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所谓我的问题。在批斗中，他们除了问我“站哪边”，就是揭发我的问题。从1958年我来细菌肥料厂工作，到1959年国光药厂、三星药厂和细菌肥料厂合并，成立制药二厂，我在地方已经前后工作了十多年，难免有错。但回想起文化大革命中所揭发的问题，真让我苦笑不得。小举几例：
第一，摔伤有罪。制药二厂的办公地点在极乐寺，离公共汽车站很远，我每天从动物园穿过。那天下班晚了，我和王家宾厂长搭伴儿，从动物园后门进去，出前门再坐公共汽车或无轨电车。那天下午又下了点儿小雨，路滑，中间过拱桥，不料我在小拱桥上滑了下来，摔了个屁股蹲儿。文化大革命中揭发出我腰受伤的事，这成为资产阶级贪图享受之罪。我暗想，这真是驴头不对马嘴。
第二，做丝棉被有罪。工人梁××以前在西直门南小街开裁缝铺，离我家很近，我请她帮我做了一件绿缎子棉袄。因为缎子和丝棉都比较滑，当时也不懂用豆包布。我给她两个棉袄里布，让她用两块儿布把丝棉的内外都包好，再用缎子面罩上做成棉袄。结果，她没有先包丝棉，她把两块儿布都合在一起做了里子，缎子面还是直接和丝棉挨在一起。我要求她按我原来要求的做好，却成了罪状之二。造反派说，我是故意给人家找麻烦，两次叫人家给拆了重做就是不尊重人家的劳动。其实，我因为做棉袄认识了梁××，当工厂生产效益好需要招工人时，就把她招到厂里当了工人。
第三，编造三次脱党。造反派还造谣，说我每次脱党都是我丈夫帮我把组织关系接上的。为此，军管会甘××还特地找我丈夫调查。蔡回答他们：“她有她的组织，和我没有关系，我也没有给她要过组织关系。”我告诉他们说：“我在县里工作，从这区调那区工作，从来不写介绍信，怕被敌特弄去。我清楚记得，我在河北省完县第一区妇女抗日救国会加入共产党。”他们诬陷我第一次脱党发生在调任七区妇救会工作时，当时是县委委员权大个在七区妇救会开小组会上说：“吕景旭同志党的关系转你们小组。”在场的有二田（名田秀玉），还有三田、王育新和我四个人。后来我调六、八两区工作时，也只是区委书记李树仁找我谈话，说：“你的党关系转来了，在党内担任妇委工作。”
诬陷我第二次脱党，发生在离开完县，由地方转到军队工作时。当时是县委组织部长李寿山同志告诉我说：“把你党的关系转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去了。”我还跟他说：“我不愿意到军队，那里没有女同志可干的事。”他向我解释：“现在根据地缩小，好多女同志都回家了，地方没有多少工作做了，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吧。”我刚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先到政训队学习军队政治工作。毕业后，我和程监清二人一块儿被分到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工作。他当指导员，我当副指导员兼支部书记。后来又调到休养连（住温堂），那是1942年。一年后即1943年春天，部队精兵简政，准备打仗，女同志除医务人员外自己想办法解决工作问题，由部队供给，有好多女同志都到后方家属队去了。我跑到河北省灵寿县南营村，找到边区中学校长卜玉英，和他商量来校上学，他同意了。学习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北方局党校学习。周荣鑫同志的夫人刘克义还动员我到管理科工作，不会干这个可以干那个。我不同意。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向赵振声（李葆华）告蔡顺礼的状。赵找蔡问道：“你为什么不让吕景旭同志到队上学习？”他说部队不要。赵说：“部队不需要，地方还需要哩！”他没有办法，只能听从赵振声同志的意见。正赶上整风二期招生，我到七大队学习，支部书记是蔡长元。这个队的大多数干部都是从冀中地区来的，有县长、县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副司令、政治部主任等。我们的组长就是十分区的政治部主任李孔亮同志，副组长是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李振刚同志，还有史立德等人。学习文件很少，主要是审查干部、自我检查，大家讨论提意见。学习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日本鬼子投降了。学校好热闹，大家高兴得一夜没睡觉，打着灯笼、火把庆祝胜利。在这段时间，我虽然辗转了几个工作、学习单位，但都是在革命军队中，不知为啥，在“文革”时期却变成了脱党问题。
所谓第三次脱党。党校学习未结束，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军进军张家口。我到北方分局找陈守中同志，他对我说：“你到市总工会肖明同志那儿去，他那儿很需要人。”肖明分配我到振华工厂当党支部书记，后来当了总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指导员。工厂是军队被服厂，归地方党组织领导，后来上级规定党组织统一归军队领导。韩××分配我到鞋厂当副厂长，后来又去了张家口市第六区区委工作。当时的六区区委书记是余一虹（后改为陈一虹），组织部长王于一，宣传部长李瑞。我在组织部当干事。傅作义进攻张家口（1947年秋天了）时，区委干部要在郊区打游击。当时我已怀孕六个月，决定回本县工作。我们撤到莱源就没有车坐了。几百里路，走走停停，走一截路，骑一段毛驴，坐一截子驴车，好不容易11月到了家。我首先到县委报到，县委书记孟继生对我说：“工作没有问题，先把党关系带村里过组织生活，生产后再分配工作。我把党的组织关系交给村党支部关学海同志，论亲戚，他是我叔伯姑姑的儿子，我应该叫他表兄。他在小组会上宣布，我的党关系转到村里了，以后和他们在一起过组织生活。文化大革命一来，造反派们花费了大量的功夫发掘出这段历史，硬说我没有带党关系到村支部。”我说：“带到村里了，咱们说不清，你到我们村里找关学海问问就清楚了。”过了几天他们不提这事了。
第四，三支两军，六厂二校。
“文革”期间，社会都乱套了，生产也没有办法搞了。情况反映到中央毛主席耳朵里，毛主席提出了“三支两军”。中央派来8341部队对北京六个工厂、两个学校实行军管。化工三厂也有幸成为“六厂二校”之一。8341部队对我厂实行军管××，以后又与南厂合并，工人扩大到1500人。
我们厂的生产还在继续，只是夺了我的权。但副厂长留用，行政照常，厂里一切照旧。厂里职工分成两大派：一派是以王××为首的“造反总部”，另一派是“联革会”。“造反总部”要打倒我，“联革会”要打倒焦××。
我们在厂礼堂开全厂职工大会。礼堂坐东朝西，门口在西边，南北有旁门口。甘××坐在讲台上面向西讲话，用右手向北挥动着说：“我们要打倒吕景旭，拿材料来！没有材料不能打倒！”又用左手向南指挥着说：“你们要打倒焦××，拿材料来！没有材料不能打倒！”这都是他的原话。在这种号召下，“造反派”查我档案里边有“遇敌”结论材料，根据这条线索给我编织了五条罪状。第一条说我承认自己是六区妇救会主任。这叫什么罪状？妇救会是公开的妇女抗日救国群众团体，还巴不得向敌人宣传呢。第二条说我向敌人缴枪了。当时情况紧急，我把枪交给一个耪小苗的农民，叫他用土埋上。但造反派不让你说真话，你要说真话，他就说你嫁祸于人。其他三条更是无稽之谈。造反总部根据他们编造的五条罪状，派人到河北省完县找到了抓过我的那个人。他正在县监狱里服刑，在威胁、利诱、强迫下，这犯人被迫签了字。回来后，经造反总部讨论不行，签字材料不能交军管会，还得再抄一份材料才行。杨××又去逼着抄了一份，这才算有了整我的材料，就交军管会了。军管会还亲自到监狱审问犯人，他门又威胁犯人说：“军管会来了，你可不能翻案。翻案罪可不小。”后来，这位杨同志都向我说明白了。他是执行者，我原谅了他。
当时，我暗自朝笑他们无知。造反派和军管会领导人根本不懂什么是叛徒。
有了他们编造的这份材料，全厂开始轰轰烈烈地打叛徒了，大字报满天飞，大会小会天天斗。有一天，斗争会高达七次。胡××更疯狂，高兴得眉飞色舞，口里大喊大叫：“叛徒！这回你可逃脱不了！非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甘××自认为在化工三厂立了大功，抓出了在党内隐藏多年的“大叛徒”，搞得满城风雨，让不明真相的职工跟着他跑。虽然他带领着部分人折腾，但是，群众是心明眼亮的。我虽然来厂不久，但还是有不少好朋友、好同事，有些同志为我挨斗打抱不平，造反派公开质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保吕景旭？”有的同志说：“我看她没有问题……就保她。”甘××对正确意见根本听不进去。
有一天在食堂开斗争会，墙根里靠着一块儿木板子，上面贴着一张人像画。真奇妙，画像一米多高，胸前写着“叛徒吕景旭”。但画像本身倒很像刘胡兰，仰头，挺胸，勇往直前。我看着这张画，揣摩着画家的用意。我欣赏它的妙处。
除了大会、小会斗，乱上纲、上线外，王××还多次找我谈话，逼我承认上面的五条罪状，并经常威胁我说，不承认要坐牢进监狱。我暗自想着，这叫什么罪状？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我违心地承认了这些罪状。这还不算完，还要继续做检查。
当时，《人民日报》批判“叛徒”徐凤，我把报纸上的材料抄在我的检讨中。王××就说，对错误有认识了，可以回家了。军管会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讨论对“叛徒”的处罚，我被开除党籍，当了普通工人。1969年，我爱人调到昆明军区工作，任职后登报了，全厂职工都知道。小马同志好心劝我：“你爱人调走了，你还不快点儿跟他走！离开这是非之地。”我说：“我还想和他们斗到底哩。”“你现在斗不过他们，权在人家手上，躲开他们好好养养身体再和他们斗也不迟。你不是他们单位的人，他们管不着你。”她说得有道理。可是又一想，戴个叛徒帽子到昆明会给爱人丢脸。但如果斗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儿？最后决定，还是先离开这个鬼地方迁到昆明去，将来还可以向上级告状。甘××叫厂劳动科毕克忠带我到北京市劳动局开个普通工人的介绍信，但劳动局不给开这种介绍信，他没有办法，只好给我开了14级干部介绍信。
我1969年11月9号到达昆明军区。10号，我给甘××写了封信。他回信说：“你的问题是板上钉钉，是翻不了案的。”后来，我拿甘的回信给化工局赵局长看，他笑了起来。
在我离开化工三厂前秤了一下体重，长到了100斤，这是从未有过的。我每天除了吃饭、劳动就是睡觉，也不想工作上的问题，没有思想负担，晚上休息时还打了几件毛衣，也算因祸得福吧。
1972年春天，我回北京后，给有关单位领导写了一份材料，××还附了封信。王××认真地对我说：“××同志在信上作了批示：‘对吕景旭问题认真研究解决。’”我就问王：“你们怎么认真研究解决？”“反正不能开除党籍了。”后来，他们给我恢复了党籍。
赫赫有名的“六厂二校”坚决贯彻执行“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还扬言：他们不走了，让职工相信他们是厂子的主人，跟着他们瞎闹，以行使他们的权威。结果怎么样？还不是灰溜溜地走了。走了也不算完，厂里职工到部队找甘××，他们撒谎说：“甘××调东北了”。他不敢见厂里的广大职工。
有一年，北京化工三厂党委书记钱永奇同志让我回厂落实政策，造反总部的总后台焦××向我陪礼道歉。当时，我表示：“除王××外，我对所有跟他们跑的职工既往不咎。”二十八昆明，惊天大案1969年11月9号，我乘班机抵达昆明军区，来到向往已久的祖国美丽的春城。时值初冬，我在北京已经穿上棉袄了，但在昆明，居家时只需穿上毛衣，出门也不用加外衣，更不用围围巾。以后我慢慢了解到，这里从10月到第二年4月间气候最好，没有雨，只有微风，风刮不进屋子，连站在门坎儿上也不觉得。这儿和北京可不一样，太阳从东南角升起，映着蓝蓝的天空，衬托着宽阔的街景，城市中四季鲜花不败，草木长青，气候宜人，真是名不虚传的春城，处处给人一种美的享受。空闲之余，我还浏览了大观楼，看到了中国最长的对联；站在西山龙门上眺望青山绿水，感受五百里滇池飞来眼底的壮丽景观，依山傍水，好不惬意！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我的心情豁然开朗。
但看到大街的拐角处有很多枪眼、炮洞，这是两派进行武斗留下的痕迹。这在北京是看不见的，可见昆明的文化大革命火力真不一般，都动用真枪真炮了。群众分成两大派：“八派”，“炮派”。后来，“炮派”输了，“八派”掌了权，就不叫××副司令回昆明军区工作。
蔡顺礼是在1969年被派到昆明军区当副政委的，那时，文化大革命正处在此起彼伏的极度混乱中。临出发之前，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找蔡顺礼谈话，交待上任后的工作，其中有一条是：上任后给其他副政委、副司令做工作，让××副司令回昆明军区工作，当前革命形势讲团结，大家要团结在一起搞好工作。这些话是在蔡被关押后，我才听有关人员说的。
蔡顺礼是个老实人，向来服从组织，领导交待的工作一丝不苟地完成。黄××是代表军委下达任务，蔡不敢怠慢，到任后向军区副司令和副政委传达了黄××的意见。他们当面都接受了，于是，××副司令回昆明军区工作了。但很快就有人造谣说，蔡顺礼是“炮派”。因为蔡顺礼传达了军委办事组对昆明军区的指示，某些人就把蔡划为“炮派”，使他以后在昆明军区的工作遇到了很多困难。在“文革”那种复杂而混乱的局势下，人人自危，谁也不知道哪一步会踩上“地雷”。蔡参加革命后，长时间做保卫工作，在工作中得罪过一些人，也有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想整蔡。当时，军委办事组就有人公报私仇地说，蔡顺礼没有什么原则，要审查。1972年，谭××案件发生一年后，蔡顺礼在北京被隔离审查。
二十八昆明，惊天大案我还清楚地记得谭××案件发生的那天夜里。深夜不知是几点钟，我住的房间电话铃声响起，我去接电话，听到×××秘书急促地说：“我要找首长！”我敲开蔡的房门，对他说：“有紧急电话找你。”他披上衣服去接电话，听完电话，穿上衣裳就走了。我又回屋睡觉，可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想谭政委的秘书打电话。那么急，能出什么事？想了好一阵子，也没想出什么来。这天直到午饭时间，蔡都没有回来，我有点儿纳闷了，什么要紧的事半天也不回来？炊事员说：“大院戒严，只许进，不许出，所以菜都没买。”“首长吃饭不用担心，九号（小招待所）会给做饭吃。”
下午两三点钟，蔡顺礼的秘书×××来到家里。这时才听他说，谭××和夫人被害身亡。听到这个消息，我惊呆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首次发生的高级领导人被害事件，这件事震动了全党、全国、全军。中央领导非常重视，昆明军区立即成立了以周兴、王必成、蔡顺礼为首的专案组，从军区政治部、保卫部挑选了一批政治可靠、有保卫工作和侦察工作经验的干部到专案组搞破案工作，称为“017”案件。
中央也派了公安部的几位领导干部及技术专家来昆明军区帮助破案。当时，还拘留了一些嫌疑人，经过审查没有问题很快就放了。
军区政治部大院里一个小孩子的话引起了专案组人员的重视。他说，那天早上看见××的爸爸（即王××）从他们家出来。这个消息很重要。专案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王××能回家，他就能进军区大院。在勘查、搜索现场时，已经掌握了一些破案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