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我们要明白各国的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千年或数百年的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们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高明得多。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这时候若反对强权的压迫，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的恩诏；因为他们随时得着自由，随时就要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所以各国共和革命后，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压服旧党的强力，马上便有复辟的运动。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
克鲁巴特金《国家论》中所称赞的中世自治都市是何以失败的，他所指责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何以发达起来的？这主要的原因，不用说一方面是自治都市里既不是以劳动阶级为主体，又没有强固的政治组织，因此让君主贵族们垄断了政权；一方面是新兴的资本家利用自由主义，大家自由贸易起来，自由办起实业来，自由虐待劳动者，自由把社会的资本集中到少数私人手里，于是渐渐自由造成了自由的资本阶级，渐渐自由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的国家。我们明明白白晓得中世自治都市是放弃政权失败的，是放任那不法的自由（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ｎａｂｌ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失败的，劳动阶级的枷锁镣铐分明是自由主义将他带上的；现在理想的将来的社会，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我因此相信许多人所深恶痛绝的强权主义，有时竟可以利用他为善；许多人所歌颂赞美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可以利用他为恶；万万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凡强权主义皆善，凡自由主义皆恶，像这种笼统的大前提，已经由历史的事实证明他在逻辑上的谬误了。
第三我们要明白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就是社会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工银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人类第二恶性，也不是制度改变了，这恶性马上就跟着消灭的。工银劳动制度实在不应该保存，但同时若不强迫劳动，这时候从前不劳动的人，自然不会忽然高兴要去做工；从前受惯了经济的刺激（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才去劳动的工人，现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从前疲劳的反动，一定会懒惰下来；如此一时社会的工作效率必然锐减。少数人懒惰而衣食，已经酿成社会上的不平等，若由少数增至多数，这社会的生活资料如何维持呢？人类诚然有劳动的天性，有时也自然不须强迫；美术化的劳动和创造的劳动，更不是强迫所能成的，自来就不是经济的刺激能够令他进步的；所以工银制度在人类文化的劳动上只有损而无益。
至于人类基本生活的劳动，至少像那不洁的劳动，很苦的劳动，既然没有经济的刺激，又没有法律的强迫，说是人们自然会情愿去做，真是自欺欺人的话；凡有真诚的态度讨论社会问题的人，不应该说出这样没有征验的话来。制度变了，制度所造成的人类专己自私的野心，一时断然不易消灭。倘然没有法律裁制这种倾向，专制的帝王、贵族就会发生在自由组织的社会里。若要预防他将来发生，抵抗他已经发生，都免不了利用政治的、法律的强权了。更有一件事，就是人类的性欲本能和永续占有冲动合起来发生的男女问题，这问题是人生问题中最神秘不可思议的部分，不但社会制度革命不能解决他，并且因为解除了经济的、政治的压迫和诱惑，真的纯粹的男女问题更要露骨的发生。这时候的男女问题内，并不夹杂着政治的、经济的影响和罪恶。倘由这种问题发生了侵犯个人及损害社会安宁的罪恶，也应该有点法律的裁制才好。
据以上的理论和事实讨论起来，无政府党所诅咒的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也应该诅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该诅咒的；若是诅咒他，到算是资产阶级的朋友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
（三）
不反对政治的人也有两派：一是旧派。他们眼中的国家，就是"我国家数百年深仁厚泽"的国家，"学生这样嚣张还成个什么国家"的国家；他们眼中的政治，就是"吴佩孚只是一个师长不配参与政治"的政治；他们眼中的法律，就是"王法"、"国法"、"大清律"的法律。这派的意见，我们犯不着批评。一是新派。他们虽不迷信政治、法律和国家有神秘的威权，他们却知道政治、法律和国家是一种工具，不必抛弃不用。在这一点上我很以他们为然。但是他们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这是我大不赞成的。这派人所依据的学说，就是所谓马克思修正派，也就是Ｂｅｂｅｌ死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急进派所鄙薄、所攻击的社会党也就是这个。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
他们不主张直接行动，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的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还要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现在英、法、德的政府当局那个不是如此？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做前车之鉴。
他们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名为社会民主党，其实并不要求社会的民主主义，也不要求产业的民主化，只主张把生产工具集中在现存的国家--现存的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盘踞为恶的国家--手里。Ｗｉｌｈｅｌｍ 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批评这种国家社会主义道：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实在说起来只可叫做国家资本主义（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取其貌似，投时所好，来冒牌骗人罢了。
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严格说起来就是普鲁士的国家社会主义，他的理想就是军国的、地主的、警察的国家，他所最厌恶的就是民主主义（见Ｗｉｌｈｅｌｍ 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Ｎｏ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Ｎ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Ｐ．１５）。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劳动阶级的奴隶状态不但不减轻，而且更要加重；因为国家成了公的、唯一的资本家，比私的、多数的资本家更要垄断得多。这种国家里面，国家的权力过大了、过于集中了、统一了，由消灭天才的创造力上论起来，恐怕比私产制度还要坏。这种国家里面，不但无政府党所诅咒的国家、政治、法律的罪恶不能铲除，而且更要加甚；因为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从前只有政治的权力，现在又假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把经济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这种专横而且腐败的阶级，权力加多，罪恶便自然加甚了。若是把这名义与权力送给世界上第一个贪污不法的中国军阀、官僚，那更是造孽不浅。
他们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战争说很激烈，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的特权。他们忘记了马克思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但是同时阶级对抗的理由和一切阶级本身，也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本身的权势也是要去掉的（见《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之末）。
他们又忘记了马克思曾说过：法国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著作，到德国就全然失了精义了；并且阶级争斗的意义从此在德国人手中抹去，他们还自己以为免了法国人的偏见......他们自以为不单是代表无产阶级利害的，是代表人类本性的利害，就是代表全人类利害的；这种人类不属于何种阶级，算不得实际的存在，只有哲学空想的云雾中是他存在的地方。他们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的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著德谟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的特权是怎样。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一听说劳动阶级专政，马上就抬出德谟克拉西来抵制，德谟克拉西到成了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了。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修正派社会主义的格言，就是："从革命去到普通选举！从劳动专政去到议会政治！"他们自以为这是"进化的社会主义"，殊不知Ｂｅｂｅｌ死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正因此堕落了！
（四）
我的结论是：我承认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但不承认行政及做官、争地盘、攘夺私的权利这等勾当可以冒充政治。
我承认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中世以农奴为财产的封建诸侯国家，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的政治、法律，都是掠夺的工具，但我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废弃他，因为所有者的国家固必然造成罪恶，而所有者以外的国家却有成立的可能性。
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