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感悟
作为一名外交官，顾维均勇敢、机智、才华横溢，具有极强的爱国情感，为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倾尽了全力。顾维钧以拒绝在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平等合约上签字显示出他的非凡的民族气节。
◎史海撷英
顾维钧退而不休
顾维钧退休后打算先做三件事：疗养度假，以消除长期紧张工作带来的疲劳；写作和研究；开设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解决生计问题。
他尚未着手做这三件事，台北便通知他，希望他竞选一个新的职位：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早年学习国际法，对此颇有兴趣，精力和履历都足以胜任。经过一番竞选，获得任命，于是走马上任到了荷兰，一干又是10年。1964年他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直至1966年他才正式告退。
◎文苑拾萃
顾维钧上海故居——厚德堂
厚德堂坐落于上海嘉定西门，位于上海市嘉定镇西大街9496号。该建筑由清末民初交通银行总裁顾晴川所建。现今厚德堂已被上海市于2003年11月17日命为——嘉定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厚德堂内有房30余间，砖木结构，平房与楼房相间，街南一开间，二进深，街北五开间，三进深。此处现为一家百货店堆杂物的地方，虽然破败，但屋檐下的雕花板、地面所铺的青砖上的连环金钱花饰都依稀可见。厚德堂内有水桥一座，水井一口，除临街平房被改造为楼房外，其余基本保持原状。门前地上是用砖铺出的清钱币形状，既象征了主人的身份，又似乎寓有“外圆内方”的意思。
顾维钧故居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博物馆，这里不仅藏有关于顾维钧的各种中外书籍，还有大量顾维钧使用过的实物，譬如他的制服、礼帽、佩刀、文具，他获得过的各种荣誉证书和批注的文件，他收藏的纪念品。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顾维钧的大量照片，从他叱咤风云的年轻时代，一直到晚年的生活，在照片中都得到了展现。在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顾维钧的自信和儒雅，他的目光神态中，没有一点自卑和怯懦。作为一位外交使者，他代表着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是一个尚未苏醒的巨人，我相信，在内心深处，他是为此自豪的，否则，他不可能有如此作为。这里陈列的展品，都是顾维钧在美国的家人提供的。
现在有关顾维钧的展品都移置到了位于嘉定城中心的法华塔院内的顾维钧纪念馆，内有顾维钧生平照片，收藏的奖章、委任状、礼服等，还有日记的原稿等。
“一个人”的抗战
◎不可自暴自弃自屈——陆九渊
王选（1952—），女，祖籍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生于上海。1997年她被推举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被《南方周末》、《中国妇女》等评为2002年年度人物；“CCTV感动中国2002年年度人物评选”中，王选又是十位获选人物之一。
一个已经年过40的女性，历时8年的坎坎坷坷，29次走上日本的法庭，就为了揭开一个被掩盖了60年的黑幕。
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早在1997年前就将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王选不是在故意“复仇”，而是给友邦讲述什么是真正的人权与“仁道”。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这样评价：如果中国有两个王选，日本就会沉默。他认为，王选是一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
王选为什么如此执著地投身于这场细菌战官司呢？其实，这与她的知青生涯有着密切的联系。
王选的父亲原是上海市某地方法院的一名法官，在20世纪50年代被错划成“右派”。1969年的夏天，只有17岁的王选被下放到离上海不远的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崇山村正好是她父亲的故乡，她的一些远房亲戚至今还生活在村子里，她在这个村子生活了近4年。
在这4年中，除了学会做一些简单的农活外，使她灵魂深感震撼的是她从村子里一些上了年岁的老人那儿听到的有关日军细菌战的种种暴行。王选说，“末日般的鼠疫灾难、强奸、抢劫、放火、活体解剖，无恶不作的日军罪行，深埋在村民们记忆中。我从村民们那里受到了最好的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心里总感到沉甸甸的。”
1991年5月，王选在日本筑波大学开始了教育学硕士学位的学习。两年后以56个学分的好成绩顺利拿到了硕士学位。从筑波大学毕业后，她进入一家日本公司。
1994年4月，王选回家乡义乌探亲。有一次同家里人聚餐的时候，弟弟告诉她，前不久有两位日本人专程去崇山村调查当年日军在该村从事细菌战的情况。此前不久，崇山村一位名叫王焕斌的人也曾发起过一场万人签名活动，谴责日军当年在浙江进行细菌战的暴行。
弟弟还说，日本有一些民间团体表示，如果中国当年那些曾受日军细菌战侵害的受害者或者遗属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给予赔偿的话，他们将会全力支持。弟弟的一席话让她沉思：为什么中国受害者不能自己组织起来？
历史的瞬间仿佛回到了王选眼前：日本人在义乌传播鼠疫，烧了大半个村子。人还没死就把他们的肢体内脏掏了去，从肿大的淋巴里获取更强大的鼠疫细菌。王选家族里有8口人罹难，义乌崇山村有396个村民死于鼠疫。
一回到日本，王选立刻设法联系到了报纸上提到的市民团体成员松井英介和森正孝。她打电话说：“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是义乌人，我有义务。”
在这一刹那，王选觉得叔叔的死、父亲的悲伤、自己到日本留学，这一切的一切都找到了意义。王选在日本读书、工作的平静日子就这样结束了。
1995年8月3日，日本的一些市民团体在东京举行了一次有关日军细菌战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会上专门请来了三位中国浙江省的细菌战受害者讲述受害的经过。这三个人中就有王焕斌。王选通过弟弟和王焕斌取得了联系。不久，她就成为浙江义乌、丽水、江山、金华等地细菌战受害者诉讼调查团的一名成员，参与前期的调查取证工作。
从1995年冬到1997年春，她多次随同调查团回国进行调查工作。她以自己的行动感动了大家。到1997年底，“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成立时，她被推举担任这个由108位受害者代表组成的原告团团长。王选坦言：“我是一根红线。我懂得日本语言和法律；我可以方便地穿梭在中国、日本、美国之间；我经济独立，自己的一切往来费用全部自己承担，不取一分钱报酬。”
1998年1月20日，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的代表定于这一天在浙江义乌召开第一次开庭前的最后一次准备会。会议决定由王选代表原告团在法庭上陈述意见。
1998年2月16日，对王选来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她终于站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作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的代表向法庭陈述意见。在法庭上，她第一次面对日本法官慷慨陈词：“50多年前，日军作为国家政策实行的细菌战，是当时即为国际法所禁止的战争犯罪。战争失败前，日本政府隐瞒了这一罪行，战后，又由于日本政府和美国对这一战争犯罪的隐瞒，在1946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理应受到审判的细菌战战争罪犯却没有受到审判。但是，正义必定会惩罚罪恶。”法庭内异常寂静，她的发言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震惊，说到动情处，她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
在其后近两年的时间内，这场诉讼共开庭20多次，但每一次日本政府都以“个人无权向政府索赔”为由加以拒绝。王选说：“在两年的诉讼过程中，我们的调查工作非但没有停止，而且还充分发动受害者所在的村镇行动起来，成立调查会、受害者联络会等机构，并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教育活动。”
2002年8月28日中午12时30分，一条牵动中国数十万细菌战受害者家属的消息通过越洋电话传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一审判决原告败诉！东京地方法院由审判长岩田好二宣布了一审判决：判决首次认定了由731部队等实施了细菌战，“造成好多（中国）居民死亡”；但没有支持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诉求。
对于上述判决，中国原告方立刻通过律师团提出上诉。王选和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东京地方法院认定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的事实而驳回原告方的赔偿要求是自相矛盾的，原告方将继续彻底追究日本政府推卸了半个多世纪发动细菌战罪行的责任。
早在1994年10月，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崇山村村民就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了当地一万多村民署名的“联合诉状”，就日军1940年实施细菌战所造成的伤害，向日本政府提出谢罪并赔偿的要求；1997年8月，中国浙江省和湖南常德市108名原告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然而东京地方法院仅一审就经过27次庭审，在一拖再拖的情况下，等到2002年8月27日才进行一审判决。
诉讼之路可谓崎岖漫长。王选十分愤慨，“打这样的官司，对中国受害者来说，绝不是为了赔偿多少钱，主要揭露历史真相，讨还历史公道，要的是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真相的一个态度。”
也许一审败诉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真正糟糕的是她的那一支告状大军人数越来越少。官司历经多年，六分之一的原告已去世。有的人则开始动摇，因为这些来自于中国东部和中部的年老的农民觉得，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是看不到官司打赢的那一天了。王选说：“我最大的敌人是时间。我们需要时间，而时间却在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