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１５日，卡夫卡给布洛德朗读了《城堡》的第一章。这年春天余下的日子和整个夏天，他都在继续写作这部小说，到１９２２年８月又把它搁置一旁，此后再也没有修改过，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城堡》。
给布洛德朗读《城堡》的第一章后不久，卡夫卡又给米伦娜写了一封信，他仍然没有把她置于自己的生活之外。他告诉米伦娜说，他憎恨写信，他的一切不幸都来自于信件或写信的可能性，并颇为奇怪地说（当然不是真的）几年来他没有给别人写过信。他就像个与真正的世界无关的死人一样："这情形就仿佛几年来我机械地做了要求我做的一切，其实却只是在悉心倾听是否有人召唤我，直至疾病从隔壁的房间呼喊，我跑过去并越来越深地陷入疾病当中"。这段令人惊讶的话说明了疾病在一定意义上为卡夫卡提供了一种解脱方式，一个使他放弃同生活斗争的理由。在给米伦娜的信中（与给菲利斯的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卡夫卡很快就转向了文学话题。他说，他最近正在阅读查理－路易斯菲利普的小说《多那狄》，认为这本小说并不具有福楼拜的余辉，并说契诃夫是"我非常喜爱"的作家。他还向她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活着的作家与他自己的书有着一种活生生的关联。他们用自己的存在为拥护它们或反对它们而斗争。一本书真正的独立生命是在作家死后，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在作家去世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的，因为这些殷切的人们即使在死后也会为自己的书斗争一番。"
这封长信重新点燃了卡夫卡的渴望--"写信的恶魔开始肆虐，它日益摧毁我的夜晚"--于是他再次建议停止通信。４月２７日和５月初，米伦娜先后两次看望了卡夫卡，但他们都同意这是最后一次了："不过，仍然存在一种可能性：我们都把门锁上了，在一旁把守着防止它打开，或者不如说防止我们把它打开，因为它自己是不可能打开的"。他告诉克洛普施托克说，他"目前对亲密无间的结合怀有一种恐惧"，因此他不让这个热情的年轻人来看望他，他要留出足够的时间写作。后来，他又问克洛普施托克为什么会对他的恐惧感到惊讶，既然他是"一个犹太人，说德语，还抱病在身，此外还处于一种艰难的个人境遇中。"
这段时间，卡夫卡和他的父母一起住在奥培尔特大楼，继续写作《城堡》，他本来以为５月４日就得回到办公室上班，但在４月１７日他向公司提出申请，要求休完病假后接着续上自己五个星期的年假。保险公司批准他的申请，这就意味着他应该在６月８日回去上班，但是他的身体状态极差，于是６月７日，他终于决定提出退休申请。６月３０日，他接到保险公司的通知，从次日起他就正式退休了，退休金为每月１０００克朗。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终于结束了。不过，尽管卡夫卡不断抱怨他的工作削弱了他用来创作的精力，但他知道它同样为他提供了帮助，使他能够把握日常生活，而且为他的存在赋予了某种外在形式。无论他的内心如何困惑、茫然，从外表上看他永远是一个谨小慎微、踏实能干、受人欢迎的高级职员--他总是习惯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公务员，尽管实际上他是保险公司的律师--他每天都穿着整洁的长大衣、戴着礼帽，按时到保险公司上班。从１９１８年起，他开始不断地请病假，保险公司方面一直对这位重要的秘书卡夫卡博士表现出了非比寻常的宽容和忍耐，他自觉对此无力回报。
退休之后，卡夫卡立刻决定搬去和奥特拉一家同住，后者刚刚在布拉格南部六十英里外的普拉纳小镇上租了一座房子度假。在那里，卡夫卡终于不再担心办公室的工作，可以毫无内疚地休假了。他知道他病得很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这个事实：他活不了两年了。
卡夫卡很快就在普拉纳安顿下来，这个美丽的村庄坐落在卢日尼采河畔，奥特拉、佩帕和他们１岁的女儿已经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了。为了照顾卡夫卡，一家人把最好的房间腾出来给他用。接下来的四个月中，卡夫卡在这里写出了《城堡》后面的九章内容。这里景色宜人，有森林、河流和花园，但是--同以往一样--也有农家庭院的各种噪音：割晒牧草的声音，一个年轻的农民练习吹号的声音，卡夫卡即使戴着特制的耳塞也为之不堪其苦。他在给布洛德描述这些噪音时说"我感觉自己像被这个世界驱逐的人"。但他并没有完全生活在世界之外。他读《布拉格晚报》，思考当时非常活跃的反犹太主义作家汉斯布留赫尔的言论，考虑自己该不该做出回应。卡夫卡熟悉布留赫尔的早期作品，相对其他反犹太主义作家而言，他认为应该更严肃地对待布留赫尔的作品。他还让克洛普施托克给他寄了一本卡尔克劳斯创办的著名讽刺杂志《火炬》。他不想否认"这份可口的甜点是由所有好的和坏的本能做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