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小弟身材矮小，比照于健硕的王鹏，胜负是可以预料的。可惜王鹏不知从哪儿学来的，竟双手一抱，朗声问道：“是拳击还是散打？”众人听罢，无不大笑。那小弟根本不答话，上来就用膝盖猛地一顶王鹏的小腹，后者当即弯腰，前者迅速抡起胳膊肘击打王鹏暴露出来的背部，只听轰的一声，王鹏就倒了下来。干脆果断，毫不拖泥带水。“是拳击还是散打”因此一时成了人所共知的笑谈。王鹏就是在被人嘲笑之中念完了高中，也没有考上大学。我念完大学分配回来时，发现王鹏已在这个单位干了两年，觉得非常悲愤。王鹏，这么个鸟人，他凭什么成了工龄比我长的前辈？后来得知，他是通过其父的关系进来的。
我说过他脸上有许多青春痘脱落之后遗留的坑，说过我不喜欢他，这显然有某种先天性的歧视在起作用。而事实上呢，通过观察和交往，我发现，王鹏做事认真，对上级交予的任务总能毫无怨言地圆满完成。虽然在我们这个并不重要的事业单位做的一切事情都可有可无，但毕竟这是一个单位，大家毕竟每天都来上班，还是有那么些事儿要做的，无论它们的价值何在，都需要有人去做。如果谁也不做，那么这个让大家赖以生存的单位就会面临绝境，届时谁的日子也不好过。王鹏或张鹏，他们做的很好，使所有的人都获得了维持现状的可能，这没有什么不对。大家应该感激他，而不是背地里的嘲笑和议论。你可以说王鹏的所作所为是做给领导看的，是讨领导的欢心，是变相的逢迎拍马，或者是王鹏本人的权力欲在驱使一切，但这也不能诋毁王鹏的办事能力。更何况，即便如此，又有什么不对？
不仅如此，王鹏还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通过自学考试、成人高考和党校之类的方式取得了在这个单位所必须的文凭。这使他长期以来因为学历低而备受的歧视得到矫正，为将来的升职扫除了最后的障碍。也就是说，王鹏才是这个单位所需要的青年骨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用之才。他之所以年年获得先进标兵劳动模范优秀共青团员等荣誉称号，然后被提拔为团支书，都是理所应当的，是正确的权力分配。
我考虑过自己对王鹏最初的不喜欢是否掺有嫉妒成分？结果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嫉妒过王鹏。然后我告诫自己，你不如王鹏，起码在这个单位你不如王鹏有价值。于是在最初追求王丽那会儿，我曾暗暗地下决心以王鹏为楷模，一改懒散、敷衍的工作态度，凡事积极一点。我那么做了，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其原因不是我做得不对，而是我无法坚持下去。这对我来说是个打击，使我怀疑自己不具备王鹏的能力和品质。很难说我后来跟小童通奸，不是为了弥补自己在王鹏面前感受到的差距。
小童也强调自己嫁给王鹏正是因为后者踏实、可靠，“有安全感”。用小童父母的话，则是：“这孩子是有前途的。”也就是说，我和小童坦诚相见那会儿的对话，假设我俩在王鹏之前认识，小童也不会嫁给我，即便她愿意，她的父母也会因为看不到女婿的前途而表示反对。
当然，我可以为自己的消极和懒散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我会说这个单位不适合我，我不喜欢这份工作，我可能在别的工种上也能像王鹏这样卖命，然后取得让人心服口服的成绩，被得到表彰和提拔，成为一个有前途的人。但是，这只是托辞和假设而已，很难成立。我想到自己刚来广州那会儿，和之前联系好的那家单位老总见面。他跟我谈了许多，我也谈了许多，但结果是他没有录用我。这虽然对我是一个打击，让我愤恨，对着肮脏的街角骂骂咧咧，但从对方的角度来看，未必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被告知不被录用的当天，我曾浑身乏力地在住地周边的街巷转了转。然后我问自己，是不是在查看地形，准备大干一场？回答是，这太幼稚，不是的，我只能在这附近转一转，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南京暂且是回不去了，而广州这么大，除了这附近我还有点把握之外，我不敢跑远。然后我在报摊上看到一本名为《咏春拳》的书，我买了一本，放在床头。有一天中午，当我醒来，发现这本书的封面上被从窗户钻进来的老鼠浇灌了一泡无比腥臊的尿。
小童怀孕了，在我和她决定了断一月之后，医生告诉她，胎儿已有一个半月的生命。她之所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是表达她的疑虑。她反复问我，在一个半月之前，我们是否通奸？我告诉她，在一个半月之前，我们肯定在通奸，只是因为次数频繁，我不记得准确日期。也就是说，她不能确定这个孩子是王鹏的还是我的。
那怎么办？我问。
打掉。
王鹏什么态度？
他想要。
那你怎么说？
我说暂且不想生孩子。
那王鹏父母怎么说？
不知道。
你父母怎么说？
不知道。
然后她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能听着她哭，然后等她把电话挂掉。
我感到愧疚。我的愧疚所面对的是一个家庭：王鹏及其父母，小童及其父母，然后是那个未知的孩子。我剥夺了一个孩子的生命权，剥夺了三代同堂的天伦之乐。这些罪孽我能够认识到。在我离开南京的时候，小童曾问要不要送一下，她说她可以和王鹏一起来，我像拒绝王鹏那样也拒绝了她。
当然，我不能说这件事儿是我离开南京到广州的原因。我还没那么矫情。离开生活了三十年的南京是我多年来的想法，我觉得自己没有必要非要待在南京，就像我现在想没有必要非要待在广州一样。当然，待在哪儿本质都一样，但也正是因此，为什么非要待在一个地方呢。我没有把这个意思告诉我的家人，尤其是我母亲，她会伤心的。
临上火车时母亲送我的那两条麻油大糕还在那儿，我还没吃完。不仅是因为难吃，而是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如果吃完了的话，我的母亲就会在家中孤独地咽了气。我无法忍受这种悲伤。
是的，我经常想起我的母亲。我可以想象到她每天的生活。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她都会坐在电视机前。她对越来越丰富的电视节目没什么兴趣。主要看戏曲频道，被那些古老的情感和纠纷所吸引。不过她仍然把音量开的很小，维持着我在家时的状态。这种状态从我学生时代延续至今。以前怕影响学习，后来怕我烦，即便我现在千里之外，她也不能让她的儿子感到烦。
因为年老，她每天醒来的也很早，有时半夜两三点钟就醒了过来，再也睡不着了，然后回忆早已死掉的父亲，甚至还可以在朦胧中和父亲说话。
她说：你怎么就死了呢？
他说：我也不想死啊。
她说：儿子到广州去了，你听说了吗？
他说：听说了。去了也好，男子汉大丈夫是应该出去闯闯。
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泪如雨下。
父亲被她弄得不知所措，但他的手早已在地下腐烂，所以不便抚摸她的背给予丈夫的安慰。
他只好岔开话题，说：你也别太亏待自己，不要因为儿子不在，每天就糊弄自己，你看你都吃的什么！
她说：儿子不在，我懒得做饭，煮了一锅饭能吃好多天。
他说：没事下楼跟小区里那些老头老太玩玩，别闷在家里。
她说：我不会玩，你活着也没教我玩，你总是叫我种地，难道你忘了？
他说：呃——那你就不能学？瞧你那笨样，笨得跟猪似的。
母亲不高兴了，从床上坐起，哭道：你就骂我吧你就，你一辈子都骂我，连死了都不消停，我上辈子真是作了什么孽，嫁到你们家来了，啊！
父亲看交谈已进行不下去，摇了摇他的骷髅，示意母亲别吵了。我走好不好，你要吵就跟墙吵跟衣橱吵跟地板吵，跟窗台上那个针线盒里的顶针吵也行。于是他真走了。
这时候天也亮了。母亲起床。她每天夜里都跟没睡一样，起床时关节吱吱嘎嘎，浑身上下又酸又疼。
办完辞职手续之后，我没忍住，还是和许多早已等候接孩子的家长站成一排，在幼儿园门口看了看王丽。她在带孩子们玩丢手帕的游戏。这个游戏我小的时候也玩过，我记得老师的手帕很香，如果掉在我头上我会非常紧张。有一次被我弄掉在了地上，觉得这就把老师的手帕弄脏了，犯了不可饶恕的大错，哇的一声就哭了。
我没有告诉王丽这个遥远的记忆，而是告诉躺在身边躺椅上的老张。一个长相一看就是南方妹子的姑娘在给他做脚部按摩。她也在听，但好像没什么兴趣。
老张是我在广州认识的唯一的朋友。他早年大学毕业也在事业单位待过，但混得很好。即便混得很好，他后来还是不干了，到广州做起了生意，赚了一笔钱。然后他又做了一笔更大的生意，又赚了一笔更多的钱。现在他在广东的某个地方种了一万亩树。这些树四年之后就能成为有用之材，可以拉到市场上去卖。
比人好多了，人要几十年才能成材，而且大多数都不成材，是个废物。
这是老张的看法，我也这么觉得。
现在让老张不放心的是怕当地山民纵火，那样他就血本无归了。不过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老张和当地村民关系很好。遇到天灾，他会及时赶往救济那些山民。因此，经常有山民挽留老张吃饭，吃穿山甲。穿山甲是保护动物，不给吃的。但那里没人管，也管不过来。
好吃吗？
好吃。
像什么肉？
穿山甲肉。
我什么时候能吃上？
下次。
然后老张催促我起身，去换衣间取钱包和手机。
手机也可以不带，老张说，但钱要带。
我不懂行情，问，带钱干嘛。
干完之后，当场给小姐。
这种服务被称之为“东莞服务”。在一个包房里，嫖客和小姐可以待两个小时。小姐会按照牌子上的十几道清楚标明的步骤给嫖客服务。在此期间，只要你精力旺盛，想和小姐干几次就干几次。而价格呢，你想多给一百小费，小姐只会表示感谢，但决也不会接受。
一般只能干两次，开始时，然后小姐按摩之后，不过，老张打量我一番，说，你说不定能多干几次。
我在上衣口袋里取钱包的时候，还是没忍住看了眼手机。因为是广东号码，现在我的手机除了跟老张联系，基本是块手表，连闹钟都算不上了。结果我发现还是有一条短信未读。是王鹏发来的，我确定自己没有把新号码告诉给王鹏。也许他是从我母亲那打听来的吧。
短信说：
有一种默契叫做心照不宣，有一种感觉叫做妙不可言，有一种思念叫做望眼欲穿，有一种白痴会把短信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