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政治》一九二〇年九月一日初刊于《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后收入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
（一）
本志（《新青年》）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在他一方面，外边对于本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对于这个批评也不能十分满足，曾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演说中回答道："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的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一件无益的事。"因此，可以表明我对于政治的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钱当做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的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
以上的说话，虽然可表明我对于政治的态度，但是过于简单，没有说出充分的理由，而且不曾包含我最近对于政治的见解，所以现在要详细谈一下。
（二）
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的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前两派主张不谈政治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们所以不谈政治，是受了争权夺利的冒牌的政治的刺激，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政治。后一派是从根本上绝对主张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组织，他们不但反对君主的贵族的政治和争权夺利的政治，就是民主的政治也要反对的。
我对于这三派的批评：在消极的方面，我固然很有以他们为然的地方；在积极的方面，我就有点异议了。
前两派只有消极，没有积极的缺点，最近胡适之先生等《争自由的宣言》中已经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要除去这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了。
后一派反对政治，从消极的方面说起来，也有一大部分真理。他们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国家，反对强权，理论自成一系统，到没有普通人一面承认政治、法律、国家，一面反对强权的矛盾见解。强权是少数人的或多数人的，广狭虽然不同，但若是没有强权便没有法律，没有法律还有什么政治国家呢？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的四个名目，无政府党人一律反对，理论到算是一贯。古代的社会契约（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和中世纪的自治都市（Ｃｏｍｍｕｎｅ），不但不是普遍的，而且是人类政治组织没有进化到近代国家的状态。近代国家是怎样？Ｆｒａｎｚ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说：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的主权，并且防御内部的叛乱及外部的侵袭。这主权的目的，也就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经济的掠夺（详见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ｗｄ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Ｐ７２所引）。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说：国家是掠夺别人并防止别人来掠夺的工具。他的目的并不是制止每人和每人间的战争，乃是使这战争坚固而更有效力。罗素说：国家的骨子，就是公民集合力的仓库。这力量有两个形式：一是对内部的，一是对外部的。对内部的形式是法律及警察；对外部的形式是战斗力所表现的陆海军。国家是一定区域内全住民的集合体，依政府指挥，用他们联合力所组织起来的。国家的权力，对内仅限于叛乱的恐怖，对外仅限于战败的恐怖，所以他阻止这两样是绝对的。在实际上他能够用租税名义夺人家的财产，决定结婚和继承的法律，惩罚他所反对的意见发表，因为要把一种人民所住的地方划归别国，他能置人于死地，并且他想着要打战，便命令一切强健男子到战场去赌生命。在许多事件上，违反了国家的目的和意见，就是犯罪（见Ｒｕｓｓｅｌｌ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４５、４６、４７）。过去及现在的国家的作用实在是如此，我所以说无政府党反对国家、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强权，也有一大部分真理。
从消极方面说起来，无政府党否认国家政治，我们固然赞同；从积极方面说起来，我们以为过去的、现在的国家和政治，过去的、现在的资本阶级的国家和政治，固然建筑在经济的掠夺上面，但是将来的国家和政治，将来的劳动阶级的国家和政治，何人能够断定他仍旧黑暗、绝对没有进步的希望呢？反对国家的人，说他是掠夺机关；反对政治的人，说他是官僚的巢穴；反对法律的人，说他是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护符。照他们这样说法，不过是反对过去及现在掠夺的国家，官僚的政治，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并没有指出可以使国家、政治、法律根本摇动的理由；因为他们所反对的，不曾将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包含在内。
或者有人说：就是将来的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仍然离不掉强权，所以不从根本上绝对废除国家、政治、法律这几种强权，实现自由组织的社会，不能算彻底的改革。
我们对于这种意见，可以分开理论和事实两方面的讨论：
从理论上说起来，第一我们应该要问：世界上的事理本来没有的，我们从何处彻起？所以懂得进化论的人，不应该有彻底不彻底的观念。第二我们应该要问：强权何以可恶？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由此可以看出强权所以可恶，是他的用法，并不是他本身。我们人类文明最大的效果，是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例如水火都可以杀人，利用水便得了行船、洗濯、灌溉的效用；利用火便得了烧饭菜、照亮、温暖身体的效用；炸药和雷电伤人更是可怕，利用他们便得了开山、治病及种种工业上的效用。人类的强权也算是一种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的效用。因此我觉得不问强权的用法如何，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笼统的、武断的，决不是科学的。若有人不问读书的目的如何，但只为读书而读书，不问革命的内容如何，但只为革命而革命，自然是可笑。现在若不问强权的用法如何，但只为强权而反对强权，或者只为强权而赞成强权，也未免陷于同一的谬误。
从事实上说起来，第一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法国的工团派，在世界劳动团体中总算是很有力量的了，但是他们不热心阶级战争，是要离开政治的，而政治却不肯离开他们，欧战中被资产阶级拿政权强迫他们牺牲了，今年"五一节"后又强迫他们屈服了，他们的自由在那里？所以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劳动者自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正因为过去及现在的国家、政权，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所以他们才能够施行他们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来压迫劳动阶级；若劳动阶级自己宣言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你看现在全世界的国家对于布尔塞维克底防御、压迫、恐怖，比他们对于无政府党利害的多，就是这个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