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０９年末，卡夫卡开始记日记，他的第一篇日记写于１９０９年夏，但他直到１９１０年才真正开始记日记。卡夫卡的日记中既有一般的日记篇目，也有未完成的小说、作品片断和格言警句（传记作家需要在其中认真地加以分辨）。从这个时候起，卡夫卡开始了内心反省和自我分析的新阶段--或者至少从这时起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他的内心活动。在此之前，他对命运的思考往往与那些青年作家在少年读物中表达的观点类似--模糊的渴望，未获得满足的野心、由于迟迟不能成功而内心焦躁--但是这个时期，在卡夫卡的日记中，一种新的基调出现了。卡夫卡开始用语言表达一种更全面的世界观，它更为广阔，更为深厚，同时也更为阴郁。他那年少时的羞涩和孤独逐渐演变为存在的孤独--自我割裂的痛苦--在他那日趋成熟的创作（包括后期的信件）中，他以这种孤独来面对世界。
１９１０年初，卡夫卡的健康问题成了当务之急。１月底，他接受了洗胃治疗，他以嘲讽的语气写道："我感觉那些令人作呕的东西就要溢出来了"。不管是洗胃，还是日常锻炼，似乎都没有取得什么效果，３月中旬，他写信告诉布洛德："最近我的两肩患上了风湿，接着又传到了腰背部，然后是腿部，你或许以为它还会接着往下走，谁知它却上移到了两臂"。整个春天，卡夫卡一直病魔缠身："我所有的一切都在反对我……在我的身体里，除了许许多多把我穿透的长钉之外别无他物；如果我试图保护自己，使起劲来，它们反而扎得越深……我想说：在万分焦灼中，我给自己添了不少苦头，但我从来没有考虑去感受它们，天知道我怎么还能感受到更多的痛苦"。在日记中，他写道："绝望充斥着我的身体，以及这身体的未来"。
在短短的一生中，卡夫卡一直同自己的身体作斗争。他对身体情况的变化非常敏感。他患有忧郁症。他为自己的饮食、体格和需要进行的体育锻炼烦恼。他对身体状况的不满同创作上的困难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互为因果关系。１９１０年５月初，他写道："我不能写出任何令我自己感到满意的东西，这一点是无以补偿的"。不过，卡夫卡的注意力有时也会被其他事物吸引，比如这段时间，俄国芭蕾舞团曾拜访布拉格，在德国剧院演出，卡夫卡在日记中提到了舞蹈演员爱杜阿朵娃。同时他还写道："我经过妓院就像经过心上人的家"。他还去咖啡馆，参加政治聚会（不过由于工作上的压力，卡夫卡有时不得不拒绝朋友的邀请），虽然创作进展缓慢，但令他满意的是，他的一些短篇散文不久就要在《波希米亚》杂志上发表。不过，最重要的一件事是，５月的一天，一家意第绪语剧团在萨沃伊咖啡馆举行了演出，这家剧团来自加力西亚东北部、与俄国接壤的莱姆贝格省。第二年，另一家来自莱姆贝格的剧团也来到布拉格演出，这些演员们对卡夫卡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
１９１０年７月的一个星期日，卡夫卡整晚都没有睡好，起床后就开始思索他那"悲惨的生活"。他对自我的剖析发展到了一个新的主题，并在１９１９年写作《给父亲的信》时达到顶点。他开始把自己的痛苦归咎于父母，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他依次列出了那些在童年时给他造成"巨大伤害"的人，并且几次修改草稿，每次都加入了新的内容，使得这封信既像一部虚构的作品，又像一部自传体叙述。然而在他看来，他的抱怨是合情合理的。他确信他的父母们--尤其是他的父亲--"毁掉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优秀、美好的一部分（在我的梦里，这部分毁掉的东西化身为一个死去的新娘，出现在人们面前）。"从表面上看，卡夫卡相当正常，"和其他人一样"，而且"和所有人一样……我生下来就有自己的重心，即使最愚蠢的教育也不能使它偏移。现在我仍然有重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却失去了与之对应的躯体。无事可作的重心变成了铅锤，像一支步枪刺透我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