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外圆内方，如果一个人太过于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如果一个人太过于圆滑世故，八面玲珑，总是想让别人吃亏而自己占便宜，那么这种人也将会众叛亲离。所以只有外圆内方的人才能如鱼得水。
但是做事就相反，做事要越圆越好，做事只有讲求圆了，那么才能把各种关系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恰如其分，这样做起事来就会无往而不利。
做生意不能没有靠山
胡雪岩语录：大树底下好乘凉。
按照清朝等级制度，清制文、武官顶戴由一品至九品依次为：一品红宝石顶、二品红珊瑚顶、三品蓝宝石顶、四品青金石顶、五品水晶顶、六品砗磲顶、七品素金顶、八品阳文花金顶、九品阴文花金顶。
左宗棠去福建督军，和太平军作战，胡雪岩在粮饷上全力支持左宗棠，于是左宗棠打了胜仗，向朝廷报功，保奏胡雪岩为“布政使衔”，朝廷准奏，胡雪岩始官居从二品，成为“红顶商人”，被恩赐黄马褂，可以在京师骑马行走，胡雪岩的母亲被赐“一品夫人”。于是，胡雪岩红极当时的商场，被称为官商。
在这顶红珊瑚顶戴的保护下，胡雪岩的生意如日中天，钱财源源不断。
胡雪岩生活的时代已经是清政府的末期了，当时候的官场极其腐败，官官相护，买官鬻官，送礼成风。“参谒上司，则备见面礼；凡遇年节，则备节礼；生辰喜庆，则备贺礼；题授保荐，则备谢礼；升转去任，则备别礼”。这就是当时官场的送礼图。并且，当时的官场，只要有一点点权利的人，就可以各种貌似合理的理由强行征税，或者宣布某某商人的贸易为不合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人要想经商，就必须获得官府的保护，正像现在的某些地方想要做生意，就要被当地的黑势力保护一样，这些保护者就向那些被保护者收取保护费。胡雪岩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那么，胡雪岩也深谙其中的玄机。
当胡雪岩还是信和钱庄的伙计的时候，他碰到了王有龄，当他听王有龄说他是捐班盐大使的时候，胡雪岩就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感觉自己有机会能认识一个有可能做官的人，那么，一定不能错过机会，于是，他得知王有龄因为缺钱而不能去捐官的时候，他甘愿冒着被钱庄解雇的危险把收款得来的五百两银子自作主张借给了王有龄，资助他进京拜官。
而王有龄一旦捐官成功的时候，他就开始回报胡雪岩了。胡雪岩于是借用官府的便利开办钱庄，因为当时王有龄已从海运局“坐办”升为了湖州知府，于是胡雪岩叫王有龄把地方团练经费与军火费用、地方厘捐、丝业，各个方面的钱都存入他的阜康钱庄，使得胡雪岩开钱庄就有了资本运作，本来胡雪岩是根本没有资本来开钱庄的，但是在王有龄这一层官府势力的保护下，却也开起来了。
胡雪岩从这件事中尝到了甜头，于是，他认为，做生意寻求官场的保护，可以使自己的生意得到大的发展，可以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机会，而承担更少的风险，所以，以后的军火、生丝、药材等生意，胡雪岩就是因为有官场这一层关系才做成的，于是，在胡雪岩的一生中，寻求官场的保护是他做生意的根本准则。
而怎么才能寻求官府的保护呢？帮助支持王有龄捐官就是方法之一，胡雪岩对于那些有希望爬到高位的人，支持是不遗余力的。王有龄从捐官成功，到分发浙江做候补知县，再到海运局“坐办”，最后到湖州知府，这一路的提升都离不开胡雪岩的帮助与打点。而对于何桂清，胡雪岩更是不惜血本。为了他的升迁，胡雪岩一次可以放出一万五千两银子；为了他的欢心，也为了日后自己的商业，忍痛把自己的爱妾转赠于他。
为了寻求官场的保护，胡雪岩是付出了，但是他的付出换来的却是滚滚而来地钱财，一笔笔大生意的成功。
因此，在胡雪岩的一生中，官场是他“公关”的首选目标。只要与官沾边，无论是候补的，还是在任的，胡雪岩都毫不含糊地去下功夫。当王有龄在杭州抵抗太平军因不敌而自尽后，胡雪岩就开始寻找新的官场保护者了，这时候，左宗棠出现了。
于是，胡雪岩与左宗棠结成了最牢固的合作关系，也就是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不管是左宗棠围剿太平军，还是剿灭捻军和镇压回族起义出兵新疆，筹粮筹饷、购置枪枝弹药，购买西式大炮，筹借洋款，都是胡雪岩爱做的事。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胡雪岩从这些生意中可以获得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左宗棠，左宗棠身为清军将领，他需要这些东西。他也只有拥有了这些东西，他才能在他的军事活动中获得胜利，那么他也就能得到清朝统治者的认可与奖赏，到时候左宗棠得到的将是更高的官职，那么，他对胡雪岩的保护也就会更有力。
正是因为有左宗棠这一层关系，胡雪岩才有了朝廷赏戴的红顶，赏穿的黄马褂，于是，他成了当时天下的第一号商人，因为他不仅拥有雄厚的资本，还有他头上的那颗顶戴，这些都是他身份的象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记载，“时出微利以饵杭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称门生者。”胡雪岩就是因为有了这一个红顶子，才使得一位翰林都要称为是他的门生了。
胡雪岩除了巴结王有龄、左宗棠之外，他还通过钱庄业务与京中大官奕诉、文煜等人接上了关系。跟这些人接上了关系，少不得要花费大量的银子，但是事实证明，胡雪岩的这一种投资是完全值得的。因为在官本位的晚清社会，有了官员做靠山，胡雪岩转粮购枪、借款拨饷无一不可放大胆子、堂而皇之地去做，有奕诉、左宗棠等人为他撑腰，没有谁能管得住他，并且他还有“红顶戴”呢，这是皇帝赏赐的，戴上它，意味着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宠，，它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合法性。连至高无上的皇帝都肯定胡雪岩的生意了，其他的人岂有不肯定之理？所以，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把钱存入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为胡雪岩的生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胡雪岩就是凭着这“红顶戴”，积累了万贯家资，红极一时，富甲一方。然而客观地说，胡雪岩背后有着强大的官场力量，而这才是财富的真正来源。胡氏以其睿智的眼光，发现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客观规律，从而一生致力于培植自己的官场靠山，踩着官场的阶梯，登上财富的高峰。所以，当他去王有龄的坟前吊唁的时候，在墓地碰到了云游讲经的尼姑芙蓉，芙蓉劝他不要被眼前的功名利禄迷失了本性，而胡雪岩却说自己意在作事，不在作官，今生有幸，得此境遇，可一展宏图，富国强兵，事业如日中天，如就此罢手，枉来世上！这就是他在与官场中人的交往中不能全身而退的原因，这为他后来的失败埋下了种子。
一日一心得：
中国太极拳中有一招叫“四两拨千斤”，之所以能够四两拨千斤，就是借助于外部的力量。因为任何一个人，相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可谓太渺小了，那么，每一个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而如果我们能借助于外部的力量，那么事业的成功也就离我们不远了。这就是《劝学》里“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的原因。
投人所好是做生意的奥妙
胡雪岩语录：能猜察别人的心理想法，且善于投人所好，是做生意的一大奥妙。
1976年，西德总理科尔访问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的政府和人民怀着对德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仪式上，马达加斯总统向科尔赠送了一件本国精致而优美的工艺品，科尔表示感谢，回赠了一台西德最新生产的彩色电视机。
科尔本想此举会受到马达加斯加政府和民众的欢迎，不料结果却事与愿违。在赠送仪式上，就引起了诸多不满和议论。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当时马达加斯加尚未建立起电视播放与接收系统，他们连电视机是啥玩意，见都没有见过。因此，该国政府和民众认为，科尔的这一举动，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歧视和侮辱。于是，全国上下纷纷指责科尔的行为。
尽管我们常说“礼多人不怪”，但是送礼要是不投人所好，那么，到头来就会事与愿违。正像科尔给马达加斯加送彩色电视机一样，在科尔的心里，觉得这是一片好意，我把我们国家最新生产的彩色电视机送给你们。可是在马达加斯加国家的人们心里，我们这里连电视机见都没有见过，又没有播放电视的系统，你送给我们一台电视机，不是有意鄙视我们国家生产落后吗。所以，科尔的一片好意收到的效果却是相反的。这就是送礼不投人所好的原因。
在《庄子》里，有一次，尧帝到华山地区视察工作，华山民众向他致祝词，祝他“多子、多财、多寿”。但尧帝却说：“我不要这些东西。多子，会增加麻烦、忧虑；多财，也会增加烦恼，不能清心静脑；多寿同样不好，活得太久便会招来侮辱。”华山民众的祝福本来是一片好意，但是却得不到尧的喜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华山民众没有投尧的所好，尧不希望自己多子、多财、多寿，所以华山民众的祝福才在尧那里碰了一鼻子灰。
人们生活在世上，在很多方面的需要是相同或相似的，比如生存安全、自我重要感、社会认同等。但是，人们还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殊爱好与需要。实际上，即使对于相同的那些需要来说，每个人在时间先后及侧重点上也会有所不同的。可正是这种不同，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不能简单地从自我出发，误以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而按照自己的想法“投射”给其他人。我们应该根据人们的不同地位、不同职务、不同目标、不同个性，来设身处地的推断他们的不同需要，认清他们内心的最真实想法和举动，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获得最终的成功。
所以，在社交活动中，与人交往如能做到投其所好，就一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则会适得其反，事与愿违。
胡雪岩就认为“善于投人所好，是做生意的一大奥妙”，他与官场的几十年交往中，把“投人所好”这四个字演绎到了纯熟的境界。
王有龄刚坐上海运局“坐办”位子的时候，就碰上了调运漕粮的问题，在胡雪岩的帮助下，王有龄顺利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巡抚黄宗汉和藩台麟桂受到朝廷的表彰，故对王有龄另眼看待，准备升他为湖州知府。但是委任状却迟迟没有下来，王有龄等了一段时间就有点心急了。于是他向黄宗汉府上的何师爷打听，才得知委任状已经从中央下来了，只是黄宗汉迟迟不给王有龄。
于是王有龄就亲自去找黄宗汉，在黄宗汉的客厅里，黄宗汉只对王有龄说了一句：杭州城里的雅轩阁有一幅唐伯虎的《溪山渔隐图》，然后就叫下人送客了。
这下可让王有龄如坠五里雾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就把这件事跟胡雪岩讲了。像胡雪岩这样的人都搞不明白黄宗汉为什么要这样说，如果是要银子的话就直接暗示啊，干嘛说到画去了呢。
胡雪岩经过多方打听，才探听出一条门道，因为这是北京城里送礼的一种习俗。
事情是这样办的，某人打算向某大员行贿，求取某一官职，则先与某一卖古董的商家接头，讲定以若干银两购买一件古董或一幅字画。接着，该商家就到大员公馆去，取得古董或字画。拿回来卖给行贿者。行贿者买到古董或字画，送给大员。该商家则卖出古董或字画，获得银两，留下回扣与手续费，把剩下的银子交给大员公馆。所以说，就某大员而言，他只是把自家的古董或字画交给古董商人，商人卖给行贿者，行贿者又把东西送回大员公馆，某大员并没少了东西。另一方面，却由古董商送来银两，某大员并没有直接收受行财者银子，他只是收了古董或字画，总算是文人雅士赠送文物，并没沾上铜臭。这真是有意思，明明是拿红包收贿款，但就是没有直接收钱。
黄宗汉也想采用这一招。于是胡雪岩花了一万两银子把这幅画买了回来，让王有龄送给了黄宗汉。第二天，黄宗汉就把委任状交给了王有龄，真是钱到病除。
有了这次前车之鉴，胡雪岩对黄宗汉日后的索贿也就能把握得清清楚楚了。
按照清朝的惯例，官员从一个职位调到另一职位的时候，是必须把他原来的职位让出来的。王有龄做了湖州知府之后，他也应该把海运局坐办的位子让出来，但是，海运局是一个肥水较多的职位，他不想让出来，想兼领海运局坐办这一职位。但是这必须得到巡抚黄宗汉的首肯。于是，王有龄向黄宗汉提出了这种要求，但是黄宗汉却像上一次一样给王有龄卖了一个关子。他们没有回答王有龄的问题，只是顾左右而言他，他问及胡雪岩的阜康钱庄的情况，并想要阜康钱庄替自己汇一笔一万两银子的款子作为军饷。王有龄看到黄宗汉原来只是这么一个小的要求，就满口答应，说是只要抚台大人吩咐，给下钱来即随时汇出。不料王有龄话没说完，黄宗汉便端茶送客，而对于王有龄兼领海运局坐办的事，也置之不理了。
王有龄回来之后把这件事和胡雪岩商量，胡雪岩不像王有龄，他看得准。他知道黄宗汉这样说的原因就是想收取贿赂，并且钱也说出来了，就是一万两银子。这时候王有龄才恍然大悟。第二天，胡雪岩派人把一万两银子的银票送到黄宗汉的府上，王有龄随即得到了兼领海运局坐办的批准。
胡雪岩就是这样的能投人所好。他在商场混迹的一生，是他和官场打交道的一生，也是他投人所好的一生，他巨大财富的积累完成，就是以这种投人所好的行为为前提的。要不是他投人所好用银子四下打点，那么，他的军火生意做不成，他的钱庄也开不成，他也不能垄断整个生丝市场。
正是这种善于揣摩、巧加迎合的政治投资，胡雪岩才换得了他的成功。
一日一心得：
也许有人会认为投人所好是逢迎拍马的同义词，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投人所好可以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那么也就为你办成那些没有别人帮助办不成的事提供了条件。
捧人也是一门艺术
胡雪岩语录：出自真心的赞美，捧人捧得非常真诚，不露痕迹，使被捧的人特别高兴。
在小说《鹿鼎记》中，韦小宝捧人的一句经典的话是“我对你的仰慕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听的人可就乐了，于是韦小宝的一切事情解决起来就顺利了。
关于清朝名臣纪晓岚也有一个捧人的故事。一年夏天，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浑身发热，就赤膊坐在案前，此时忽传乾隆驾到，纪晓岚不及穿衣，便藏到桌子底下去了。乾隆看见纪晓岚藏起来了，却示意周围人不要出声，而是坐在桌前不动。等了很久还不见乾隆离去，纪晓岚便轻声问：“老头子走了没有？”乾隆又好气又好笑，便呵斥：“是谁如此放肆，还不赶紧出来？”纪晓岚忙爬出来叩见皇上。乾隆问纪晓岚：“你为何称朕为老头子，说得有理方可饶过你。”纪晓岚不慌不忙地说：“陛下是万岁，应该称老也；尊为皇上，万民之首，应该称头也；子者，天之骄子也。呼老头子，实乃至尊之称也。”乾隆听罢笑着说：“卿急智可嘉，恕你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