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中旬正是人们最为关心前一段经济紧缩措施对经济有何影响的时候，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却使人备感困惑：数据说二季度GDP同比增长9.6%，相较去年SARS影响后的基数显得过低；而统计局又对去年二季度的数字进行了修订，GDP由原来的6.7%改为7.9%。相应的修订，还牵涉到第三产业为主的许多领域。
尽管国家统计局有关官员就去年发生误差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据说与SARS影响的快速统计调查相关，而且很有舆论为之辩护，称修订统计数据是常有的事情，“中国在1994年修订过，而国外也曾有过类似行为”，云云。我们注意到，在经济学界、业界乃至相当一部分政府经济官员中，仍有激烈批评和指责；更有许多识者指出，权威部门对统计数字这种揉面团式的修改并非偶一为之，国家统计数据的可信度和严肃性受到很大的挑战，应当认真反思数据统计的整体制度安排了！
我们觉得，这些看法很有道理。
细想一下，国家统计局是在2004年7月公布去年同期统计错误的。那么，既然去年出现误差的原因在于SARS期间的所谓快速调查法，因而可靠性不高，那为什么不及早公布进行修订并公布结果，偏要拖到2004年7月？而且，2003年二季度的错误数据对2003年的年度数据造成了什么影响？如果说一步错，步步错，那么去年来究竟有多少数据要因之进行调整？这些数据，是否和如何影响了关键时期的宏观经济决策？
国家统计局坚称自己虽然出现失误，但完全是技术性原因，绝非考虑外部影响。而有消息称，事实上是由于最初公布的二季度数字甚至引起了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的质疑，认为2003年SARS基数那么低，2004年同比增长9.6%不可信，统计局才被迫进行了“修订”。两种说法何者更为准确一时难以求证，但人们普遍怀疑统计数字过多考虑外界因素却是事实。特别是2003年年底，统计局本来已称全年GDP增长的数据为8.6%；统计局人士更是频频接受媒体采访，坚称“中国经济身体健康”，反对“过热”的说法。但是对于这个数据的可信性，质疑的声音此起彼伏，及至2004年1月，一些高层领导公开表示出对过热的担忧，统计数字也随之微调，1月中旬正式公布时已改为9.1%。
中国经济的官方统计数据是否可靠，是个久已有之的问题。而国人一直倾向于相信其可靠性，信任统计部门的诚意，纵有误差出现也理解统计工作的实际困难。但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各种利益主体开始依据统计数据进行理性预期，作出经济决策，而统计数据出现重大偏差造成的潜在损失也更为巨大。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进一步接轨，国内国际对于统计可靠性的要求都大为提升。统计制度的改革应当尽快提上议程。当前的统计修订事件促使人们进行反思，目前学者们已就是项改革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
其一，应当在政府发出统计数据的同时，支持和鼓励非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建立非官方统计系统。必须看到，统计并非只能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更非只能独家公布的垄断产品。民间力量在一定财力支持下，科学操作，认真求实，完全有可能推出具有可信度的权威性统计数据，为决策依据提供新的选择。结束垄断，提倡竞争，有助于增强统计工作的独立性，提高其工作质量。
其二，应当作出增强统计透明度的制度安排。当前统计数字能做到定期公布，当然是一种进步，可谓具备透明度。但为增加统计的可信性，则不仅最后产品必须透明，而且统计全过程也应昭之于众，其中包括统计方法采用、数据采样操作，都应使公众及时了解。过程透明，是数据可信的重要保证之一。
其三，应当建立统计工作专业化原则。在这里，专业化系指统计队伍人员素质必须提高，从管理者到基层调查员，都应有较高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平；专业化还指统计机构应当集中精力进行统计，不再进行经济预测，以避免利益冲突——事实上，这也是国际的通行原则。
-2004年第15期-
调控应治本
放弃那些过去使来简便易行、得心应手，或许还可从中渔利的调控方式，虽极艰巨，却是避免中国经济无休止大起大落的必由之路。
步入2006年9月，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亦进入相当微妙的阶段。
一方面，经济过热的阴影挥之不去。来自央行的数据表明，信贷扩张的速度依然居高不下。7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长了16.3％，比6月末高出1.1个百分点。在固定资产的投资中，来自银行的贷款增速也略有加快，从6月底的29.8％增至7月底的30.1％。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虽然仍保持强劲增长，但似乎已经出现了放缓的迹象。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增长速度由上半年的31.3％下降到7月的26％，工业生产同比增长率由6月的19.5％回落到7月的16.7％，消费者价格指数也由6月的1.5％减缓至7月的1％。一些前瞻性的指标也在提供佐证，比如，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从6月的54.1下降到7月的52.4。
针对控制投资与信贷的过快增长，最近几个月来各种紧缩政策密集出台。加息、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定向票据、央行窗口指导、限制房地产投资、清理建设项目、处罚违规企业与官员……所有预料之中和预料之外的措施几乎都已经被采取之后，是该静观其变，还是继续加大调控力度？调控应该使出几分力道，在不同的调控手段间，又该如何配置？这是专家们当前争议不休、业界人士最为关注的重大问题。
我们以为，根据过往的经验和已有的数据，紧缩政策的作用正在释放，应当是可见的事实。在当前，不仅应当悉心了解经济运行新的基本数据，进而对调控力度做出更准确的把握，更需要理清思路，准备对调控手段在结构上作根本性的调整——须知，以市场化为主导的调控手段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当务之急。
资金成本过低是当前流动性泛滥、投资猛增的主要根源。正是由于资金成本过低，即使投资过热、产能过剩，企业仍然能够保持相当高的利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冲动也抑而不止；也正是由于资金成本过低，商业银行所掌握的流动性才会大大增加，从而具有强烈的放贷冲动。而改变资金成本或价格过低的局面，就意味着对利率与汇率的调整。决策当局出于种种考虑，迄今尚未能有更根本的措施出台。其实无论早晚，这样的调整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审时度势，选择恰当时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调整的收益正日益加大，而潜在损失却不会波及经济整体，可谓时机。
不过，资金成本过低并非经济过热的唯一根源。当前中国整个要素价格体系（包括资金、土地、自然资源等的价格）都存在相当程度的扭曲，说到底是市场机制的缺失。面对这种状况，如果只追求宏观经济一时的“降温”，那么选择继续加大行政调控手段力度或许可收立竿见影之效。但理论和经验都表明，这种手段不但成本极高，而且无法治本。中国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年内的经济“安稳”，而是长期、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滥用行政手段，只会让经济在非市场的轨道上越走越远，逐步远离最初的目标。
当然，如果投资与信贷如此快速增长的局面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同样会伤害中国经济的健康成长。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当无疑义。但我们认为，行政性的调控手段纵无法立即弃之不用，也必须有步骤地淡出。在行政性手段从中淡出的领域里，市场作用应及时跟进。这对各级政府而言，就意味着放弃那些简便易行、得心应手，或许还可从中渔利的调控方式。此举极为艰巨，却也是避免中国经济无休止的大起大落的必由之路。
此外，市场调控手段必须多样化。除了使用央行货币政策的各种工具，调整财政政策并让其发挥作用，包括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给地方政府以适当的财政激励，完善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等，也是值得考虑的选择。总之，尽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的限制，使其依价格信号做出正确反应，当为选择调控手段时应遵循的主要原则。
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讨论，需要回到“十一五”规划中所强调的转变增长方式和转变政府职能的主题上去。因一时形势所迫而取消或放弃了在正确方向上的努力，最终只会得不偿失。
-2006年第18期-
税收再创纪录之后
既然税收形势乐观，则加速财税领域的相关改革更不应迟疑。
虽然引发了很多争议，还是应当承认，2006年中国税收增长21.9％、创下37636亿元的新纪录，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一年毕竟已经过去，税收已经发生，而今天正是通往未来的起点。与其为当前税收超GDP增长正常与否、税负是否过重争得面红耳赤，莫如认真思考在新起点上能做些什么：既然税收形势乐观，则加速财税领域的相关改革更不应迟疑。
相关改革中居首位的是税制改革，关系到税收与GDP的协调与可持续增长。
在当前企业所得税改革方案已经落定之后，增值税改革就是税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增值税是中国的主体税种，其收入占到整个税收收入的一半。但中国多年来一直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企业在购进机器设备时缴纳了进项增值税之后，不能从企业销售产品的销项增值税中得以抵扣。这种重复征税不仅加大了企业负担，而且对企业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形成负激励。因此，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在销售产品后，从所获销项税中抵扣当初购买机器设备的进项税，已经是势在必然。
然而，增值税改革自2004年在东北八大行业（石油化工，冶金，装备制造，船舶制造，汽车制造，农产品加工，高科技，军品）试点起步后，至今无法全面推开。2006年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关于“中部崛起”战略的部署，增值税转型总算即将迈出东北，可能被施用于中部地区若干“老工业城市”。但明眼人不难看出，这种分区实施更多的是一种“税收优惠”，于税制改革全局积极作用有限。因为增值税作为流转税和主体税种，必须在全国统一实施，长期搞差异化只会割裂税收链条，加大税收征管成本和纳税成本，导致市场不公平。这与改革的初衷已经离得太远。
增值税转型举步不前甚至路径偏移，直接原因就是担心税收减少。是项改革在东北试点第一年，税收即减少了40亿元。有分析据此推算，认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后，仅八大行业就可能使财政收入减少400亿元。这一测算在专家中虽有争议，却已然在相当范围内引起了震动。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财政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潜在减收风险。不过，掂量2006年税收总额37636亿元、增收6770亿元的数字，得知中国近些年来税收超GDP一倍左右的增速，应当承认，在当前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改革总有最佳时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处于通货紧缩时期，固定资产投资相当有限，曾被认为是增值税改革成本较低的良机。种种机缘巧合，这一时机已经错过。今天，中国税收已创历史纪录，应被看成增值税改革成本支付能力较强的良机。如果不存幻想，则应当承认这一次亦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如果说税制改革属于收入方向的改革，那么支出方向的改革也已迫在眉睫。在这一指向财政体制的改革中，我们最关心的是财政体制转型和财政预算管理改革，亦即钱花在何处与怎么花。很显然，这关系到税收的合理性与使用效率。
中国从1998年即宣布从“建设型财政”转为“公共财政”，但八年来公共支出所占财政支出比例不升反降，而政府投资与行政性支出占比双双提高。当前，借财政收入再度大增之机，必须防止各级政府主导型投资升温，避免财政无端为政府和利益团体的经营失误埋单，并进一步加快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的转型。这意味着应当尽快归还本应由政府支付的、属于公共支出范畴的经年“欠账”，逐步加大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的支出。与此同时，因为经济周期终难避免，整体财政安排仍应量入为出、居安思危，避免在短期内增加过多刚性支出，为未来埋下隐患。
财政支出还必须考虑效率提高，否则税收收入超GDP增长只能导致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中国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早已全面启动，如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等，正是把预算管理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管理轨道而进行的制度建设。但近几年国家审计署报告中，预算资金使用中的违法违规现象频频发生，显示出执行者距最基本的合法合规使用财政资金尚有距离。
2007年开始正式运行的预算科目改革，彻底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建设型财政”的管理框架。从新科目体系可以看出政府的每一笔钱从何处来、每一笔支出由哪个部门花、做了什么事以及如何做，社会公众也可以清楚地读懂政府预算。这就为预算管理的透明度和科学化提供了可能。然而，这些技术性举措不能等同于制度变革本身。新科目体系的改革带动性如何，社会公众能否真正参与预算过程，还取决于制度变革的深度推进。
税收丰盈，百端待举，最忌忘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多一些对税负的质疑正是好事。批评者都是纳税人并会影响更多的纳税主体，他们对财税体制的关注与审视会带来改革的压力，而且会成为改革的原动力。
-2007年第1期-
过热、价格与改革
决策者应当断则断，在当前通货膨胀势头显现之时撬动价格改革杠杆，完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遏制经济增长从偏快转为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