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德当时已经声名雀起，他的小说《第谷布拉赫》（Ｔｙｃｈｏ Ｂｒａｈｅ）售出了１．４万册，卡夫卡却仍然只受到极少数读者的欢迎。他放弃了把自己的三部小说合在一起出版、总称为《惩罚》的想法，同罗沃特出版社就未来的出版计划进行了大量讨论。卡夫卡希望在写出一部真正的新作品之前"保持沉默"，而同时他又感觉自己不能写出新的作品："在过去的三四年中，我白白耗费了自己的精力……现在我该尝到苦头了。"他甚至觉得过于疲劳，放弃了去莱比锡同沃尔夫商谈具体问题的打算。不久出版社提议把《在流放地》和《判决》合成一册，卡夫卡却希望两部作品单独出版。他要求出版《判决》的单行本，理由是"这篇小说的诗歌成分多，叙述成分少，因此需要完全开放的空间，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它也是我最喜爱的作品，因此我一直有这样的愿望，如果可能，就让它独立地显示它的优越性"。沃尔夫本人喜欢《在流放地》，但直到１９１９年才将其付诸出版，《判决》则在１９１６年１０月就出版了。沃尔夫指出，在这本延期出版的书中有一种让人痛苦的因素，卡夫卡同意这种说法，并且问道："你是否注意到很多东西都在一种或另一种形式上具有这种让人痛苦的因素？"他说，痛苦并不是他的作品所独有的，"一般而言，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痛苦，而且这种状况会持续下去，我的生活中里也充满了痛苦，它比时代的痛苦更持久。如果我写得更多更好，如果我周围的环境和我的身体状态允许我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写作，上帝知道，也许我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远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卡夫卡觉得自己在写作上的成就不高，但他仍然为其他人的成功而快乐，并且尽量帮助他们。他力劝罗沃特出版社出版厄尼斯特菲格尔?１８８７～１９５７?的诗，后者是一位犹太作家，卡夫卡几年前见过他，并曾邀请他去过自己在保险公司的办公室。
从玛丽亚温泉市返回布拉格后不久，卡夫卡开始鼓励菲利斯在柏林的"犹太人之家"做义务工作，在此之前他们曾经讨论过此事。"犹太人之家"是犹太人的救济中心，创立者格弗里德莱曼?１８９２～１９５８?是在柏林从事犹太教育的杰出人物，后来去了以色列。卡夫卡对这件事着了迷，他把菲利斯也拉了进来，不断地要她参与那里的活动。"对我来说（对你来说也是一样），"他告诉她："重要的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本身，而是它所导向的东西"。他当时正在读塞缪尔卢布林斯基的《犹太教的起源》（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Ｊｕｄａｉｓｍ，１９０３）?。他给她寄去了布洛德写的一篇关于"犹太人之家"的文章，并说"犹太人之家"有"一种奇怪的犹太复国主义氛围……在犹太人之家中另外一些力量同我的心更为接近，它们生机勃勃，开始发挥出作用。犹太复国主义……只是通向某种远为重要的东西的入口"。后来，菲利斯终于去了"犹太人之家"，卡夫卡--他表现出一种少有的热情--提出要为她支付一切开销，因为这样做他会觉得自己也参与其中了。他认识到自己做不了实际的慈善工作--"我缺少那种必要的献身精神"--不过，他同时感到他和菲利斯的共同努力会在精神上把两个人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他认为，对"犹太人之家"的孩子们进行教育应该"以现代的、有教养的西欧犹太人，即柏林模式为标准"，但他更喜欢"单纯的东欧犹太人"。他觉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给"犹太人之间"带去了"一种年轻的活力……并且……借助古代的传统唤起了民族渴望，这是其他方式所不能做到的……你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妥协是你自己的事，任何对它的妥协（漠不关心是不可能的）都令我感到快乐。"尽管如此，卡夫卡仍然强调："我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
菲利斯似乎试着提出过婚后是否要孩子的问题（在１９１６年夏天和初秋，两人在所有事情上的交流都格外轻松），卡夫卡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是最令我绝望的"。然而，菲利斯向他描述的"犹太人之家"的情景却让他满心喜悦："这些女孩仿佛是我的孩子们……或者说我仿佛安详地坐在某处，一阵及时雨倾泻而下，滋润着我所在的土地"。他觉得"犹太人之家"以及菲利斯的参与把他们两个联系在了一起，他告诉菲利斯，在回答女孩们的问题时，她应该"让犹太教那令人费解的复杂性起作用"。他越来越关注犹太教"令人费解的复杂性"："我不会考虑去犹太教堂，"他告诉菲利斯："我还记得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不得不在犹太教堂里百无聊赖地消磨几个小时，差点要闷死了；这是对我日后的办公室生活的一场彩排。有些人仅仅因为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就聚集在教堂里，在我看来，这些人是在约柜的掩护下拼命挤进教堂的，而不是平静地从教堂大门走进去的。"他补充说，"由于我的出身、教育、性格和环境，我与他们的（东欧犹太人）信仰毫无共通之处"--这种感情很可能会感染菲利斯。他不断地给她提供建议，告诉她该给"犹太人之家"的孩子们读哪些书，她在信中讲述的情形让他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