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瑀不拜回纥可汗
◎不卑躬屈膝，不畏淫威，此谓之气节也。——格言
鲜于叔明（？—787年），字晋，今度门镇人。唐德宗时鲜于叔明官至尚书左仆射，加太子太傅，封蓟国公。起初鲜于叔明在剑南节度属下做判官，后被调入京中做了司勋员外郎。鲜于叔明为人正直，处事公平，经他评定的功绩和奖赏都很恰当，不但当事人满意，而且其他官员也心服口服。
唐朝乾元元年，肃宗册封回纥可汗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并将自己的幼女宁国公主嫁给他。
朝廷任命殿中监、汉中王王瑀为册封使，右司郎中李巽为副使，后来又增任司勋员外郎鲜于叔明为副使，一起护送公主。
皇上送宁国公主至咸阳，公主辞别时说：“国事更重要，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感到遗憾。”皇上流泪而回。
王瑀等人来到回纥大帐前，可汗身着赭色长袍、头戴胡帽，端坐帐中榻上，周围仪仗、侍卫庄重肃穆，有人引导王瑀等人站在帐外。
可汗见王瑀不下拜，依旧站立，就问：“我与天朝可汗是两国国君，君臣有规定的礼节，为什么对我不拜？”
王瑀与鲜于叔明同时回答说：“过去唐朝与各国和亲，都是以皇室贵族之女为公主嫁给各国国君。现在天子因为可汗有功，把自己亲生女儿嫁给可汗。这恩情如此之重，可汗怎能像女婿傲视丈人那样，坐在榻上接受册封呢？”
可汗听罢一改骄矜的神色，急忙起身接受册命。第二天，可汗立宁国公主为可敦（正室），回纥全国都沉浸在喜庆中。
◎故事感悟
王瑀并没有被可汗的话吓倒，而是义正词严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国家的尊严和自我的气节总是一体的。在一些场合下，彰显自己的贞节也同样很好地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史海撷英
唐朝与回纥的和亲
回纥与唐政和亲始于“安史之乱”，首先由回纥公主嫁给唐朝宗室。
公元756年，葛勒可汗出嫁可敦妹予唐朝敦煌王，肃宗封其为王妃。唐朝则有六位公主和亲回鹘，即宁国公主、小宁国公主、崇徽公主、咸安公主、寿安公主、仆固怀恩孙女等。
其中758年宁国公主出嫁葛勒可汗是中国历史上中原皇帝嫁亲女给边疆民族首领的第一次，突出体现了双方间的独特关系。和亲在客观上加强了回纥的内向力，促进了回纥与唐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
◎文苑拾萃
回纥
回纥，后称回鹘，是中国古代北方及西北民族。唐德宗时改称回鹘。
唐初，漠北有九姓铁勒，回鹘即其中之一。回鹘部落联盟中以药罗葛为首。后来的回鹘各可汗大多出自这个氏族，驻牧在仙娥河（又名娑陵水，今蒙古色楞格河）和温昆河（今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回纥人使用突厥卢尼文字，信仰原始宗教萨满教。
林摅奉使不屈
◎忠节令图，君子高行；屈节附逆，义士所耻。——《晋书》
林摅（生卒年不详），字彦振，福州人。其父林邵，官至显谟阁直学士。林摅以父荫入仕，累官至敕令检讨官。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迎合徽宗继承父兄改革之意入相，深得徽宗意，即赐进士及第，擢起居舍人，又特命翰林学士。
宋朝时，林摅奉命出使到北方辽国。当时宋朝国力衰微，北方的君主则骄狂放纵。他们强令林摅事事要遵照北国礼仪，对此，林摅坚决不从。
于是辽人大为恼怒，停止了林摅的食物供应，还往林摅饮水的井里扔脏东西，林摅仍不屈服。
一天，几个带着武器的士卒押走了林摅。林摅的随行侍从被吓哭了，但林摅面不改色。
押解他的人把他带到郊外，来到养虎圈前，威胁地问林摅：“看到这些恶虎有什么感受？”
林摅怒目而视，回答道：“这不过是我们南朝的一只狗罢了，有何可怕？”
北方的习俗一向忌讳说狗，听到此话，押解他的人十分丧气，又无可奈何，只好把威武不屈的林摅押了回来。
◎故事感悟
有气节的人，从来不会畏惧权威，不会畏惧危险，不会畏惧死亡。奉使不辱命，林摅把国家的尊严视为自己的生命，从而令辽国对南朝产生敬畏之心。
◎史海撷英
林摅执案
崇宁五年（1106年），京中出了妖道张怀素谋反案，身为开封府尹的林摅主办这件案子。搜检审讯之下，他发现满朝文武几无不与张怀素来往，倘认真追究，则牵连太广，林摅遂请除主犯外，其余与张怀素来往的一般信件都焚毁，以安人心。
◎文苑拾萃
辽国
辽朝（907—1125年）或称辽国、大辽、契丹，简称辽，是中国五代十国北宋时期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统治中国北部的封建王朝。
辽国原名契丹，后因其居于辽河上游之故，遂称“辽”，“辽”字在契丹语是镔铁的意思。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称汗，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947年定国号为“辽”，983年曾复更名“契丹”，1066年恢复国号“辽”。1125年为金国所灭。
有气节的外交使节顾维钧
◎尊严是一种气节，也是一种气概。尊严不失，则浩气永存。——格言
顾维钧（1888—1985年），字少川，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嘉定区）人。顾维钧初入旧式私塾，后于1899年考入上海英华书院，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1904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博士学位。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中华民国高级外交官员，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俄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也使日本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11月，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
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然而，顾维钧感到此时的中国需要外来力量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其他国家立即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应，对日本构成了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看到对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于中国，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
那一年，顾维钧才27岁，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这位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
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1岁。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他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虽只有两个席位，但5位代表可轮流出席。
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又起波澜。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的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提出，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5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这对于中国代表团无疑是晴天霹雳。
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正廷出席。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
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之时，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他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
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也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未来十分有利。
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五国在巴黎讨论中国山东问题。战败的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中国代表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国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位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
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
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一样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起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
面对如此现实，中国代表团心灰意冷，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代表团名存实亡。
在和会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
在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
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地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之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
顾维钧还有一个故事能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他那不屈的气节和维护祖国尊严的正气。
1954年12月2日，台湾当局与美国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
台美之间围绕《共同防御条约》的交涉由此进入递交各自立法机构批准的最后阶段。此时人民解放军对在台湾当局控制下的大陈诸岛发起进攻，沿海岛屿遂成为台美批准条约过程中的一个焦点。
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台美之间展开了新一轮交涉。
顾维钧作为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以及谈判《共同防御条约》的两个全权代表之一（另一名为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自始至终参与了台湾与美国间关于条约交涉的整个过程。在整个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为叶公超的副手出现。但由于其资深的经历、丰富的经验和对美国的了解，他的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
从与美方会谈过程看，叶公超较为强硬，常正面表达台湾方面的立场；而顾维钧则相对灵活，多对台湾的立场进行解释说明。在会谈陷入僵持局面时，总是由顾维钧出面转圜或另提办法，如1月31日会谈中对金门、马祖在声明中的具体表达方式。
虽然因长期职业外交官经历形成的灵活应对寻求妥协的习惯，在台湾发表声明的措词这样的问题上与蒋介石十分强硬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在防范由沿海岛屿问题导致“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无论是顾维钧还是叶公超，都与蒋介石一样十分警觉，这就为台美之间最后达成关于沿海岛屿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