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本篇论文中有好几条原则都涉及复杂性，它们部分地与这一部分重合并充实了这一部分的细节内容。另外，我还将在后面的政策赌博中提到复杂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不确定性。
因此这里我只讨论处理深层复杂性的几个层面，以求对整条原则加以说明，并对本文的思想给予补充。这种零散的讨论当然远不能满足需要，至少还应该采取一些更深入的步骤，以寻求对深层不确定性概念的整体把握和在客观分析中处理这种不确定性的总体原则。但这些都有待将来再作进一步努力。
我已从几个方面说明面对深层复杂性就意味着处理矛盾。按照现代逻辑学的倾向，宏观政策分析必须承认并处理各种矛盾。这些矛盾可能通过辩证过程或历史的嘲弄等形式表现出来，也有可能体现为矛盾的政策要求或是对可能出现的矛盾有所察觉。
为此有必要接受并采纳反直觉方法，如“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法则等。我们必须意识到，“常识”由于受文化条件的束缚往往是意识上的误区。也许这样说更明白：常识对宏观政策分析所处理的非一般性问题毫无助益，因而在较高层次的政策分析中不应使用“奥坎姆的剃刀”①之类常识性的、简单化的谚语。
处理深层复杂性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在宏观政策分析中运用多重思维模式、多种语言和基础知识，而不是肤浅地带有一点所谓的“交叉学科性质”。基本的交叉学科要求即使在较好的“智囊团”中也很少真正得到满足。而我们的要求却更高，如数字化与定性思维方式的结合，处理实质性政策问题必须具备数字化和处理定性变量的综合能力。许多政策分析者都由于过多的定量分析训练而患有不能运用“软”方法--如在历史中进行思考--的通病，而为数不多的具备较上乘的定性分析技能者又苦于缺乏数据处理能力，他们甚而对数字产生了逆反心理。这种状况带来的后果是可悲的。宏观政策分析要求使用从“硬”数据到非标准尺度直至纯粹定性的一系列参变量，其中有些甚至只能通过比喻性说明和多重形象描述方可加以界定。由是观之，有必要在高层次的政策分析中超越不同的文化并结合定量和定性思维--这是处理深层不确定性的必要条件。
对该原则的另一项说明是采取多个视角，即从不同的理论和模式，并以不同类型的行动者为出发点分析每个问题。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难度很大的要求，即在每一项宏观政策分析中使用多个学科视角和多种学科知识。
为作进一步说明，我将讨论阅读科技文献能力的重要性。技术革新和科学发明在大多数政策问题中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仅在宏观政策分析班子中补充进科学顾问者注①即如果可以用少数假设条件得出结论，则没有必要添加另外的假设条件。~-译和技术专家是不够的，但令人焦虑的是即使这一点也经常未能做到。所有宏观政策专业人员必须具备阅读科技文献的能力--以便考虑科技变量和正确处理技术性的信息输入。
有关对付深层复杂性的最后一点是有必要在宏观政策分析中利用多种学科、理论框架、研究手段、取向、方法、方法论以及各种分析工具的组合。我总结出一条有关多样性的规则，即只有通过复杂多样的手段才能有效地把握住深层复杂性。根据这条规则，宏观政策分析是难度极大且极其复杂的活动--必须依靠各种手段方法的适当组合，在一个统一连贯的主导思想下开展具体工作。
（14）政策赌博由于社会发展过程和物质运动过程中都包含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决策行为在本质上带有赌博的色彩。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当不确定性涉及不同决策的未来形态和决定变化的原动力时，决策就成了一种模糊赌博，其中掺杂着不可知量和一些尚未确定的支付函数关系，最终结果可能是违背期望或是未曾预料的，甚至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尽管这样，当一个国家面临关键性抉择时，它除了进行“与历史的赌博”之外几乎别无他路。政策赌博观将动态的现实看作处于或然性、不确定性和纷乱庞杂的各类因素之间的狭缝中，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出了宏观政策分析的本质特征。
换言之，按照宏观政策分析所接受的世界观，未来乃是由某些动态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可知的，目前甚至更无从知晓且不断变化的需求、机会和选择等混合因素决定的。
宏观决策分析主要针对抉择问题，它同需求和机会等因素打交道，其方式包括多种政策赌博。
无论在认识上多么显而易见，政策赌博观都将具有深远而又令人不安的启发意义，尤其是当这一观点同心理学的、政治的或是文化的需求发生冲突，并且难以凭直觉加以有效处理时就更是如此。政策赌博的重要特性不仅在政策分析文献中备受忽视，并且被诸多政策制定活动的陈规陋习所歪曲和误用。最糟糕的是，即使在较有水平的政策分析文章或是较高层次的专业实践中，人们也常常“艺术地”
凭借主观虚妄的概率来减小不确定性。鉴于这种现象，我认为领导人及其助手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根本不理睬可以使用的现有政策分析，这是有其道理的。他们或许已经清楚地察觉出形势报告之类的分析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哪怕他们不能具体地指出错在哪里。
为使宏观政策分析能更加有效地对付现实的不确定性，重大革新势在必行，包括建立新的有关不确定性的基础理论和启发性的思维提示；必须扩充有关或然性的术语以便描述各种类型的不确定性、意外趋势、不可知量以及尚未确定的因素；此外还必须研究经过扩充后的概念体系的内部相互关系；有必要对不确定性的符号表达法加以清理，以减少对模糊词汇的依赖，并尽可能避免一意多词在心理上造成的矛盾印象。政策赌博的逻辑必须予以澄清，把主观愿望同或然性价值区分开来，并在综合运用不同预测方法和手段的基础上整理出旨在缩小不确定性的提示性档案。
可将预测结果绘制成图表，注明不可缩减的不确定因素、未知量、随机因素和不可知量。这一方面亟待进行大幅度的改进--特别要注意同决策者进行有实际意义的沟通交流，必须拿出能用于处理出现概率虽小但影响巨大的突发事件的理论，并且将细密的排误过程制度化以避免诸多心理偏向，以及缘于文化局限的非理性因素等人类在处理不确定性时常会表露出来的征候。
除了建立新方法和提示性档案之外，还有必要重新探讨政策分析的大部分乃至全部推理和直觉判断方式，以便充分吸取把未来看作处于需求、机会和选择之间的观点，以及把选择视作前途未卜的赌博观点所提供的启示。例如，了解情况的概念将变得更加复杂，当无从得到一系列有重要统计学意义的决策，以及相应的可以把握的不确定性时--宏观政策分析的对象问题大多如此--贝叶斯方法①不仅不能有所帮助，反而容易将我们导人歧途。
本文提出的其他宏观政策分析原则大多依赖于政策赌博的观点，如在历史中思考、研究深层复杂性以及充分考虑环境反应等均会导致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因此，“政策赌博”
也许是本文提及的所有原则中最大胆和最重要的一个。
（15）价值分析和目标探索将价值分析和目标探索纳入宏观政策分析的范围可以进一步说明其形式的多样性和多维性，以及它所需要的独特的基本哲学观。这是一个引人人胜的问题，即如何在不干扰一个过程的内部规律、价值基础以及合理性的情况下从外在角度去改进它。
苏格拉底的对话录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例子，说明帮助法定的价值仲裁者澄清其价值取向是有可能的。该问题在前面已有所涉及，如未来状态的价值基础以及政策赌博的价值维度等。但是法定的价值仲裁者本身也受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因此即使不借助他们的作用也可以很有作为，譬如可以通过阐明隐含的交换比率、时间偏好以及赌博价值观来构建价值评判的领域。公开的价值观应当接受批判性的评审以判别其性质是真实的价值观，还是已沦①托马斯·贝叶斯，英国十八世纪数学家，其理论认为或然性不仅与某一事件序列有关，而且直接取决于每一单个事件。一一一译者注为教条的、仅是针对目的的工具性手段；我们还可用总体价值观和目标序列作参照系来评估备选政策方案，核查价值与目标是否相符，并能更好地对备选方案作灵敏度测试以确定其价值倾向，最终界定关键性价值判断。此外我们还可以探讨价值和目标的未来前景，建立价值分类体系，其内容从一般价值观到具体决策标准等。有关“悲剧性抉择”和未能解决的冲突的论著反映了现有文献中存在的一些相关思想，并充实了由分析哲学、部分伦理学派、人类学以及心理学所构成的理论基础。遗憾的是，这一方面在政策分析领域中却受到忽视和歪曲，原因是过多的理论主张和过少的价值中性的方法论。这样即使存在先进而周密的方法，在面临复杂、动态因素成堆并且充满矛盾的时代比较时，这些方法也几乎都派不上用场。悲剧性抉择和陷阱密布的赌博价值观合起来就构成了所谓“善的脆弱性”，许多关键性抉择正是陷于这种境地而举步维艰。由此可见在宏观政策分析中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我认为宏观政策分析必须具备长远的眼光，分析者即使在使用较为先进的方法时也绝不可轻视政策分析的一些重要原则，包括通过成本一收益分析和目标成本分析来维持目标与资源之间的平衡。
无论怎样需要定性处理、怎样依据历史性思维和怎样鼓励创新，所有宏观政策分析无一例外地必须考虑目标与资源间的关系，并注意在使用稀有资源时设立分配优先顺序的必要性。这里的目标和资源都是就其最广义而言的。
因而，宏观政策分析必须同成本估价和预算相联系，以制定新的具有远期影响的预算计划为己任。计划一规划一预算制、零基预算以及类似方案的失败反映出该问题的难度。
然而倘若不把宏观政策分析同资源分配联系在一起，那么就会大大缩小宏观政策分析影响实际决策的可能性。为此，宏观政策分析的改进也许依赖于预算方面的改革，这对通过优先顺序显现出来的价值观和目标探索尤其重要。
价值分析这一题目再次暴露了政治推理同宏观政策分析之间的紧张关系：价值分析要求明确价值观点和阐明目标，就像几乎所有伦理学派所要求的那样；而政治学则往往偏好模棱两可或是深藏不露的价值观，以便减缓冲突、建立和维持联盟。价值分析和目标探索还要求确定优先顺序，这也是大多数政治学所讳莫如深的。在下面我还会再次论及政治学的要求同宏观政策分析必要条件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由此可得到的一些启迪。
（16）了解新情况，修改旧决定我们必须把了解情况的过程基于环境监测和环境反馈上。特别是由于宏观政策分析所带有的政策赌博性使得我们不大有可能简化这一过程，而是必须将仔细设计的了解情况过程纳入政策备选方案之中，并与分析本身融为一个连续的过程--从而纳入宏观政策分析的范围。唯有这样，宏观政策分析方可改善其组织的应变能力、健全其危机控制体系。对此后面将作进一步讨论。
换言之，社会控制论构成了宏观政策分析的框架，包括侧重于自我导航系统的控制和发展、政府对情况的了解与否、动荡和复杂局势的控制--这些了解情况的方式及其所能提供的启示必须贯彻到宏观政策分析之中去。
另一方面，“改变主意”的能力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组织而言都是很关键的。该观点倾向于把宏观政策分析看作一个认识不断得到修正的过程，而不是基于逻辑的、呆板机械的分析过程。在必要时还可以运用“开放性思维”。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原则的精髓之处。它将宏观政策分析同多数普通政策分析文献（这里面不包括成功的实践和一些杰出的著作）区分开来，其表现为前者有冲破传统观念、推翻偶像的需求。突破传统是宏观政策分析基本要求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这包括突破旧有的政策范式、明确表述或隐含的正统教条和政策公理。这里我们所谈的也许已经超出了政府中枢决策系统对宏观政策分析的最高期望，但宏观政策分析应该去思考那些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将它们付诸讨论和阐述，甚至有时还可以推荐方案来加以处理。当然这在权力走廊附近几乎难以做到。1983年英国关闭了中央政策审核署，原因是它试图做一些有违传统的、政治上十分冒险的创新举动。这表明在决策中心附近的反传统行为要想得到容忍有多么困难。虽然智囊团同中央政府首脑保持一臂之遥不无裨益，但它在职能上仍然是权力中心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在社会性政策探索实体和独立的政策研究组织中应当看到更多的、必不可少的突破传统行为。与此同时，我建议宏观政策分析应对它有选择地予以采纳。
（17）创新与创造性正统分析方法强调对备选方案施以筛选，而与之相对，宏观政策分析往往更注重创新--尤其是当由于主观愿望的升级或形势的变化，或者由于这两者同时作用使现有方案都不能令人满意时。我们经常需要把分析整个转移到另一条线索上去，用全新的眼光来评价政策，而不是在原来的思路上进行优化。
在政策范式和政策公理方面同样需要有所创新。因此，与冲破传统的过程一样，宏观政策分析往往历经曲折磨难，因为它要求具备一定的建设性破坏的能力，还难免给自己树敌。为此宏观政策分析一定得拥有独特的组织和智囊团。这种智囊团并不是政府中枢决策系统的一部分，尽管它们之间相互保持适当联系一一这是宏观政策分析在体制上的重要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