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氏：何谓姓与氏
人的名字是由姓和名两部分构成的，要了解姓名，就有必要了解什么是姓和氏。
最初，人们认为姓就是图腾。传说在混沌初开的上古时代，每个氏族都有自己崇拜的图腾，这个图腾后来就成为姓。如方姓是由獐子变来的，杨姓是由绵羊变来的，范姓是由水牛变来的等。
对于这一说法，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不能见到某些姓氏恰好与动植物的名称相关，就一概认为姓就是图腾。如马姓，《汉书·马援传》中说，马援的先祖赵奢为赵将，因功封马服君。马服是山名，在邯郸的西北。赵奢的子孙可能先以“马服”为姓，后简化为马。如果不加以区分，就说马姓来源于图腾马，这是以偏盖全的。
如何给姓下一个定义，古人曾作过很多的解释。
人们从姓的字形着手，发现在金文中，“姓”字由“人”、“生”组合而成。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东汉刘熙的《释名》说：“女生为姓，谓子也。”清朝王念孙进一步疏证：“姓者，生也，子孙之通称也。”
上述引证有共同之处，即“以女生为姓”，都说明姓的含义最早与女性生子有关。也就是说，一个人生而有姓，同一血统的子孙同姓。在后代的繁衍过程中，为了把从同一个老祖母传下来的人加以区别，于是便产生了姓。这就是文字学告诉人们的“姓”字的意义。
人们现在从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中所看到的最早的古姓，几乎都有一个“女”字偏旁，如姬、姜、姒、姚等等。
姓是图腾也好，或是女性生子也好，必须具体到某一个姓加以考证。
说到姓，就很容易联想到氏。现在看来，姓和氏似乎是相同的，没有什么区别。人们司空见惯的“以姓氏笔画为序”，就是按姓的笔画多少来排列先后。可见姓就是氏，氏就是姓。但在古代，姓与氏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氏”是象形字，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这个字，写法也基本一致。许慎认为这个字像山岸崩塌之形，“氏崩声闻数百里”。
清朝人朱骏声不赞成这一说法，他认为氏字的本义应为植物的根。弯曲的根叫氏，直形的根叫氐。林义光也指出，氏字“不象山岸胁之形，本义当为根柢。姓氏之氏，亦由根柢之义引申”。人有姓氏，正如树有根本。
上古时代的姓和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简单地说，姓是大宗的族号，表示一个人的血统来源；氏是由大宗分出去的支系小宗的族号，是姓的分支和发展。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姓是指他的血统来源而言的，氏则是指他子孙的血统来源而言的。
当时对姓氏的区分，其一是为了更好地选择嫁娶之家。大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开始认识到同姓婚配不仅有悖人伦，还会对后代的素质造成不良的后果。
先秦时期有很多诸侯、卿大夫都是同姓，如齐国的崔氏与东郭氏都是姜姓。齐庄公时的权臣崔杼要娶东郭偃的姐姐，尽管东郭偃是崔杼的下属，但他还是以“男女辨姓”的通婚古制为由，婉言拒绝了崔杼。
其二在于严格男女之别。在周代，“同姓不婚”的礼制实行得很严格。因此，确定婚姻关系之前，“男女辨姓”成为必要的程序。
当时，人们常将姓加在女子的称谓里，“妇人称国及姓”，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男人称氏”。宋代学者郑樵说得很清楚：“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
其三是为了区别贵贱。从周代起的一段历史时期，只有贵族才有姓氏，平民是没有姓氏的。在当时，“百姓”的含义并非指一般民众，而是指贵族，与今天讲的平头百姓不是一回事。
如周代，天子分封有德的人为诸侯，根据他们始祖的起源赐姓，再赏赐土地、人民作为封地而命氏。《左传·隐公八年》记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周王室本为姬姓，被分封的各国诸侯与周天子同为姬姓后代。但他们各自的封国的名称，如鲁、晋、郑、吴、蔡、魏等等，又成为自己及其后代的氏。
到了春秋末年，由于礼崩乐坏和战乱的影响，姓与氏之间的界限慢慢变得模糊不清，出现了姓氏走向统一的势头。
秦朝统一天下后，“废封建，虽公族亦无议贵之律，匹夫编户，知有氏不知有姓久矣”。此后，人们有时称姓，有时称氏，有时姓氏并称，不再像以前那样界限分明。
几千年过去了，姓与氏的概念及内涵都发生了变化，甚至是质的变化。即使到了现代，姓氏合一，姓有了明确的概念，氏依旧表现出它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氏有时与姓完全相同，比如旧俗中“张氏兄弟”和“李氏昆仲”，都是姓张的兄弟和姓李的兄弟之意。
氏有时放在已婚妇女的姓后。在当时的婚姻制度下，经常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首先是在本身的父姓前加夫姓，表示已属夫族的一员，然后在父姓之后加“氏”，表明自身原属的家族。至于本名，就完全被忽略了。如赵王氏，就表示夫姓赵，父姓王，后加“氏”就是表示已嫁入赵家，原为王家的女人的意思。
氏有时也用在表示亲属关系字的后边，用来称呼自己的亲属，如舅氏（母舅）、母氏等。有时它又表示对名家、专家、学者的称呼，如清代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段玉裁，被称为段氏。
由此可见，氏在古今社会中的忽贬忽尊，是不同时期社会形态变化的反映和遗迹。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但不论古今，人的姓名大体都是由姓氏和名字组合而成的。由于姓氏关系着一个人的祖先和血统，对名字有着制约和规定性的作用和意义，因此一个人只有把自己所在人群的标志“姓”与自己的标志“名”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而准确地表达自己。
从这个角度上说，姓乃名之魂，因此姓氏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并且由此产生了许多厚重而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确实值得人们研究和玩味。
■ 名，固定身份的标志
古今中外，无论男女老幼，贵贱尊卑，莫不有名。名之于人，生而具之，如影随形，相伴终生，荣辱与共，实在是再密切不过的了。
那么，人名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演进和发展的？其文化意蕴绚丽多彩，十分丰富，回溯起来颇有意味。
远古时代，祖先过着群居生活，靠采集和狩猎来维持生存，他们的生活十分原始，还不需要用姓名来区分彼此。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增多，为了把某一群人与另一群人区分开来，便出现了某一群人共有的标志，即所说的姓。在一群人中间，为了相互区分，就出现了只属于个人的标志，这种标志就是名。
那时，在社会交往中，无论哪一群人，在自己内部只用名便可以彼此区分。若与另一群人交往，只称名便不能表明自己的身份了，只有把自己所在人群的标志——姓与自己的标志——名结合在一起，才能将自己从不同的人群中区分开来。
关于名字的起源，从汉字“名”字本身也可以推知其最初含义。这一汉字由“夕”和“口”两部分组成。对此，《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意思是说，在早期的社会交往中，人们白天相见，可能通过形体、面貌、声音相互识别。到了晚上，相互看不清楚，就只能通过互报名字来区分了。
可见，人名的产生是社会交往的需要，它最本质的作用，就是在社交中便于彼此区别。
我国最早拥有自己固定名字的人，可能是那些传说中氏族社会的首领，或在部族战争中出现的英雄。但这些人名，严格说来是族名、公名，而不是人名、私名。
之后，人名开始表明一定的特点，《礼记·祭法》中说：“黄帝正名百物。”这时，名实才有了一定的相符性，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烈山氏、轩辕氏等，大多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
文字出现以后，原由口头表达的人名也进化到文字阶段。在目前已经发现的一些原始社会的陶器中，上面都刻画有一两个符号。据考证，这些符号多与早期的人名有关。
我国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殷商开始的，那时，文字大量出现并趋于定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人名。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不仅有“名”这个汉字，而且还有“示壬”、“中丁”、“外丙”、“小乙”等人名。这些，都是我国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名字。
殷商的人名主要有两类，一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王，均以天干之字为名；二是从事占卜吉凶的贞人，均为一字的单名，如争、行、韦、大、宾等。
从周代起，首先是氏和名连称。姓氏合一后，姓和名连称便成为全社会的习惯。姓加名的姓名模式自秦汉以来一直延续至今，且男女取名的基本模式大致相同。
我国人名远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形成单名和双名并行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与姓氏相比，名的格局更加稳定。取单名还是取双名，因时代而异。
从周代到两汉，由于姓或氏与名连称，人们习惯起单名。这时起单名的习惯，主要基于两个因素的考虑：一是求偶心理，人们从来都认为偶数吉利；二是便于使用，即好叫、好识、好记。而且，当时人口不多，取单名不会有很多重名。
两汉以后，双名的增长势头很猛。唐宋以后，双名的比例继续攀升，很快就占了绝对优势。历史上双名大量涌现，与范字的使用密切相关。范字对于理顺整个家族的谱系关系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由家族的先祖为后代规定范字，使属于这个家族系统的每个成员一出生就得按辈分对字入座。
汉代以后，大都取双名并让其中的一个字相同，作为表示同辈人的范字。这种范字最初使用于家庭，慢慢发展至家族。
我国宗法社会十分重视血亲关系，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从生到死都要受到家族的制约。男子死后，其名要载入家谱或族谱。由于家族范字完全适应了以族权为支柱的中国宗法社会的需要，必然受到统治者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重视与青睐。
到宋代，家族范字达到了比较完美的地步，特别是统治者对家族范字的制定有更为严格的要求。带有家族范字的名，通常又称谱名。谱名是人的正式名称，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但只是针对男子而言。因为我国的宗谱只是男子的谱系，女子只是作为丈夫的陪衬出现在宗谱里。
在一个大家族里，儿子往往随家族范字，女儿则另取家族范字。如贾宝玉、贾琏、贾琮、贾珩、贾琛、贾琼，每个人名里均含“玉”字，使用的是局部范字（即字的某个部首或构件）；贾宝玉的姊妹则与“玉”字无关，均范“春”字，分别是贾元春、贾迎春、贾探春和贾惜春。
在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里，父母之命对于子女来说，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既然取名的权力归父母，那么名自然就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
现代人的名字比较自由，除了对长辈不便直呼其名外，其他场合并没有多少禁忌，既可称全名，也可单称名。
总之，人名是在人类社会处于原始时期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它的起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最早，它是人们随意用来区分彼此的称号，以后又演变为固定身份的标志，在文字出现以后又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名就已显示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人类应该感谢人名，它不仅为人类保存着文化，再现着历史，也在推动着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在通向未来的漫长岁月里，人名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将更加密切，每个人名的使用频率都将大大超过以往的任何时代。
在当代，人名的作用不仅不会被削弱，而且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名的好坏、美丑势必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各种影响。因而，在当代社会中，取个好名字更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
■ 字，古代成人的正式称谓
今天的中国人，习惯一姓一名，但在古代，人们的姓名没有这么简单。通常的情况下，除了姓和名以外，还有字、号等。
人们常说的名字，在古代包括姓、名、字三个部分，三者各有各的功能和作用，是三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整体。
古人刚生下不久就有了名，长大以后要取字，两者相连，通称名字。关于二者的作用，《颜氏家训》中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意思是说，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字则是表示德行的。二者性质不同，用途也不一样。
取字始于西周初年，助周武王灭商的大军事家姜尚，世称姜太公，传说他是姜姓部族族长，字望，一说字子牙，他是第一个取字的名人。
一般来说，古时候，名是阶段性的称呼，小时候称小名，大了叫大名。古制中男子二十加冠、女子十五及笄时，表示其已经成人，将要正式参加社会交往，就要在“名”之后，再加“字”。
在周代，取字还和财产地位有关，取字是贵族家庭和知识分子阶层的事，穷困无依、目不识丁的平头百姓对此是不热心的。
贵族男子字的前面常常加“伯、仲、叔、季”表排行，字的后面缀以“父”、“甫”表性别，并美化其名，成为字的一个部分。如屈原的父亲伯庸，他的完整称呼是屈伯庸父，其中屈是姓氏，伯是排行，庸是字，父是男子的美称。还有如伯禽父、仲山甫、仲尼父和叔兴父等。
周代贵族女子字的前面加姓，姓的前面加“孟（伯）仲、叔、季”表排行，字的后面加“母”、“女”表性别，也成为字的一部分。如孟妊车母、中（仲）姞义母等。
古代普通人家的男女是不用排行和性别取字的。排行（表长幼贵贱）与性别（表尊卑）都与财产和地位有关。
此外，有地位有学问的人，常常在字的前后加上表敬称的“子”。春秋时政治家公孙侨，亦名公孙成子，为郑国贵族，取字子产，又字子美，其父是郑国大司马，字子国。
有了字，名就成了应该避讳的东西，相称时也只能称字而不称名。简言之，名是在家庭内叫的，字是外人叫的，人际交往称字而不称名，称人之字就是敬其名。
名与字在多数情况下，共同构成一个人的代号，尽管用途不尽相同，二者之间还是有联系的。古人大多因名取字，名与字内容毫不相干的情况几乎见不到。
三国时的名将张飞，字翼德，“飞”是名，“翼德”则是对“飞”的解释，因为“飞”就是“翼之德”（翅膀扇动而造就的功德）。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名与字之间也有联系，“居易”是因，“乐天”是果。只有居处安宁，才能知命而乐天。
有些人在取字时注重效法古人，取字士则、思贤、师亮等；有些人则寄托对当事人的厚望，取字温叟（长寿不夭折）、永全等等，无不含有深刻的意义。
也有些人根据自己的心愿随意取字，实际上另取一名，随意性很强。北宋画家米芾的长子米友仁，人称“小米”，他原名“伊”，小名叫“寅哥”，又名“鳌儿”。
大诗人黄庭坚（米芾的好友）戏称米友仁为“虎儿”，还赠以古印并诗：“我有元晖古印章……教字元晖继阿章（米芾的名）。”米友仁便索性摘其诗中之词，取字元晖。
取字原属贵族阶层的特权，后来扩展为知识分子阶层的事，而一般下层还不得染指，宋代曾有明令，不准下层社会的人取字。
到明清时代，情况大为改观，三教九流，官僚百姓，几乎人人有字。尽管一般平民取字遭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嘲讽和抨击，但取字的习俗还是普遍地推广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秦汉时，历史上的一些才女也有自己的字，如西汉王嫱字昭君；东汉班昭字惠班、蔡琰字文姬；前秦苏蕙字若兰；唐代薛涛字洪度、裴淑字柔之、鱼玄机字幼微；宋代谢金莲字素秋；元代曹妙清字比玉等。
不过，女性有字，也只限于贵族或上层女子的事。当女子成年，可许配人家时，把垂发挽在头顶，用笄别住，同时给她取字。这一礼制，在秦汉以后并没有承袭下来。一般女性自幼至成年，就只有一个小名，也称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