朝皇宫采办织造及花木禽鸟等物品的去处，常年有宦官奉旨往来。这些宦官除去给宫中采办之外，还要中饱私囊，稍不如意，便要苛责捶打，甚至捆打官员。况钟知道这种情形后，决心抵制。他率众官属来到宦官所住的驿馆，入门拜见。那太监照旧不还礼，也不大理睬。况钟于是起身说道：“老太监固不喜拜，且长揖。”说罢坐下来谈话。况钟言辞俱厉，与太监寸语不让。谈罢，起身率属员们乘骑回府去了。太监吃了一惊，一打听，知道是况钟，立刻敛起威风，不敢再胡来了。
有个姓来的太监，寻事杖责吴县主簿，况钟闻讯赶来，抓住来太监的两手怒声斥道：“汝何得打吾主簿！县中不要办事，只干汝一头事乎？”来太监吓了一跳，不敢再横行，并且设酒谢罪，事情才算了结。从此再也没有宦官敢殴打官员了。
除去这些之外，况钟还在苏州大力提倡尊师重教。他自己虽然出身吏员，却从不排斥读书求仕的文儒，不少贫寒之士都得到他的提拔赡助。
况钟为政纤细周密。他除去常设善恶二簿对属吏以行惩戒，还设置了通关勘合簿，防止坏人出入。设置了纲运簿，防止运输途中有人作弊，还设置了馆夫簿，以防非理之求。史书中说他“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他在任期间，官员、太监，乃至卫所军士凌虐百姓的事都很少发生。官员们过苏州都格外小心，恐其所为不检，为况钟所察。
正统六年（1441年），况钟在苏州任满，应该升迁。可是苏州百姓实在不舍得让他走，前往巡按御史那里请求让况钟留任的百姓多至二万余人。朝廷为此特命进秩正三品，留任视事。
况钟也留恋苏州百姓，他不仅留下来，而且直到病死于苏州任上。
◎故事感悟
况钟治苏，名闻朝野。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曾经赠诗道：“十年不愧赵清献，七县重迎张益州。”将况钟比之于古今难得的名吏。确实，况钟“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能及”。
◎文苑拾萃
《十五贯》
《十五贯》是昆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原为清代的朱素臣所著。
故事的大概内容是：无锡县肉铺老板尤葫芦借得十五贯本钱做生意，他对女儿戌娟开玩笑说，这是卖她的身价钱。女儿信以为真，当夜逃走。深夜，赌徒地痞娄阿鼠闯进尤家，为还赌债盗走十五贯钱，并杀死了老板尤葫芦，过后反诬告苏戍娟犯了谋财杀父罪。戍娟出逃后，与不相识的客商伙计熊友兰同行，邻人发现产生怀疑。而熊身上正巧带钱十五贯，于是两人被扭送县衙见官。知县听信诬告，定戍娟勾搭奸夫、盗钱杀父之罪，判苏、熊二人死刑。
监斩官况钟觉得内中有冤，力争缓斩。他详细调查，发现娄阿鼠破绽，继而又乔装算命先生，套出娄阿鼠杀人的口供，最后将娄带回县衙，升堂问罪，澄清了黑白是非，使杀人者伏法，蒙冤者昭雪。
这是一部以情节取胜的戏曲故事片，曲折复杂，扣人心弦，以鲜明的倾向性批判了贪愚的昏官，而对重事实、有智谋、能扶正除邪的清官况钟则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
清初的轻徭薄赋
◎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南朝·宋·范晔
顺治（1638—1661年），爱新觉罗·福临，满族，是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第九子。其母为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文皇后。1643—1661年在位，谥号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陵寝孝陵（河北遵化县清东陵），庙号世祖。
清初由于长期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耕地大量荒芜，农民死亡逃徙，全国各地呈现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象。据当时的记载，直隶南部“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四顾郊原，社社烟冷”。山东“土地荒芜，有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者”，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几二十年矣”，湖南、两广等地“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四川也是“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极端困苦，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这种经济状况严峻地摆在清统治者的面前。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要缓和阶级矛盾，安定人民的生活，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竭泽而渔，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不仅不能稳固自己的统治，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效果。因为广大农民已在死亡线上挣扎，根本不可能取得明末统治者那样大的剥削量。清统治者从明朝的灭亡中看到，苛重的剥削是造成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盗贼随在生发，屡图剪扑，卒不得其要领。所以致此者，良由赋役重烦”，认识到“收拾民心，莫过于轻徭薄赋”，“行蠲免，薄赋敛，则力农者少钱粮之苦，而从逆之心自消”。因此，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这对当时的清统治者来说，是巩固政权的唯一途径。康熙皇帝曾就“轻徭薄赋”政策讲过这样一句话：“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朝廷恩泽不施及于百姓，将安施乎？”这句话可以反映出清朝最高统治者在严峻形势面前的清醒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