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对待《变形记》的字体和装订比较挑剔，要求沃尔夫做出改进。除此之外，他还从罗沃特出版社那里得到了一个消息：１９１５年冯塔纳奖的获得者卡尔施特恩海姆（一位百万富翁）决定把奖金转让给卡夫卡。这件事让卡夫卡很苦恼。他是最不看重物质利益的作家，他不需要这笔奖金，他的薪水对于日常花费来说已经足够了，但他还是接受了对方的好意，为的不是奖金，而是冯塔纳奖的荣誉。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与卡夫卡同时代的杰出人物对他的作品的评价。
１９１５年底，卡夫卡的日记中再次充斥着对自己无能、多病和愚蠢的抱怨。他告诉菲利斯："我不想让一个处在这种状态的男人去伤害你，你一定不要看到我这幅样子……我的情绪如此低落，就连来自天堂的天使的声音也不会让我振作起来"。但他又说："我希望在战争结束之后改变我自己。我想去柏林，因为我在这里待不下去。"接着他第一次向菲利斯坦白说："１９１２年我就应该离开这里。"圣诞节前，卡夫卡去找老板，决心要同后者开诚布公地谈谈（他把这看得十分必要，由于紧张，谈话的前一个晚上他只睡了两个小时）。他请欧根普福尔在四种可能性中做出选择：或者一切照旧，这样他将"最后以脑膜炎、精神错乱或者其他类似的疾病丧命"；或者准许他请假，但他本人出于责任感并不希望这样，这也不会真正有所帮助；或者把他解雇，但是考虑到他的父母和石棉厂，这样做又是不可能的；最后只有一种可行的办法，就是让他服兵役。普福尔准许他休一个星期的假，并且建议他进行血疗。事实上普福尔本人也生病了，他提议卡夫卡同他一起去看病。由于卡夫卡坦率地提到"解雇"这个词，结果使"办公室里发生了一阵骚动"。
然而，卡夫卡在１９１５年底没有解决精神上和身体上的任何问题。１９１６年１月１８日，卡夫卡又给菲利斯写信说，假如在战争结束后迁居柏林，那时他必然已经变成了一个"被失眠和头痛毁掉"的人。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将是"爬进某个洞里，好好地自我反省一番……在从洞里爬出来之前，我对你没有任何权利。"菲利斯责备他很少给她写信，他回答说："我的信不是比我的沉默更可怕吗？"
１９１６年初，卡夫卡的健康状况不佳，剧烈的头痛和失眠使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老鼠"。他告诉菲利斯："辞职是我惟一可能的解脱，也是我最大的愿望。"保险公司认为办公室里少了他不行（他的处境同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何其相似），尽管他"害怕办公室之外的生活"，但阻止他去柏林的却正是保险公司的工作和石棉厂的事务。菲利斯希望他留在布拉格。他回忆起他和菲利斯第一次订婚后一起挑选家具的情景，坚固高大如同纪念碑一般的家具让他感到恐惧，似乎它就是他的墓碑。他想要逃避："我被幽灵包围了，办公室借此阻止我获得自由。"类似的抱怨我们已经听了不少，不过在卡夫卡给菲利斯的信中却出现了一种新的调子。他似乎变得更坚强、更果断了（尽管在其他方面他仍然抱怨自己的虚弱）。加奈蒂把这个时期称为"校正"的新时期。卡夫卡仍然希望见到菲利斯，当时马克斯和妻子苏菲在西里西亚的瓦乌布日赫，卡夫卡也想在那里同菲利斯见面，并为此申请了护照，但由于战争时期的旅行受到限制，他的申请被拒绝了。他出了两次差：４月和奥特拉一起去了卡罗维发利，５月去了玛丽亚温泉市，期间罗伯特穆西尔穿着军装到布拉格拜访他。穆西尔曾邀卡夫卡为他主编的杂志写稿，１９１４年８月还曾在这份杂志上为《观察》和《司炉》撰写评论。卡夫卡去看了一位治疗神经疾病的专家，专家诊断说他患有心脏神经官能症，建议他接受电疗，卡夫卡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卡夫卡讨厌传统的医学治疗，更喜欢整体疗法或自然疗法。
卡夫卡继续为离开保险公司而努力。１９１６年５月，他向经理提出请求：如果今年秋天战争结束的话，请公司准许他长期休假；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就请公司准许他服兵役。当时，免服兵役的工作人员必须舍弃为期三周的休假，经理把卡夫卡的请求理解为要求休假，并立刻准许他休假三周。卡夫卡参军的愿望再次破灭了，"两年来我一直压抑着这种愿望"。他觉得，如果公司准许他长期休假，他就不应该拿公司的薪水，"因为休假不是由于身体疾病"，但经理把这项提议当成了一个玩笑。卡夫卡的希望落空了，他觉得原因是自己没能诚实地告诉老板提出申请的理由："我只能通过演出可耻的温情默默的场景才能应付最简单的实际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