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卡夫卡把蓝色八开稿本中十二篇新写的小说寄给了马丁布贝尔，看能否在后者主编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杂志《犹太人》上发表。他告诉布贝尔，这些小说最终将合成一本书出版，总称为《责任》（１９１９年这本合集出版时改名为《乡村医生》）。布贝尔挑选了两篇"动物小说"：《豺狼和阿拉伯人》（Ｊａｃｋａｌｓ ａｎｄ Ａｒａｂｓ）以及《致某科学院的报告》（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卡夫卡提出说不要把这些小说看成"寓言故事"来对待，这两篇小说于当年秋天发表在《犹太人》杂志上。卡夫卡的情绪相当好，对源源不断涌出的新作品甚为满意。７月，卡夫卡给库尔特沃尔夫寄了十三篇新作，尽管他说它们"离我理想的作品还差一大截"，但沃尔夫非常喜欢，称赞了这些作品，卡夫卡说他计划在战后结婚并迁居柏林，这意味着他将不能像以往一样对版税淡然处之。他甚至要求沃尔夫再次保证战后还会出版他的作品。沃尔夫立即回信做出了保证。
也是在这年７月，菲利斯来到了布拉格，这对恋人第二次正式订婚了。似乎五年来的痛苦挣扎终于取得了幸福的结果。这对未婚夫妇先去了布达佩斯，又去了阿拉德看望菲利斯的妹妹。然后卡夫卡取道维也纳，返回了布拉格。他计划９月初去波希米亚西北部的曲劳看望奥特拉，并在那里住上十天，艾莉的丈夫卡尔赫尔曼在曲劳有一个农庄，他参军离开后，奥特拉在４月去了曲劳代他经营。曲劳之所以吸引奥特拉，是因为那里远离布拉格和她的父母。在布拉格时，她不愿意经营店铺，常常和父母尤其是父亲争吵。在这种争吵当中，卡夫卡当然是站在奥特拉这一边的，他们俩比以前更为亲密了。毫无疑问，卡夫卡很想和妹妹一起在乡下生活几天。但是，在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之前，１９１７年８月９日和１０日，灾难敲响了他的房门。
卡夫卡似乎没有立刻把发生的事告诉任何人。第一个获悉此事的是奥特拉，但就连她也是在几个星期后才知道的，因为卡夫卡知道她当时正在忙着收获，不想给她干扰。８月２９日，他在给她的信里坦率地说："大约三周前，我在一天晚上咳血了。凌晨四点钟左右，我醒了，觉得嘴里的唾液多得奇怪，我就吐了出来，然后点灯一看，奇怪，是一滩血"。他从这时起开始吐血，鲜血从喉咙里喷涌而出，似乎会一直流下去。他从床上爬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走到窗前，向外看看，然后又走回来，直到最后不流血了，他才上床睡觉，很长时间以来从未睡得那么香。第二天清晨，鲁岑卡进来后吃了一惊，用捷克语大喊："博士先生，您不会活多久了！"他和往常一样先去了办公室，然后才去看病，米尔施泰因大夫诊断为感冒引起的支气管炎，给他开了三瓶药。卡夫卡怀疑医生的诊断有误，没有遵照医嘱服药（卡夫卡很少感冒，而且当时正值盛夏，不过他的公寓的确"寒冷、陈旧，散发着恶浊的气味"），医生排除了他患有肺结核的可能性（"大城市的所有居民都患有结核病……你只要注射结核菌素，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卡夫卡正确地意识到自己患了肺结核，但这不是一般的肺结核。事实上他把这看成了五年来为婚姻而痛苦斗争的顶点。"这是强加在我身上，或者说委托于我的最伟大的斗争，也是一场胜利（比如它可以以婚姻的形式体现出来；菲利斯可能是这场战争中惟一的良好原则的代表），我是说，这是一场以鲜血为代价的、可以忍受的胜利，在我个人的世界史上将会留下一点拿破仑式的东西。然而现在看起来，用这种方法我会输掉这场斗争"。自从咳血以后，卡夫卡身体上直接的变化是他不再失眠、发烧、头痛，每天夜里都睡得很好。这仿佛是在经历一场剧烈的冲突之后，战场上笼罩了一种可怕的寂静。在给奥特拉的信中，卡夫卡把肺结核说成是一种"精神上的病"。
卡夫卡首先放弃了舍恩博尔恩宫堡的公寓。９月初，他离开那里（"仿佛快要不久于人世一样"），回到了父母（他还没有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他们）的公寓，睡在奥特拉原来的房间里，这个房间挨着盥洗室，能听到哗哗的泼水声和冲刷抽水马桶的声音。９月３日，他去看了米尔施泰因大夫，后者建议他多吃东西，呼吸新鲜空气，晚上在两肩贴敷布，每月做一次复查，并决定暂时还不给他注射结核菌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