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过程、因素和事件能以各种不同的结合方式包括在任何解释目前困境及其变化的尝试中。在寻求“终极原因”过程中的无限简化可以导致寻求更深层的动力与要素，将各种假设归结到适当的一种--如果不是没有的话。但是，在一种对历史持过程观的社会变迁宏观理论的层次上，对诸如上述因素的考察会把目前的知识推至其极限，像上文所提的这类因素主要是以决定论的方式，或以随机的方式，还是以不明确的方式发挥作用，以致造成目前的逆境？这个问题横贯了上述变量，也是对历史进程的任何考察都普遍存在的。以1973年的油价上涨为例，如果我们将目前的经济困难主要归因于油价的上涨，那么，我们是认为油价上涨的原因在于赎罪日战争这一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呢，还是认为从长远来看油价上涨不可避免，偶然性因素只影响其发生的先后；还是相信无论是否爆发赎罪日战争，无论这场战争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经济困难都会出现，而且仍会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出现呢？看法不同，我们对目前经济困难的理解以及采取的处理措施就会大不相同。
对于考察政策制定对未来的影响潜力来说，这是一个主要问题。正如第四章将作详细论述以及后面的章节将作进一步探讨的那样，本书是以对历史进程的动力持一种混合观点为基础，即认为重大趋势与事件部分是已经决定了的，部分是随机的，部分则是偶然的。我未必同意1973年的油价上涨是目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但偶然性变量的重要性从短期来看是十分明显的，而从长远来看，或许也相当重要，只是其作用范围尚属未知。对于这里的论述宗旨，只需提到所谓“偶然的看门人”这种社会发展理论以证明用随机论和不确定论代替决定论来解释历史进程的重要性与潜力就够了。卡尔·威特福格尔和马克斯·韦伯在某种程度上同意这一理论；有趣的是，现代苏联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社会类型的某些思想也包含着这种理论成分。换句话说，可以将目前的逆境看作部分是同样会造成完全不同局势的各种因素的一种偶然产物。其产生方式可能是像人们对这类“政治潮流”进行的事实解释那样，但在这种解释中必须给偶然性留有一定的地位，必须认识到无法估计的因素也十分重要。
鉴于本书的宗旨，我们无需论述这类问题，包括它们对进行有效的社会科学一般化的可能性的影响。在只对理解与改进政策制定加以论述的有限范围内，无论把目前的逆境看成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性因素的产物，都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正如后文将揭示的那样，对于以政策制定为形式的面向目标的集体行动来说，一种承认偶然性在塑造历史进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根本世界观具有重要意义，它导致人们对政策制定持一种赌博的观点。对于这种政策制定的赌博观，后文将作论述。
关于政治困境的变化在政治领域中，自亚里士多德和波里比阿①以来，人们对整个历史进程提出了各种固有循环过程模型的观点。在相对先验的层次上，有助于解释、至少部分地解释目前政治困境发生变化（以及在细节上稍有不同的其他社会领域的变化）的根本因素包括：
1.当代政治过程系统中固有的矛盾与冲突。如前面已提到的经济资本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同大众民主之间的矛盾以及其他多种矛盾冲突。在共产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存在部分与此不同的内在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可自行发挥作用，而政治以外的现象，如经济滞胀，则使之进一步尖锐化，并将它们推向产生剧烈影响的边缘。
2.与政治领域内部产生的矛盾与冲突无关的政治外生过程造成的直接影响。这些外生过程包括：后工业化发展、现代大众教育、应用于政治急躁情绪的主观时间转变以及现代大众传播，加上前面已提及的那些“不可统治性”因素。
（关于电视对主要政治特征有什么影响问题的研究结果不断改变，这说明通过经验方法证明或反驳关于这类论题的假设很困难，即使这些假设是以操作化的中层理论来表述，并且在原则上是可以研究的。）3.政治内生过程的直接影响。这些内生过程包括：经①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5-前123年，希腊历史学家。一译者注济的政治化，统治范围和复杂性的不断增长，无法提出“备选方案”来完善现行政治制度存在的严重而明显的不足之处。例如，前面已经提到，希施曼曾提出，由于人们总是对现存的某一种行为方式感到失望，社会行为在本质上表现出在个人行动和公共行动之间钟摆式地来回摇晃，这一假设很有意思。不妨将他的假设加以扩展，如果民众对个人和公共两种可能的行动方式都感到失望，就可望突然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方式，这一点已由前面讨论的一些政治逆境的特征得到证明。
4.文化与社会及其在政治领域的投影发生的扩散性变化。除了已经提到的现象，如国家和政府超验的合法性的下降。思索一下许多社会文化因素对政治的影响是很有意思的。这些因素包括前面已经提到的焦虑、传统宗教的削弱、缺少给趋向“神圣身份”的人格类型准备的现成角色、西方民主国家没有现实可行的未来政治蓝图。（在这些方面，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不同，共产主义国家也稍有不同。）所有这些因素能够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并产生一种朝真正的信徒所宣传的新政治神学方向发展的趋势。政治舞台可能接替那些历史上由宗教和其他领域履行的功能，结果会导致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性质发生变化。论述下列内容的文献都很有启发性：宗教信仰是消除焦虑的一种方法；宗教是理解世界意义的一条途径，它是现实世界所必需的一个方面，也许会投射到政治领域；关于圣人的作用--尽管圣人这种角色现已不存在，但可能转入政治领域；关于乌托邦的政治；以及政治神话和政治史诗的必要性，等等。
在此，我不必考虑可能会产生一门主要关于政治特性未来状态的新千禧年主义的末世学，但是，千万不能忽视文化对政治产生的这种根本影响，不能认为这种影响不太可能。
理论上的假设给我们努力去理解逆境及其根本动力增加了一个角度，但它们并不是进行预测的可靠根据。尽管如此，如果进行短期的预测，这些思辨性的推测也许有助于推知未来状态，抛弃那些幼稚的推断，对于将过分简单化的德尔菲法用于非常复杂的过程提出怀疑。通过初步考察可能潜藏于逆境深层的过程得出的一个最起码的结论是：进行预测一定要小心谨慎，始终以未来可能呈现的各种面貌即未来状态来考察未来，并公认未来具有种种不确定和不可知因素。尽管如此障碍重重，对可能出现的政策逆境未来状态作某种预测仍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对逆境中的政策制定进行面向未来的评估的一个根据。
展望逆境的未来
状态对主要困境因素的分析导出一个暂时性的结论，即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里，大约至少在以后二十到三十年里，甚至可能直到二十一世纪的后半叶，逆境将更加恶化。一些文献提出了与此相反的观点，但其中一部分对当前事实近乎一无所知，只是歪曲现实的痴心妄想，或者忽略了一些关键性的变量。长期预测，比如说超过五十年的预测，完全属于纯粹推测的范围。这种推测有时也许很有意思，但原则上应认为这些推测是不正确的，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人们在本质上不可能预测超变化和某些关键要素，如末来人类的知识。
灾变模型为那些关于更加恶劣的政策困境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比喻，如果不是过分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比喻这一名词。这些数学和拓扑学模型运用时而打断平滑曲线的跳跃与突变来描述某些现象的发展。南北关系、全球军备竞赛的一些可能情景、经济衰退形势下的福利政策、全球人口的增长，以及散乱的高能应用等，在这些领域中，如前所述，现行曲线不可能继续发展下去，它们有发生灾变的可能，即可能发生十分讨厌的、甚至有些是非常危险的跳跃与突变。我们不过于深入地探讨灾变模型，也不论述从长远来看灾难可能具有的调整作用这类历史哲学问题，在此我们只是说明，灾变曲线表明了政策困境质的特征，也表明了对付这些困境所必需的全新的政策反应。
这种对政策制定逆境未来的估测并不接受未来将出现“世界末日”这类的假设，但与那些认为世界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将陷入严重困境的多数预测相符合。后者表明，世界将陷入带有巨大危险、但并非灾难的严重困境。这种估测也没有忽视前面已经提到的一个密切相关的事实，即在许多方面，今天人类的大多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优越得多，如在平均寿命与生活条件等方面。一切关于政策困境的呐喊都不应忘记这一事实。也不能完全相信那些认为形势会日益恶化的预测，因为我们对目前的困境缺乏真正的理解，也缺少探究未来的可靠基础，更不必说预测未来了。这些考虑并没有降低普遍存在的逆境的严重性和痛苦程度，也没有减小未来陷入可怕境地的可能性，而是力图对这些因素重新进行确切的标定。
总之，在承认预测易出差错的前提下，如果说现有的指标可用以探究不久的将来，则政策逆境似乎是时代性的，在以后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它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发生积极有利的超变化，则可能推翻这一假设，不过，如果考虑到这类变化过程所需要的时间，那么主要的政策困境在一代之内就烟消云散的可能性似乎很低。
同时，有些过分简单化的论述认为现在处于一个要么取得巨大成就、要么迅速衰退甚至发生灾变的十字路口，这种观点过于夸张。那些要求彻底改变全球的社会制度和政策文化的建议也同样太夸张。彻底改变全球的社会制度和政策文化，即使在某种意义上符合需要，也必定不是自由选择的，至少若不发生毁灭现存政策制定现实的灾变，便不会如此。本书将撇开这些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尽管仍很严重、但相对不太极端的困境以及使之好转的可能性。
可以设想出大量可能出现的未来状态以便对逆境特征进行更加具体的预测，实际上，前面所引用的部分文献已作过这种尝试。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安全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种特征的不同结合可以构成无数种方案，人们可以把其中一部分归为更可能在某一特定类型的国家出现，或不太可能在某一类国家出现。这些变体对于我们此处关心的问题不太重要。本书着眼于一般意义上的逆境，其中的分析与建议基本上适用于广泛的未来状态，只有非常乐观和非常悲观的未来状态例外。如果由于逆境的多数特征发生好转以及（或者）对政府的要求降低而导致政策制定承受的压力减小，那么本书中的应用性内容就不太适用，尽管学术意义和理论意义也许不会受影响。如果爆发大决战，那么适用于幸存者的原则就会完全不同，需要像《灾难中和灾难后的决策》之类的专门论述。但是，目前既缺乏发生灾变的预兆，也没有趋向好转的迹象。
笔者倾向于推荐一些准备措施，以应付恶劣的、甚至是最恶劣的情形。这可不是一个气质问题，但可以用一种“尽可能减少遗憾”的态度来证明其合理性。既然接受对逆境未来的怀疑，那么建议为一个较长的逆境时期准备政策制定似乎比较谨慎，因为我们能为这样的时期建立一个坚实第二章政策困境51有力的框架。而且即使预期是错误的，为可怕的逆境已准备了政策制定总比假如逆境持续下去甚至恶化时尚无准备要好。假使考虑到所涉及的大量因素，只要准备措施是中央政策制定过程系统采取的，就不会像为一个时代的逆境作准备会造成的那样，有发生自我实现预言效应的危险。
但是，必须注意，千万要避免无法控制的连锁反应，如在深受期望影响的经济行为领域发生的这种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