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共体不断向政治合作迈进的演变过程以及荷兰的部分医疗计划都表明了成功运用宏观设计作为主要政策依据的重大意义。就方法论而言，任何一个派别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认识都能显示未来因素设计对分析的至关重要性。这里的问题在于，哪种可能的未来能够在一定时限内，如十到三十年，达到关键性的决策标准。
（7）在历史中思考这里我借用了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术语，但是我并不赞同他们的一些主要思想，因为该学派趋向于低估人类政策的作用。宏观政策分析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面对以下这样一个现实：决策通常是在人的生命期限内，或者更为短暂的“政治生命期限”内作出的，却旨在影响一个社会时期，此外还不得不兼顾长远效果和循环作用。在历史中思考的意思就是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并且注意到该时间过程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各种变迁。这是宏观政策分析的重要原则之一。该原则包含着一个元历史学假设，即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由过去所决定，政策制定享有较大的自由度，并能对现实世界的演化起积极作用，乃至具有从根本上决定未来状态的潜在能力。因此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未来并不完全受制于过去，从而也不具有必然性。
“应用历史学”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它仅仅是相对容易的最低水平的“在时间中的思考”，单凭它难免误人歧途。我们所需的是一些透彻的、触及历史过程深层的认识，包括所有相关的不可能性和疑问，以及相关的“历史重演”
之类的推测。此外，还必须留心许多过程有这样一种发展倾向，即一个目前正朝着期望的方向推进的过程很可能在经历曲线的某个曲折点后偏向相反的、失去平衡的方向。
这种教训在某些时候也要考虑进对政策模式的选择中。
在历史中思考牵涉到难度颇大的元历史学和方法论问题，这里陷阱四伏，很容易犯误用历史经验之类的过失。
尼采曾就此作过精辟的讨论。尽管这样，如果我们单单从短暂的时间片断上考虑问题，就像现在盛行于实际政策制定中的那样，那么根本没有指望正确认识现时事件和当前过程。甚至，那些旨在影响中期和远期未来的政策不能建立在未经过历史思考的分析上。至今几乎所有的政策分析文献和培训都只拘泥于现时现地，它们对历史的无知程度常常令人吃惊，这使情况变得更糟。由此可见，在历史中思考作为宏观政策分析中的一个迫切需求值得大力倡导。
（8）对形势进行广泛、远期和动态的估测，尤其注意衰落曲线、转瞬即逝的机会和意外事变宏观政策分析有赖于对形势进行更加准确的估测。其中包括能涵盖主要政策领域的大范围的全国性估测；为正确把握社会时期而进行的远期估测；以及集中注意趋势转化、不确定性和盛衰突变的动态预测。尤其是衰落曲线、转瞬即逝的机会和突发事变等方面值得特别加以研究。
甄别衰落曲线的工作值得重视，因为它能为宏观政策分析提供意味深长的启示，如是否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创新性干预，是否需要采取突破性战略而不是渐进性政策。
这些内容在讨论政策模式时已作了阐述。举例来说，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就社会治安问题所作的决策，从渐进的角度来看达到了相当高的质量，但令人遗憾的是它并不适用于当时社会正在经历的衰落曲线。
鉴于宏观政策分析的需要，亟需大幅度改善对形势的估测，包括对未来可能状态的探索。这势必涉及对情况的冷静诊断和情报工作的各种可能性等问题。情报方面的屡次失败增加了宏观政策分析输入材料的可疑性，只有在情报和估测方面取得重大进步方能消减这种怀疑。
最后想说明的一点是，政策分析水平的提高是同其他决策维度--这里以情报为例--上的进步相辅相成的，如何改进形势估测属于情报研究的范围，它在一个主要是预测性的框架里用来为决策服务，而决策是以未来为导向的。估测作为宏观政策分析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具有关键作用，正是出于这个缘故，宏观政策分析者必须熟知估测的或然性。另一方面，出色的宏观政策分析者能有助于促进并改善情报与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
（9）以协调的观点为指导集中注意关键性抉择孔子曾在《春秋》一书里极好地表述了“关键性抉择”的思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对于本文所讨论的宏观政策分析，我们不妨假设其使命就是为这种选择提供帮助。然而单个选择的重要性常常遭到淡化，因为它们较多的是构成一条决策链而并不孤立存在。
每个国家均或多或少地面临着数量有限、可能会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性决策，甚至是牵涉社稷命运的“历史的十字路口”。目前普遍的倾向是专注于紧迫的当前事务而无视其重大与否，正如叶俄夏伏特·哈卡比所谓的“战术上的战略失误”。与此相反，宏观政策分析着力于鉴别关键性抉择，并给它们配备尽可能充足的资源以便改进政策。
因此，决策日程安排、决策优先顺序和政策分析资源配置组成了宏观政策分析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某一重大的国家事务处于衰落曲线上时，必然会产生一些进行关键性抉择的机会，甚至包括可以利用危机势态激发公众情绪。在这种形势下宏观政策分析关注的中心是寻求各种备选方案，这些备选方案要带有关键抉择的各种可能性。此外另一个关注点是：如果有可能的话，选择突破性的方案。与此相对的情形是出现“机会窗口”，这里关键性抉择的机遇在有限的时间内，包括危机期间，突然呈现在决策者面前。遗憾的是多数政策分析都忽略了这种情况。宏观政策分析必须竭力捕捉关键性抉择的机会，并促成和利用这种机会。
不同国家在关键性抉择的数量和重要程度上千差万别，一些国家不得不同历史进行命运攸关的赌博，而另一些国家却处于容易承受的、平缓的发展曲线上。这种差异影响到宏观政策分析的重要地位。一个国家越是面临众多的关键性抉择和/或越是堕入衰落过程，则宏观政策分析越显示出其重要性。因而这里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恶性循环，即最需要宏观政策分析的国家恰恰比其他国家更缺乏它，并且在文化、制度、人员素质、社会和政治资源方面效率低下，而这些方面正是改进政策制定，包括宏观政策分析的必要条件。这迫使我们必须加紧提高政策制定能力，包括开展宏观政策分析的能力，对那些面临严峻困境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但是这种需求却在当代有关贫穷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中一再被忽视。
对关键性抉择的研究必须有协调一致的观点与之相配合，即要把单个的决策放到国家整体中加以考虑，注意维持各项互不关联的具体抉择之间的平衡。一项抉择不论多么重要，也必须从整体统一的立场出发去看待它。这一点要专门提到，因为目前政策制定的趋向和许多政策分析都只是缺乏远见地处理单个决策项目而不顾作为一个整体的决策系列及其发展趋势。我并非在暗示要制订一个全面的综合性计划，这是因为存在不确定性，也因为有时候出人意料的干预或许是可取的做法，即便从协调统一的长远观点看也是这样。由此可见协调的观点十分重要，应该是宏观政策分析的一个重要特征。
社会政策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虽然大家都意识到有必要使用一些“综合方法”，但即使是在政府机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也未能取得突出成绩。这种失败显示了宏观政策分析中保持协调的必要性，它也对实现这一点应该需要哪类知识、过程和结构具有启发意义。
（10）避免不利结局，争取良好绩效宏观政策分析应沿着两条部分分离而又部分相互融合交织的路线进行：降低最坏和不良情况出现的概率，同时增大期望效果出现的可能性。全面把握这一原则十分重要，因为：（a）意识到坏情形的可能并就如何加以避免达成一致意见，比实现好的情形相对容易些；（b）从人类决策的历史看，避开一些危害甚大的选择会极大地有助于取得重大进步。
要想降低恶性突发事件的概率，我们就得认识到它们降临的可能性，并予以具体明确，至少是进行概述性的说明。这肯定不合那些乐天派决策者的口味，而且在政治上也容易触及敏感的问题。但假如不这样做，宏观政策分析势必暗含着严重的缺陷。宏观政策分析的要求经常同政治、组织和较广泛的机会以及文化倾向和需求发生抵触，刚才提到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必须意识到把不利的突发事件纳入考虑范围在心理上和政治上的代价，以便看清挡在宏观政策分析前面的绊脚石，并启发我们通过缩小这种代价使宏观政策分析具有更好的可行性。因此，对令人不快情况的研究必须局限在政府中枢决策系统的封闭小圈子内，并对研究结果的公开严加控制。
（11）清除弊病在政策制定包括政策分析和宏观政策分析中，往往不可避免地会掺杂进一些病理因子，正如“有动机的非理性”
所显示的。它们包括强烈的感情、希望和期待，以及潜伏着危害性的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充斥讹误的推理等--这些都已由弗兰西斯·培根在讨论“偶像崇拜”和“幻象”时作了鞭辟人里的分析。
在宏观政策分析中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克服谬误。简单来说，这些途径包括强化自我意识，尽最大努力进行自我救助，多重文化基础，明晰的反向思维，利用多种语言，以及吸收决策心理学家和研究心智与判断的哲学家进入政策分析小组--所有这些手段都表明宏观政策分析应该并且能够抵御和控制那些分析中常见的弊病。
然而，我们必须避免简单化的观点。从理论上讲，宏观政策分析应该是“冷静的”，与政治“炽热的”本性恰好相反。
当然，感情因素也并非总是宏观政策分析的冤家对头，确切来说它是一个重要但容易出问题的合作因素。宏观政策分析依靠意志的行动来克服哈姆莱特犹豫症的事实就表明了这点，各种热情对创造性的激发也说明了这点。由此观之，对“冷静的”宏观政策分析与各种情感过程相互作用的精细理解是进行宏观政策分析并为其清除弊病的基本要求。
接下来我们讨论宏观政策分析在经历决策排误过程并祛除了自身的偏见和错误后的作用--必须再次强调该作用的重要性，还必须对宏观政策分析的性质加以再认识，并扩展其主要知识基础。
我主张在宏观政策分析的使命中再加进一项，即通过参与抵御普遍存在的决策通病，借助对决策过程采取排误措施来改善政策制定。这并不单是宏观政策分析的任务，它也属于决策程序管理的范围。不过，在依靠其他专业人士负责决策程序管理的同时，宏观政策分析机构及其专业人员也必须或多或少地承担起这项责任。总而言之，宏观政策分析必须加倍留心决策弊病及其根源，并采取行动克服这类弊病。
这一原则扩展了宏观政策分析的方法以及蕴涵其中的基本原理。按照传统，提高政策质量的努力总是基于各种希望达到或接近的理性目标概念，而现在宏观政策分析却部分地采用另一种重要手法，即所谓的抵御并弥补实际存在的决策缺点和弊病。
毫无疑问，宏观政策分析者必须充分了解实际决策过程，并特别留心决策弊病、并不期望的非理性、不充分的信息处理、紧张与压力造成的负作用以及“群体思维”的倾向等等。我们已讨论过其中一部分，并还将涉及另外一些问题。
为了进一步说明观点，我认为在宏观政策分析中有必要对妥协的问题进行检讨。妥协之所以在哲学上获得支持并被认为其本身具有某种价值，主要是出于人们对古希腊“黄金分割”的误解。如果恰当地使用妥协，它的确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性，能建立并维持联合和共识。然而妥协也时常被滥用来作为代替艰苦思索的捷径，并使政治变得更加投人所好，却远远超出了维持最低联合和基本共识的需要。
这样就变得很危险，因为除非值得被单独列为备选方案之一，妥协可能集各种方案的弊端于一身，其结果是所有决策参与者均只能得到低于其原先期望的收益。
为此，在承认妥协的某些积极意义、它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对一定数量妥协存在需求的同时，宏观政策分析需要抱谨慎态度来对待妥协问题，并对其加以认真评估，这一过程可以同清除弊病的工作结合起来。
（12）在与动态环境交互作用的意义上进行分析宏观政策分析倾向于从主体与反应敏捷的环境之间动态的交互作用这一角度来思考问题。它同那种低估环境和对象系统反作用的倾向形成鲜明对照。当处于竞争性的、可能是敌对的、或是侵犯性的环境时，应当分析各种策略的恰当配合，这种策略包括预先调适、事后调适、主动改造环境以及同环境保持相对独立性等。当自然环境具有合作性或相对缓和性时，也要对一系列交互作用的关系链进行分析。针对“温室效应”的全球性政策和法国政府关于保护民族文化免受国际大众传播环境冲击的政策都很好地说明：
在有些问题上，分析同动态环境的交互作用对宏观政策分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往往与此相关的还有竞争性这一概念，即指寻找合作性与对抗性政策的各种形式组合以获得优势。有关商业竞争和贸易竞争的知识，加上对国家工业的研究，的确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起点。当然这一点也可以通过评估总体的国家权力集合和各种国家发展水平指数来实现。这些基础知识在处理贸易政策之类的关键性问题时将发挥重要作用。
（13）深层复杂性的处理一般政策分析都认为必须借助于各种系统方法来处理复杂性。然而我们的任务还远不止是对付表层的复杂性，我们必须发掘出问题的盘根错节之处，并正确对待其最内在的特点--我称之为深层复杂性。虽然已有人作出努力试图触及复杂性的一些掩盖起来的特点，但这种努力尚处在初级阶段。因此像由依利亚·普里高津提出的、针对政策分析的晦涩难懂的复杂性概念一般很少有人注意。现有的种种概念杂乱零碎，难于付诸实用。
在进一步阐述这一原则时，我面临着两个主要困难：首先，我手头没有适用于整个原则的贯彻始终的复杂性概念。
单是“深层复杂性”这一术语就足以引起意义混淆不清，至少就现有的概念体系来说是这样，或许其本质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