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京张铁路的总设计师——詹天佑
一个普通茶农的儿子，一段留美的不平凡经历，一条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成就了一个伟大的爱国工程设计师——詹天佑。
詹天佑（1861-1919年）广东南海人。少年时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对机械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经常把一些捡来的小螺丝钉、小齿轮、旧发条做成玩具，还能够用泥巴捏出轮船、火车、起重机的模型，更喜欢搜集些机器零件拆卸组装着玩，家里的自鸣钟就经常被他拆拆卸卸的，看到新奇的东西，总要问个究竟，常常弄得大人都无法回答。
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顺利通过了留学考试，辞别父母后，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登上了赴美的油轮，这一去就是悠悠十载，直到1881年，詹天佑以优异成绩拿到耶鲁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学位后，才踏上归途。他怀着满腔的热忱，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可是，回国后詹天佑失望了，腐败的清政府对这些留美学生并不欢迎，反而把他们视为异端，倍加冷遇。最后，专习铁路建筑的詹天佑竟被分配到了福建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海船，一待就是好几个春秋。
1888年，詹天佑几经周折，转入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刚上任不久，詹天佑就遇到了一次考验。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一个认真踏实的人，他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后，身着工作衣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缜密测量，最后大胆采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成功地建成了滦河大桥。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竟被一个中国工程师漂地解决了，这令人震惊的事实发生后，詹天佑渐露锋芒。
1903年，清朝政府决定建筑一条新铁路——京张铁路。张家口地处北京的西北，是通往内蒙古的交通要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英俄也早有染指的野心，为了铁路修筑权，双方争吵不休，软弱的清政府不想得罪沙俄，也不敢得罪英国，只好把此事搁置。英俄眼见染指不成，恶毒地设下陷阱，阻止铁路的修建。他们声言：中国如果依靠自己的工程师，自己设计、自己建筑，他们就谁都不过问。在他们的眼里，中国根本没有技术和人才，他们甚至讥笑说：“建筑这条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出世哩！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
中国人自己真的不会修铁路吗？詹天佑决心用事实来告诉他们，中国的铁路，中国人自己来修！他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并暗暗下决心不用一个外国人，中国的铁路自己修，而且要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此消息一传出，各国工程界为之哗然，他们纷纷挖苦詹天佑，说他是“不自量力”，甚至公开嘲笑：“看他们这场戏开了怎么收场！”洋人的自信不是没有道理的，京张铁路，长达200多千米，沿途连绵的崇山峻岭，横阻着悬崖峭壁，没有机器设备要想凿通铁路，谈何容易！这还不说，清廷的达官显贵刁难阻挡，洋人造谣拆台，但是詹天佑毫不畏惧，他亲自率领工程人员，背着标杆和仪器，带着助手，爬山越岭，起早摸黑，勘测路线。
塞外狂风怒号，灰沙弥漫，詹天佑始终热情地坚持工作。为了选好一段线路，他宁肯多跑出多少里。他常常骑着小毛驴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跑。白天翻山越岭，晚上还伏在油灯下绘图计算，彻夜不眠。
有一天傍晚，他们在八达岭一带测量，猛烈的西北风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员急着收工，填了个大概的数字，就从岩壁上下来了。詹天佑接过填写的数字，疑惑地问道：“数据准确吗？”测量队员回答说：
“差不多吧。”“什么叫差不多？”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应该出自工程人员之口。”说着，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爬到岩壁上，认真地复查了一遍。当他下来时，嘴唇都冻青了。湖北省詹天佑故居这时，詹天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这是中国人用自己的人力、钱财建设的第一条重要铁路，一定要选好线！线路如果选不好，不仅延长里程，增加了造价，还将被那些瞧不起中国人的洋人讥笑。
就这样，长达两个月的时间，他们日夜兼程，最后终于选定了通过关沟的线路，这条路线光是在隧道工程上就比外国工程师所选的路线减少2000多米。
修建铁路，不仅需要经验丰富的工程师精密的勘测，而且还需要新式的开山机、抽水机、通风机等先进的设备，可是中国人什么也没有，一切只能靠工人的一双手。没有开山机，詹天佑就和工人们一起一锹一镐地蚂蚁啃骨头；没有抽水机，他就和工人们一样趟着泥水挑着水桶一担担地往外运。詹天佑同工人一道日夜奋战在工地上，铁路在不断地向前延伸。先有居庸关的两端对凿，后有八达岭的中打竖井，再向两边开凿，詹天佑的大胆创新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进一步加快了工程进度。经过3年多艰苦奋战，八达岭等几处隧道终于全部打通。
隧道工程虽然胜利完成，可是，八达岭一带峻岭连绵，地势陡峭，坡度很大，高低相差六百多公尺，怎样才能使列车爬上峰顶呢？常规的螺旋式线路，肯定是不可能爬上去的，才华横溢的詹天佑竟然想到引进一种折返线路，就是在山高坡陡的青龙桥地段，顺着山腰，铺设“人”字形路轨，既降低了坡度，也缩短了隧道，火车到这里，以两部大马力机车前后一推一拉，就可安全地爬过陡坡，顺利到达峰顶。
1909年9月24日，京张铁路全线通车。这条铁路原计划需要六年时间，仅用四年就提前完工了，而且节省经费二十八万余两银子。外国专家们坐车观赏了全线工程，无不震惊，赞叹不止。他们不相信中国人自己能设计、建设成京张铁路，然而铁的事实给他们以有力的回击。
15、为变法摇旗呐喊的启蒙思想家——严复
中华民族以甲午惨败为契机，开始了大觉醒。亡国灭种的危机，刺激着中国的仁人志士，他们拍案而起，起而言，言而行，呼吁改良，倡导变法。于是，一场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维新变法运动在千回百转之后，蔚然兴起，而严复就是这场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的话，那么严复，就是这场变法运动最成功的鼓手，他用他特有的武器——译笔，在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著作的同时，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给予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对于变法思想的传播，甚至是人们思想的解放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本《天演论》，警醒了多少中国人。这本书不仅是生死危亡的“警钟”，也是倡导变法的“明灯”。
严复，原名宗光，字又陵，入仕后改名为复，字几道，于1854年出生在福建一个医生家庭。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被逼放弃科考的他，于186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后又因为实习表现优异而被送往英国海军大学学习。在英国的这段时间，是严复成长的黄金时期，求知的欲望，使他在学校的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也使他埋头于西方政治学说的研究中，希望能在西方国家的崛起中找到救世的良方。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达尔文、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斯宾塞、赫胥黎……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了他了解西学最好的老师。系统的研究，亲身的体会，让他逐步明白，中国的落后在于制度和思想，而不仅仅如洋务派所鼓吹的那样，只是洋人技艺高超，船坚炮利，1879年，严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学成归来。这时，曾经被清政府当作“良将”培养的人才，成为这座封建堡垒里最大的异类。
严复刚刚回国，就接到母校的聘请，为报知遇之恩，他欣然同意，成为福州船政学堂的教师。博学多才、熟悉西学的他很快就得到了李鸿章等洋务大臣的赏识，先后担任过北洋水师学堂的教务主任，后来更平步青云，担任校长一职。可是，这些并没有打消严复的斗志，恰逢甲午战争战败，列强的宰割，清廷的腐败，日日“凌迟”着严复。当康梁振臂一呼，要求学习西学，立志变法时，严复马上响应，投身到了救亡图存的洪流当中。
1895年，严复先后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了四篇文章：《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和《辟韩》，尖锐地抨击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政治，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倡新学，推行改良。一时之间，严复声名大噪，成了举国注目的风云人物。
为了满足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认识世界的要求，也为了为变法树立依据，严复勇挑重担，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严复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其中以《天演论》的影响最大，刚一问世，人人争相传抄，“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成为时代最活跃的名词。有的学校甚至以《天演论》为教材，以“物竞天择”作为作文考试的题目，更有甚者，一些青少年竟然将自己的字号定为“竞存”“适之”等等。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当时一代青年的心和血。
《天演论》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为什么它一出版就轰动了整个中国呢？
《天演论》原名叫《进化论和伦理学》，是英国的一个生物学家赫胥黎写的。这本书主要阐述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原理，其核心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意思就是说，自然界的每一种生物，为了生存而互相竞争，只有最适应环境的才能生存下去，要不就会被淘汰。同时，他还用自然界的生物进化原理来解释社会中的现象。他认为在人类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也同生物一样相互竞争，只有最适宜生存的，才能生存下去。同理可证，在世界上，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的竞争，也是最适宜生存的，才能生存下去。
很明显，《天演论》把自然现象跟社会现象说成是一回事，是不对头的。可是这种“适者生存”的理论，却恰恰为苦闷中寻求出路、倡导变法的有识之士提供了最有利的理论武器。
当时的中国，国运日衰。对外战争的一次次失败，领土的一次次割让，使昔日的东方古国终于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了，可是经历巨变后，是一阵阵的茫然和无措，泱泱大国何去何从，如何才能挽回昔日的尊严？对此，人们迷茫着，困惑着，而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却用一种决绝的方式告诉国人：今天的我们是被“优者”侵略的“劣者”，“优胜劣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劣者”如何改变命运呢？唯有自强，唯有变法，才有转机，不然，只能像被淘汰的生物一样，亡国灭种！
言论也许极端，但是却像口警钟，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发出了震天的巨响，震痛了中国人民的心，唤醒了中国人民救亡的热情。每一个天朝的子民们对此都深信不疑：“只要革新政治，国家是可以复兴的，民族是可以永存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所当然地被国人接受，纷纷拿它作为救世的良方，康有为、梁启超更是如获至宝，大为称赞，就连当时还是青年的鲁迅先生，也不顾长辈的反对，读起这本书经常是废寝忘食。
《天演论》从此成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精神食粮。最后，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天演论》的影响却仍然存在，它唤醒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投入到救国的行列。而它的成功也奠定了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界的显赫地位。
1921年10月27日，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国学大师严复因病去世，终年68岁。
16、平地起惊雷——武昌起义
我们都知道10月1日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这天被定为国庆节。可中国的台湾人民则以10月10日为国庆节，也叫做双十节，每逢这一天他们都会组织如烟火、阅兵、游行等庆祝活动。为什么他们会把这一天定为国庆节呢？
原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革命士兵一夜之间取得了起义的胜利，为清朝统治敲响了丧钟。
武昌起义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武汉（包括武昌、汉阳、汉口）是帝国主义入侵比较早的地区，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压榨给当地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激起了人民不断反抗的怒潮。另外武汉设立了各种学堂，清政府操练了大量新军，吸引了大批的知识分子，这样就培养出了一批先进的革命党人。
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共同领导的，当时四川的保路运动发展成为武装斗争，湖北一部分新军进入四川镇压保路运动，于是革命党人抓住时机准备发动起义。
当起义还在计划当中时，没有想到的是在10月9日中午，孙武等革命党人在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小心引起爆炸，被俄国警察搜出了起义计划、旗帜、名单等。湖广总督连忙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妄图一网打尽，起义的总指挥部被敌人破获，许多革命党人被逮捕，再不发动起义就来不及了。10月10日晚上，驻守在武昌的新军第八营在熊秉坤、金兆龙等领导下首先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打死反动军官，率领士兵冲出营房，其他各营士兵听到枪声也纷纷响应，起义军到达军械库补充弹药后向敌人的总司令部发起进攻。起义军越战越勇，这下可吓坏了湖广总督，他仓皇逃走。经过一夜激战，到第二天黎明，起义军的旗帜终于插上了高高的武昌城头，在同一天起义军又占领了汉阳。到12日，汉口也解放了。
武昌起义胜利了，但摆在革命党人面前最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建立革命政权，以及由谁来担任军政府的首领。当时革命党比较有威望的人都不在武汉，孙中山在美洲，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可以说当时的武昌是群龙无首呀，10月11日，革命党人把黎元洪推出来担任湖北军政府的都督。
黎元洪是何许人啊？他是湖北黄陂人，是一个敌视革命的旧军官，武昌起义的当天晚上，还亲手杀害过响应起义的两个革命士兵。当推他为都督时，他竟然高呼：“休要害我！”在他担任都督最初的日子里，他不出任何主意，不发表任何文告，所有的事情都让别人代劳，像个傀儡。因为他从不看好革命党的前途，当革命政府站稳脚跟后，他又联合旧势力排挤革命党人，真是个狡猾的老狐狸。
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