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开始，清政府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分别减免田赋，或全免，或免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有免一年、两年或三年不等。同时，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免除明末最苛重的三饷加派：“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料，名为当官平市，实则计亩加征。……明是三饷之外，重增一倍催科，巧取殃民，尤为秕政。”“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并规定，赋税征收以万历初年《赋役全书》所载为正额，其余各项加增尽行免除。
为了确定征收赋税的依据，避免地方官任意加增，顺治三年（1646年）下令重修《赋役全书》，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完成。从该书规定的数额看，清朝对农民的赋税征收要比明朝明显减轻。为了使农民自己知道所交钱粮的数目，以防胥吏从中舞弊，清政府于顺治六年（1649年）颁刻“易知由单”。单内开列各州县应征本折款项，共计起运若干，存留若干，每亩应征银米数目等，将单当众散给，收取本人亲笔领状。如有单外多征者，准许告发。此外，又将应解漕粮改为“官收官解，不得仍派小民”，从而免除了部分解户的赔累之苦。
由于顺治及康熙初期，清政府对抗清力量进行军事镇压，局势尚不稳定，因此，“轻徭薄赋”政策虽然施行，但收效并不十分明显。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社会秩序稳定，这一政策才见成效。康熙帝对蠲免赋税十分重视，认识到：“政在养民，蠲租为急。”康熙初年以后，除水、旱灾照例全免外，大体“一年蠲及数省，一省连蠲数年”。至康熙五十年（1701年）始，又实行“轮蠲”，即将全国各省分为三批，每三年轮免一次。当年，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九省，“漕项”除外，免征“地亩银”、“人丁银”、“历年旧欠”等三项，共免除银956.25万两有奇。据户部统计，康熙元年至四十九年，蠲免钱粮“已逾万万”。
清初，特别是康熙年间推行的“轻徭薄赋”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安定人民生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康熙以后，全国耕地面积扩大，人口增长，均与这一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这一政策的推行，为清朝前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故事感悟
康熙所执行的轻徭薄赋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安定了人民的生活，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对于农民来说绝对是一件积德的好事，同样也促进了清朝的社会经济发展。说明康熙是一个爱民、尊民的好皇帝。
◎史海撷英
清朝初期的剃发易服令
剃发易服是指中国明末清初时期满人统治者用暴力手段强迫全国汉人改剃满人发型、改穿满人服装的政令。
在这之前，辽东的汉民早已深受剃头之苦。早在满洲建国时期，满洲统治者就下令投降的汉人将剃发作为归顺满族的标志。比如在天聪五年（1631年）时，清太宗在大凌河之役胜利时就令“归降将士等剃发”；崇德三年（1638年）又下令：“若有效他国衣帽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国。自今以后，犯者俱加重罪。”
清军入关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打败李自成后，进入山海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五月初一，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过通州，知州迎降，多尔衮便“谕令剃发”。初二进北京，次日多尔衮便给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别发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这是清朝进入北京后正式下达剃发和易衣冠的法令。
◎文苑拾萃
顺治通宝
顺治通宝是清世祖顺治年间（1644—1661年）所铸的钱币。顺治元年，在北京于工部、户部开设宝源局、宝泉局来铸造钱币，后来随着天下的统一，清廷便在全国各地开设钱局，钱币上用楷书写着“顺治通宝”。
顺治通宝的成分为红铜七成、白铜三成，一千铜钱称为一串。顺治通宝初定为每文一钱，后改为一钱二分、一钱四分、一钱二分五。顺治通宝的币型没有得到统一，因此按照背文可分为五种，也就是“顺治五式”。
陈瑸治台知恤民
◎利傍有倚刀，贪人还自贼。——佚名
陈瑸（1656—1718年），字文焕，广东省雷州市附城南田村人。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举进士，翰林院编修，历任福建古田、台湾知县、湖南巡抚、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职。一生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康熙皇帝称之为“清廉中之卓绝者”，与于成龙、施世纶等同为当朝名臣，跟海瑞、丘浚合称岭南三大清官。目前，在雷州市境内有关陈瑸的古迹主要有三处：陈瑸故居、陈瑸墓、陈清端公祠。
“知谋国而不知营家，知恤民而不知爱身”。这是陈瑸死后，人们对他为官一生的热情赞颂。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陈瑸中进士。三十九年（1700年），任福建古田知县，从此步入仕途。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陈瑸调迁台湾令，隶福建省。台湾是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的，时间不长，列入大清版图仅20年。由于四面环海，与外界隔绝，交通十分不便；加上番民杂处，生产力低下，经济、文化都处于一种蒙昧状态，迫切需要一名出色的地方官来治理。
陈瑸上任后，五年中“以兴贤育才，劝相农桑为先”、“去弊务尽”，杜绝贪污、受贿、请托等不良风气，使吏治很快改善。他还关心民间疾苦，重视耕读。常常深夜微服出行，询问父老疾苦，减轻百姓负担。时人说他“渡海以来，美政相绩”，受到台湾百姓的爱戴。为其作《功德碑》的张雄记载道：“台之父老颂公之功，感公之德，咸忻欣然不惜波涛之苦，相与渡海东来，扶杖，至止恳恳为余言，惟恐上考荣迁，不得长蒙其治化。”当陈瑸调离台湾时，台湾的百姓们念念不舍，以至“辕扳辙卧，不遂借寇”。康熙四十九年陈瑸调补台厦道，再莅台湾，莅台之日“欢声腾沸，遍道聚迎”。
陈瑸赴台厦道视事之后，即革除积弊数十端，“巨奸豪蠹，敛迹远窜”。为使政治清明，他以身作则。当时居官，应得公俸银三万两，他悉屏不取，全部捐于修炮台等公事。官庄岁入，陈瑸悉以归公，秋毫不染。生活上，他“衣御布素，食无兼味”。凡是有益于百姓的事，他总是努力去做。
陈瑸还建社仓以备灾荒，亲去郊野询访疾苦。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岁荒，他履田间勘察，根据灾情，尽量减少百姓田赋，或请蠲，或缓征；对街坊市肆，他着意整顿，使市场繁荣，贸易杂货，“供亿无间”，改变灾年的萧条局面。台湾环大海而阻巨洋，番民杂处，经济、文化都很落后，文明开化程度也很低。陈瑸着意“兴学广教”，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常常“夜躬巡，闻读书声，则重奖之”。经他的苦心努力，使“海外蒸蒸然向化”，台湾的社会风气迅速开化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