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他在婚姻问题上的确存在麻烦。卡夫卡告诉布洛德，尽管"一切都结束了"，他不再给菲利斯写信，"但我仍然、仍然不能获得解脱"。他重复着那句谶语："没有她我活不下去，但是和她在一起也活不下去"，又说："我应该被鞭子驱赶到荒漠里去"。他对费力克斯韦尔奇强调："事情不会变好的，对于我事情永远不会变好的"。卡夫卡在１０月中旬回到布拉格，但他仍旧思念着菲利斯。１０月２９日，他打破了六个星期以来的沉默，给她写了一封信。他告诉她"在德山札诺那天"的情形，当时他感到这段恋爱的确走到尽头了，即使她不打算拒绝，他也必须放逐自己。在信的开头，他说家庭生活--他自己的家庭，她的家庭，以及建立一个新的家庭--让他踌躇不前，让他感觉无论怎样努力，也只能"分享别人的快乐，却永远不能分享别人的生活"。非要说他能快乐地和鲍尔一家融为一体是虚伪的，对他来说"生活在一起，永远说谎是不可能的，正如永远说真话是不可能的一样。"然而--尽管有过六个星期的沉默，有过格尔蒂和那个俄国女人，有过无穷无尽的折磨，他仍然被一种"对你的渴望"攫住了。他说，"我们现在的绝望"都是他一个人的过错，她的所有来信构成了"一种惊异的表达：竟然会有我这样的男人"。菲利斯以前提到过，她的母亲对她的爱会转移到卡夫卡身上，她的父母"权衡了这桩婚事的利弊，认为这是一场出自真正爱情的婚姻"--但卡夫卡坚持说，这些都不会是真的，她不该把他想像成一个模范丈夫。
眼下，这个故事中的另一个女人格蕾特布洛赫登场了。她是菲利斯的同事，在菲利斯的要求下从柏林来布拉格为他俩调节。格蕾特和卡夫卡很可能是在１０月底见面的。两人关系中最引人注意的一点是格蕾特在卡夫卡去世多年之后，即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１日，写信给一位巴勒斯坦的朋友沃尔夫冈朔肯，称她曾在１９１４年生下过一个卡夫卡的孩子，这个孩子７岁时死于慕尼黑。格蕾特的朋友们都对此事持怀疑态度，后人一般也有同样的意见。从两人来往的信件中来看，格蕾特同卡夫卡的关系从来没有达到如此亲密的程度--尽管他们在信中使用的语气的确有越来越亲近的趋势。如果的确有过这样一个私生子，菲利斯不大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但她从来没有提到过，而且慕尼黑方面也没有相关的死亡记录。因此，这段故事如果说不是完全不可信，至少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是真的。１９１６年８月３１日，卡夫卡在给菲利斯的信中提到了格蕾特给他带去了一些麻烦，这是惟一一条近似的证据。１９４４年，格蕾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去世。
卡夫卡同意在布拉格和格蕾特见面，但他事先提出警告，在他看来，谈话不大可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在他的想像中，格蕾特大概是个"老处女"，结果看到的却是"一个苗条、年轻、与众不同的姑娘"，而她同菲利斯才刚刚认识六个月，根本算不上是彼此信赖的老朋友。他觉得在她面前，他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们在一家咖啡馆见了几次面--格蕾特住在施瓦兹罗斯旅馆--似乎还一起参观了工艺美术博物馆。后来，不知道是在格蕾特的鼓动下，还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卡夫卡决定再去一趟柏林。他知道自己必须这样做，但鉴于以往同菲利斯见面的结果只是徒然增添了她的疑虑，他对此并不抱特别大的希望。
于是，１１月８日星期六，卡夫卡去了柏林，下榻在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馆，并准备次日返回。同以前一样，这次见面也极不顺利。卡夫卡之前曾给菲利斯写过信，说他将在星期六晚上十点半到达旅馆，但她既没有去车站接他，也没有在旅馆等他。星期日上午八点半，他派一个骑自行车的送信人去找她（他怕误了下午四点半返回布拉格的火车），送信人回来说菲利斯在十五分钟后给他打电话。但他一直等到十点才接到电话（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肯给她打电话）。他们一起去动物园散步，然而菲利斯中午时必须去参加一个葬礼。吃过午饭后，他急匆匆地回到旅馆等她的电话。她没有打来。卡夫卡坐在旅馆里，沮丧地看着柏林的雨，终于决定去拜访住在舍内贝格的作家厄尼斯特韦斯，但他怕错过电话，下午两点四十五就告辞返回旅馆。菲利斯仍然没有打来电话。他开始整理自己的行装，并尽可能地拖延时间，四点钟，他离开旅馆去了火车站。他没有再见到菲利斯，也没有任何口信。他觉得自己被人排斥，十分耻辱。他离开了柏林，"仿佛自己是一个无权留在那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