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卡夫卡继续在日记里大吐苦水："昨天晚上我尤其觉得难过。我的肠胃不适……今后的日子在我的面前展开，那幅图景是如此凄凉，根本不值得期许，我感觉仿佛被人遗弃了……我又一次想到更为遥远的未来。我怎么指望带着这样一副躯壳走进未来呢？"令卡夫卡萎靡不振的原因，我们或许还可以从他引用的《犹太法典》中的一句话里找到线索："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不是一个人。"卡夫卡关于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的意识已经苏醒了，这使他觉得自己应该结婚生子。迷恋上一个巡回演出的女演员似乎并不是最佳的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在日记里，他仍然像所有作家一样，捕捉着那些随意的、转瞬即逝的直觉。１１月，他终于写完了同布洛德合作的小说《理查德和塞缪尔》，他认为这部小说很成功。"更进一步的，我感到我的身体里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同席勒从情感到性格的转变非常接近。尽管我的内心在反抗这一切，但我必须把这写下来"。他有一种"强烈的渴望，要把我内心中所有的焦虑都写出来，就像不安是来自心灵深处的，我也要把它写进纸的深处去，或者把所写的东西不折不扣地引到我的内心中去"。阅读威廉谢法尔所写的艺术家卡尔斯托弗的一生，他感到自己"被这种强烈的印象牢牢吸引住了，它触动了我的内心，而只有在少数时刻我的心才能倾听和学习……我必须写"。
１９１１年快要结束了，１２月中旬，卡夫卡的健康状况不佳，但他继续思考自己的文学生涯，考虑自己能不能全职写作。父亲埋怨他对石棉厂的事务漠不关心，他声辩说，只要他继续留在保险公司，他就不可能积极参与工厂的事务。与此同时，他也在怀疑自己是否真正乐意全职写作："我同自己辩论，想知道我能不能把全部的时间用来写作"。他设想着如果能从办公室"解脱出来"，他就会"立即按照自己的心愿写一部自传"，但他从未这样去做，我们只能在《给父亲的信》中看到这部自传的影子。不过，他仍然天天去保险公司上班，并且越来越相信从事文学创作是他惟一的天职，即使他的创作对整个世界都没有价值，但它却为他的生命赋予了意义，这是他惟一的生存方式。在他的家人看来，卡夫卡的生活"走上了有害而错误的道路"，他们担心--他的父亲说得是那样明确--他会变成"第二个鲁道尔夫舅舅，变成家族中新一代的傻子"。工厂的事务让他痛苦不堪，只有父亲的责备、卡尔无声的轻蔑和他本人的内疚驱使着他去做一点事。他为此耗费了宝贵的时间，假如他在这件事上花费的时间再多一些，那就必然会导致"我的生活完全遭到破坏，即使远离这些琐事，生活也已经步履维艰了"。
１９１１年，卡夫卡逐渐下定了决心--他必须认识自身潜在的文学上的天分，否则就会永远受挫折，永远达不到完善。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终于克服了挫折感，写出了一篇重要的文学作品。
这个时期，卡夫卡开始热情地投入写作，对他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写作就是自己生存的方式。他把自己献给了写作。那些阻碍他写作的因素没有丝毫改变：工作、家庭、病弱的身体--但他开始相信，他在其他方面的无能要求他必须节省自己的精力，只有这样才能专心写作。"认识到我应该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写作是很容易的"，他在１９１２年１月初的日记中写道。
我开始明白写作是我最擅长的领域，一切都应该朝着这个领域前进，不要在音乐、性、饮食或者探讨哲学方面浪费精力。我在上述方面的能力都退化了。这是必要的，因为我的力量总共只有那么一点儿，只有把它们全部集中起来才能用来为我的写作服务……目前我对自己的开发已经尽善尽美了，在我看来，再没有什么可以贡献的了；我需要做的只是丢开办公室的工作，开始真正的生活。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最终会慢慢地老去。
尽管卡夫卡在这里订下的计划逻辑清楚，表达明确，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遵守。他很快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的道德和智力水平将达到巅峰状态。他将在创作上大获全胜--他将在新的一年获得突破--但是他的个人生活也将变成一场漫长而痛苦的审判，尽管他弄不清楚自己受到审判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