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策略包括：为了避免处理当前现实问题时采用简单的历史主义，我试图提出一种广阔的综合性理论框架，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为了克服认识中的局限性，本书采取了历史的眼光，运用了比较性材料，这样至少能有些启发作用或可通过类比而获得推断。在方法论方面，一是要慎重地进行比较，另外要通过综合运用当代的历史方法和“诠释”的方法，再加上对第二手资料和若干实地研究资料的考察来分析目前的实际问题。此外，为了减少由于主观情感因素的介入而产生的偏见，本书把不偏不倚的、不受价值评判约束的立场作为理想方法，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很难。还有，为了减少错误，在本书中，提炼经验研究的发现、归纳和演绎分析、理论概括以及提出结论和对策这一系列过程将反复进行，正如将本书中彼此紧密相连的各个部分分成独立的章节，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
虽然，我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也不能妄称已完全克服了自身的局限。在试图超越目前表象的限制时，总要碰到下面这个根本性的问题：目前和即将出现的逆境及对此做出的政策制定反应与压力重重的其他统治时期的现实在基本的特征方面是具有相似性，抑或，目前的形势从本质上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各种类比只能是一种近似的比喻，因而历时性的概括应赋予严格的界限？
这两种观点都可以找到有力的证据。其一便是现代最软弱无能的政府与历史上最成功的政府组织在统治管理的设施配备方面也有天壤之别。例如，即使是处在其统治鼎盛时期的罗马皇帝，他在所掌握的信息量、把握社会现实的策略理论以及运用的政策工具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当今最不发达国家的首脑，较早时期的统治者则更加无法相比了。
但是，那时的政策制定与现在一样，主要敢决于相同的或相似的所谓“古已有之”的某些统治固定成分，如个别的高层决策者、小集团、统治集团组织，还有一些很令人生疑的政策神学理论（当然，那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因为政治意识形态是在十六世纪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对历史材料的初步研究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暂时的命题：政府决策的许多基本特征自从国家出现以来就一直恒常不变，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群体活动的早期形式。
尽管那时和现在的决策形式差异很大，内在和外在的环境条件也完全不同，但仍有许多特征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历史研究会对政策制定的全面认识颇有助益，而且它对于建构根据充分的一般性理论也十分必要。特别是对政府中枢决策系统面临逆境的反应开展的历史比较研究所能提供的知识要远远超出限于狭小时空范围内的其他研究。
对这些问题的更进一步考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基础问题，如唯名论和实在论等，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但与我们现在的研究有关的主要联系在于：研究当前逆境中的政策制定对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敏锐地挖掘了各种政策无能的深层原因，并且提出了一整套概念体系及假设命题，而这些又能以相应的理论方式重新诠释许多历史材料。反过来，这种重新诠释（当然还需要考证真伪的工作）又会有助于建构目前极为缺乏的关于社会控制与调节的一般性理论。这种希望和目标也使我们更有必要将对当代逆境中的政策制定研究建立在明确的概念和命题的基础上。
认识到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我们也就会得出另一个结论：任何一个关于复杂社会政治过程的命题，如果是建立在狭小时空范围内的考察基础上，那么它们在得到历史材料的证伪检验之前，都必须看作是根据不充分的假设。
（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了，这里采用了卡尔·波普糸的一些思想，作为政策科学所需的相应知识哲学的一部分。）
“系统”与“历史进程”
时间的框架制约了调查方法的合适性及假设推理的可信度，也决定了概念体系的选择。与此相对，不同的概念取舍很容易在无意中引进一些公理和假设。这些公理和假设有时可能会对某一特定的研究有益，但对另外一些研究却会将它们导入歧途。例如，本书的研究角度可能使人产生这样的误解，即“正常”的政策制定是处于平稳均衡的状态，而把逆境视为打破“系统”平衡的外部因素（系统论者是难于摆脱“系统”概念所固有的这些观念的。过于注重“系统”
的概念，排斥“过程”思想，这不利于解决问题）。
例如，按照诺伯特·伊莱亚斯的观点，对于许多课题研究，尤其是涉及纵向动态内容的研究，过程这个概念最为有效。在本书中，我接受了过程这一概念，尤其是在社会历史进程这一意义上，它适于对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现实进行分析；同时，我综合了“系统”概念强调相互作用的优点，由此我使用了一个独创的新词，即过程系统（process-sys-tem），意指“多种过程组成的系统”。
动态的过程观在看待事物时与准稳定的系统观完全不同。前者反对采用简单的“功能”术语，而注意分析事物的非线性的阶梯变化阶段，认为最理想的政策制定在本质上也会产生许多不可预料的后果。以上这些观点对于本书关于逆境中政策制定的论述至关重要。
据此推测下去，就是将进化论的思想运用于解释社会变迁。从达种观点来看，逆境集中的阶段并非那种应该消除的外来干扰，而是带有断续性的特点，也就是说，社会进化过程本身就是有间断的。对这个观点，本书一般不加以更多的阐述。但要强调一点，我将政策制定看作是根植于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文化过程中的一个过程系统，是社会文化进程的现实表现，这个观点是与那种将政策制定与政策逆境及其二者关系过分简单化的观点相对立的，因而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可以将逆境及其政策制定视为内在的、动态的、变量相互作用的社会过程，它们在不断变化而又能动的环境中向前发展。这样就可以用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特殊方式来观察许多熟悉的现象。仅举一例：我们可以设想，从某种角度来说严重的逆境可以促使改进政策制定，从而提高了社会的调节、适应能力，因此它具有重要的意义。反过来，这种由环境刺激所引起的社会应付逆境能力的提高（半自然进化），乃至人类智能的进步。对于我们应付由自然力量导致的阶段性灾难也是十分必要的。
除少数例外，本书不会过多地进行类似的推测。但是一些大胆的新命题对于修正已经陈旧的政治学评论框架很有好处。当然，本书的主体并没有超出这些框架。
突出特征点述
关于本书的概念、范围和方法，还必须说明如下几点：
西方的偏见本书试图从整体上考察当今世界在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但也未能幸免一个普遍存在的不足，即过分受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且主要针对的是西方民主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这个范畴并不恰当）和社会主义国家有所忽略，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非西方国家有关政策制定的资料不足，除了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情况较为特殊的日本和中国的几篇论著外，这方面的文献资料远远少于西方民主国家的资料，这是从数量上说。另一方面从质量上说，这些文献资料中有不少是错误地将西方的有关理论和概念用于分析完全不同的现实情况。
笔者曾接触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现实，从中发现了上述文献资料中的谬误，而且有关如何改进非西方国家的政策研究也很不够，本书指出了非西方国家在逆境中的政策制定的若干主要特征，只是依据尚不充分，方法上也没有系统化。（此外，还需指出，除了一些非常突出的著述外，大部分非西方作者写的有关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的论著中都带有各自的明显偏见。这大概是由于采用了自由主义以及其他标准的政治学先验模式，或是因为先有了某种态度，这些态度可以用社会学或心理学的知识来加以解释，但其本身却是不能接受的。关于殖民地以前社会政治形势的浪漫主义以及用来解释独立后统治失败的阴谋理论，都反映出在许多国家本土的专业文献中存在重大偏见。）有效性水平本书列出了对各种数据和资料进行主观分析处理后得出的一些结论。主要依据的数据和资料包括：
1.广泛地涉猎大量文献，散见于书中的参考性文字能说明这一点；2.在两个国家的中央政策制定过程系统中进行多年的参与观察；3.长期在另外三个国家中逗留，仔细考察了它们的政治和政策制定，包括走访一些有识之士或政府要人；4.在三十多个国家中，针对其政策制定的特殊之处，如新近对中央政策制定机构及方法的改革等，进行丁系统的实地调查。
上述富于启发性的信息已变成了本书的分析、结论、定理或建议。这一转变过程受到了以下两个方面相互矛盾但又相互综合的影响：一方面是学术性的调查和研究，另一方面是以一种“政策制定者--人种史研究者”的身份进行的个人观察。另外，接近或参与政府中枢决策系统的经历对本书以及其中有关一般性和特殊逆境中政策制定的认识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由此，书中提出的各种重要结论、命题以及建议只是作为一种“假设”，其有效性要求有的较强有的较弱，视具体情况而定。
从分析、理论到解决方案本书的论述都是由分析、理论向解决问题的方案展开。
正如笔者的所有政策科学研究工作一样，我探索理论上的理解并试图作出某些预测，这是与提出改进建议一脉相承的。本书中，我将这种努力又推进一步。在第九章，我提出了一种改进政策制定的系统方法。这样，在图解式理论与可操作的解决问题方案之间，终于搭起了一座桥梁。
隐含的世界观尽管笔者力求在科学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但是，笔者个人的世界观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有关问题的表述、对现有材料的理解、假设命题的建构以及解决方案的提出。
笔者在其他一些地方已经讨论过政策研究中的价值观问题，在此不再赘述，也许行文中已有所表露了。我希望，并不是由于笔者的主观因素而产生了书中那些观点或结论的与众不同的实质性内容。我还希望，本书所选取的从“逆境”这一特殊的角度来考察政策制定问题，以及由此得出的各种假设推论会引起人们对现代政治学和政策科学的某些“共识”产生怀疑，无论这类“共识”是一致认同的，还是有几个主要流派各自坚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