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政策的创新性并不是宏观政策分析的专利，而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社会过程。宏观政策分析肯定创新的重要性并大力倡导创造发明，因为这对寻求新颖的、包括一反常规且具有首创性的备选方案、观点和知识均是必不可少的。
这样自然会引出一个问题，即用什么直觉方法和措施来支持宏观政策分析中的创新性方面。能否发展政策设计方法并将其付诸实践？难道说政策创新性更多地是体制和文化的产物，因而仅能给宏观政策分析提供~些启发？或者政策创新性主要是指寻找开拓型人才，而不论他们是否具备政策分析的专业素质？抑或政策创新性同这些因素根本就没有多大联系，而是依赖于分散的社会文化过程或是所知甚少的个人性格特征？
我不敢贸然回答这些以及相关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用现有的知识不足以作出一个圆满可靠的回答。本着实用主义的态度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来突出宏观政策分析的创新性，如详尽阅读有关文献以求广征各家观点；广泛研究他国的类似经验；考虑分析班子的成员在文化、学科背景以及性格方面的多样化；力争吸收进~些开拓型人才，哪怕他们可能会制造麻烦；以及如下面将提到的，严密注视有关社会的新政策思想。态度鲜明地肯定对创新思想的需求和鼓励半成熟的观点等做法也会起到良好作用。
虽然宏观政策分析对创新性的需求远不止于此，但我一时想不出除上述手段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足够的创新性，而光凭这些手段也许是不够的。对现行的政策设计方法在这一方面的功效我持怀疑态度。这里我们再一次触及到不同政策要求和政策分析观念之间的矛盾分歧之处，这在宏观政策分析中是难以克服的：分析总带有批评性、注重部分的形态变化并多用收敛的思维方式；而政策创新则不应受此局限，要带有更多的整体性，并多基于发散的思维方式。分析和备选方案创新至少部分地要求采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推理模式，也许还会要求具有截然不同的思维倾向和性格特征的人，如我们常说的“左脑型”或“右脑型”的人。
宏观政策分析的这种充满矛盾的需求可通过多种途径加以满足，譬如可以使用不同的人和机构去应付不同的要求。目前在宏观政策分析领域初露端倪的多元性符合这样一条元原则，即只有用复杂的思维系统方能应付十分复杂的难题和需求。当然，发展宏观政策分析创新性的迫切需要还远未得到满足。
（18）政治上的周密性与相对独立性宏观政策分析与政治的关系是十分棘手的问题，无论从道德上或是从个人和专业角度看都是这样。在道德方面，该问题牵扯到恰当的职业行为准则，尤其是为谁服务、何时退出以及是否应当检举不良行为等问题。从个人角度看，这些难题包括深切的挫折感。正如歌德所说，政策分析者常常扪心自问是否应该致力于政治权力之争。因为政治权力能使他们发挥出作用，实施好的政策建议，而不是默默无闻地为愚钝的雇主工作。在职业方面，问题表现为在多大程度上以及用何种方式考虑政治现实、目标和价值，并将结论运用到宏观政策分析的核心部分。
道德问题和个人问题并非只存在于宏观政策分析，普通政策分析同样面临这些问题，因此尽管它们亟待解决，这里我不想赘言。我已提到过如何对待价值观的问题，现在有必要着重探讨把政治看作顽固现实并加以处理的能力。
让我用四个主要命题的形式提出我对该问题的规定性推测，这也许只具有暂时性意义并且会引起争议。
第一，应当把政治现实视为一种约束，但不能过于狭隘和刻板。宏观政策分析应把国家领导人当作使必需的东西成为可能的东西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如俗话所说的那样，保守地将政治视作一门有关可能性的“艺术”。
第二，宏观政策分析者必须了解政策分析的政治，包括政治推理的需要和方式与宏观政策分析基本世界观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关系我已提到过一些，诸如澄清价值观与目标模糊性之间的矛盾，冲破传统所需的政治代价等等。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矛盾，如政策改善需要大量的全新方案，而实际中出于政治上的便利往往存在着渐进主义。我们应当考虑到这些政治代价并尽力减小它们--方法是设计可取的备选方案和政策组合。
第三，要避免使政策分析沦为有关如何获取权力、建立权力和维持权力的政治建议。同样，宏观政策分析专业人员在务必警惕政策分析被人误用或被用于政治目的的同时，他们还应避免超越其专业工作领域去介入政治上的政策辩论。很快我将谈到宏观政策分析的沟通方面，重点考察如何将分析传达给日理万机的决策者，以及怎样为了适应现有信息处理能力而整理分析结果的纲要和报告。但这些颇不同于视政策分析为政治性政策争论的参与同盟。这一点很难区分，但这是能够做到也是必须做到的。
第四，所有这些连同其他尚未提及的因素合起来便构成了一条重要的要求：宏观政策分析必须做到政治上的严密性，同时保持自身同政治的相对独立性（但并不是相互隔绝）。政治上的严密性指对政治现实有充分了解，这包括在动态框架内触及其最深的层面，并且适当考虑该现实在政治上的可调整性和可修改性，以及认识到高层政治家们难以预料的脾性和无法预测的外来事件对政治的决定作用。
（19）危机决策相关性此处将谈到的原则是针对执行方面的问题。我在讨论其他原则时已多少涉及了该问题的许多方面。总而言之，我关于政治问题的观点也适用于其他制约性因素：对它们必须予以考虑，但不要过于受其局限，以免忽视了对政策创新的需求。
普通政策分析已就执行方面的问题作了透彻的研究，虽然有时存在过于拘谨的倾向。这里我倒想谈谈执行的另一个常受到忽略的方面，即宏观政策分析同危机决策的关系。
同伊拉克的关系危机恰好说明了危机决策的重要性。
它决定性地影响着未来，并提供了仅有的、可以打破僵局取得珍贵绩效的机会窗口，同时也呈上了包藏着可能是极度可怕后果的潘朵拉之盒。由于危机决策具有关键性的特点，宏观政策分析必须竭尽全力对其发挥影响以求对现实产生预期的作用。我们尤其要避免把控制危机的概念简单化地看作以恢复原先状态为目的，因为那不仅不可能，还会因此而错过了具体的机会。
这里不便提到大量的关于危机决策的文献资料，但是应当注意到，大多数有关控制危机和政策分析的文献都忽略了政策分析对危机决策极为有益的贡献。宏观政策分析的目标是扭转这种趋势，并认识到危机决策是一种重要的关键性抉择模式，应当给予分析和利用以便在宏观政策分析的协助下为提高政策质量服务。
这意味着不仅要在宏观政策分析的视野里包括危机系统的改进和吸收职业分析人员参与危机决策机构，也不仅是要求调整宏观政策分析原则以适应时间极度受限的危机决策模式。当然，如果真能做到这些就已经难能可贵了。从本质上讲，把宏观政策分析与危机决策联系起来的主要途径在于，首先必须全面深入地思考那些可以充当危机决策的基础、依据、背景以及评价框架的主要政策变化原理、方向和思想。让我们换个角度，并且再考虑一个关键因素：如果没有高质量的宏观政策分析可供决策者参考和借鉴--危机决策的最高功效注定只会十分低下，当政策无能力面对最严峻的考验时政策分析也势必是无能为力的。
（20）同政策探索的广泛社会过程保持富有成果的联系一旦我们脱身于危机决策的当务之急，并借机拓展我们的考察范围，我们就触及到位于宏观政策分析另一极的一条原则：即同政策探索的广泛社会、知识、文化和政治过程保持富有成果的联系。具有社会独立性的知识分子在促进宏观政策分析上所发挥的复杂功能，宏观政策分析专家既作为专业人员又作为机关成员同时还是知识界一部分因而具有分裂人格等，都是与这一原则有关的问题。
一些重要的宏观政策分析原则，如冲破传统力求创新等，都依赖于广泛的社会过程，在该过程中自由社会和民主体制享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急功冒进的方案、脱离实际的假设、阐释性的探索、价值发明、社会批评以及其他思维产物都应作为宏观政策分析的重要输入材料。宏观政策分析绝不对这些内容抱拒斥态度，而是力求从中发现真知灼见、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并纠正其中包含的偏见一一同时作为处理问题社会能力的不同方面而保持宏观政策分析和其他广泛的政策探索过程各自的独立性。
（21）有关元政策的制定元政策即是指有关政策制定的策略，包括政策制定的结构、过程、人员和方针原则等。这些内容已在前面多次提及。这里宏观政策分析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利用各种方法手段提高政策质量的过程有赖于恰到好处的结构、人员和文化，因而若想在政策变化领域突破陈规就必须具备带有独立性的智囊机构，它们同政治保持距离，同时又享有把政策分析渗入实际政策制定的机会。这只能通过在权力走廊附近建立一座职业性宏观政策分析的“孤岛”来实现，这个“孤岛”虽然靠近权力中心，但不能完全卷入领导人的政治势力之中。此外要实现宏观政策分析与危机决策的联系还要求具备一个高度发达、以目标为导向的管理系统。另一方面，在组织的策划者、决策过程的管理者、宏观政策分析人员以及其他职能者之间必须有所分工。
克服这种两难局面需要一些职能重叠、小组合作和任务分工。所有宏观政策分析专业人员都必须具备有关组织设计和部分决策程序管理的主要知识，同时后一领域的所有专业人员也要具备扎实的宏观政策分析知识。此外，应当把具有不同专门知识（如决策心理学等）的专业人员组织成项目小组或研究班子来处理重要的元政策制定项目。但是，宏观政策分析者关注的重点有别于其他专业人员的关注对象。
（22）注重沟通虽然我并不主张将宏观政策分析引向政策争论，但我们不得不把复杂的研究成果转化成容易被忙碌而又缺乏政策分析专业知识的决策者们所理解的形式，同时还不能过于简单化。从该意义上说，沟通针对性是宏观政策分析的一条重要原则，其目的不是诉诸兴趣和感情来兜售研究结果，而是给决策者提供机会，让他们能通过透彻理解高质量的政策分析及其含义而从中受益。
自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研究结果接近主要决策人，以及那些为他们出谋划策并能左右其思维的人。如前所述，这就尤其需要有合理的结构，使优秀的人才流向接近权力走廊的“孤岛”，而又不参与到政治班子中去。
如果这种接近权力的途径和恰当的组织结构等问题已得到解决，则主要的困难便是如何将复杂的分析以适合现有信息处理能力并且符合高层决策者口味的形式呈现出来。不仅要表达出分析的要旨所在，而且还要便于政策制定的排误程序，以及从总体上促进政策推理水平的提高。
这要求我们运用新颖的分析表达方式，充分利用现代知识和有助于表达的技术手段，使用多种图表来辅助认识、理解和获得洞见。我曾经调查过多位国家领导人，他们的办公室几乎都缺乏恰如其分的扼要说明和显示信息的设备，并且有些算得上很先进的显示装置在处理国防事务、不确定性等问题时也暴露出严重缺陷，这表明在提高宏观政策分析的关键性沟通能力方面仍有大量工作可做。
难度很大但有可能达到的最低核心要求以上讨论的二十二条原则远远没有穷尽宏观政策分析这一主题。但我希望我的思维脉络是清晰的：尽管我的“最小合理性”的观点似乎不够大胆，但我所提出的宏观政策分析，则不论从知识角度还是从实践角度看，难度都是颇大的。
这里我想给大家减轻一点压力：宏观政策分析的进步提高是一个程度问题，所要求的宏观政策分析水平也依赖于分析对象的重要程度及其难度。一项符合要求的宏观政策分析乃是整个相互作用的网络系统的综合产品，而我们不能要求某一个组成部分去达到所有的规定质量和实施所有的原则。即便如此，同普通政策分析相比，要达到所期望的水准和实现我提出的各项条件也决非易事。
虽然困难重重，但我认为本文所阐述的宏观政策分析概念既不是纯规劝性的东西，也不是改头换面后的柏拉图式的乌托邦。当然我承认我的观点确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认为有必要对决策人员和决策者进行严格的训练。在宏观政策分析方面取得进展不仅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可能的，这里我们并不苛求对主要的政府体制和教学研究机构作彻底全面的变革。总之，要求开展宏观政策分析的呼声并非过分极端，它的必要性表现在它能使社会经受从数字上看更为严酷的挑战。因此，在政策分析的基础上努力发展宏观政策分析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无论是从知识性和专业性挑战的角度看，还是从迫近的需求以及可行性的角度看。
另一方面，本文提出的宏观政策分析原则还需要加以评估、修正、筛选和补充，这可以同把这些原则转化为启发性指南、提示、图式、方法以及方法论等形式的操作化过程结合起来。宏观政策分析的专业人员必须在公共政策院校里进修必要的课程和一些速成或应急科目来强化自身素质，此外，政府方面也应作出相应调整以使自己更容易利用先进的政策分析，当然这种调整并不是革命性的大变动。
无论出发点如何，目光敏锐的专业政策人员和学者们必须对宏观政策分析的观点予以思考、批评和提炼。鼓励和促进同行间就宏观政策分析的需求和可能性展开讨论--这正是本文的意图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