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速发展的背后，中国诸多产业蕴藏着深重的危机。在本轮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日子不再像过去那样好过了。潮起潮落是经济内在的规律使然，不过，只有在低潮时认真反思，才能迎接未来的腾跃。
今日中国企业，或说产业之弊有三：一为若干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垄断未破；二是大部分企业粗放发展；三为公司治理仍是“形似神不似”，难以与国际企业比肩。
回望来路，有必要重温一些老生常谈的命题，回归原点，才能更好擘划未来。
如以产权改革为例。近几年，不分国有还是民营，中国企业总体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极易给人一种错觉，以为中国经济已到“自动滑翔”的境界，从而放松了对制度的反思和改进。于是，我们多次看到了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周期性出现的“国进民退”，进而被有的经济学家称作“第二次国有化”；在一些垄断部门，企业改革要么裹足不前，要么出现鲁能集团这样的“异型改制”。此外，我们近来再次看到，在国内经济下行周期和国外需求转弱之时，首当其冲的总是民营中小企业。只要产权改革不推进，垄断不打破，公平竞争便无从谈起，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也无从谈起。
中国欲实现增长方式转变，还必须在提高制造业竞争力的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但令人遗憾的是，金融、能源、电信、铁路甚至传播媒介，无一不在国有资本控制之下。更令人忧虑的是，在政企不分、部门利益坐大的情形下，各主管部门凭借手中的“政策资源”划分领地，以邻为壑，争夺不已，手机电视国标大考中的乱象不过是其中一例。
企业是经济的细胞。没有企业的扩张、产业的升级，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要实现经济上的领先，试金石便是引领世界潮流的新兴产业能不能在中国产生、壮大，靠模仿、紧跟，是绝然成就不了一个经济强国的。
新浪们为什么搭不上NASDAQ快车
新浪们至今得不到海外上市的“恩准”，关键在于其出身不佳。倘是有来头的国企或半国企，或有机会网开一面，可惜走在潮头的恰恰是以个人创业者为主导的民营新兴企业。
近来总从“小道”上听说各家知名网站行将海外上市的消息，但经多方证实才又发现，并没有一家公司获得了国内主管部门首肯，可以堂而皇之地公募了。自1999年秋以来，美国证监会已相当谨慎，民营互联网公司在经严格盘查逼近NASDAQ门槛之时，最后还被要求直接或间接得到中国有关方面认可。这时候，有关公司由于欠中国电信主管部门放行之“东风”，其上市便面临被无限期搁置的局面。最典型者即如新浪。
如今大洋彼岸的中国互联网概念愈炽，去年6月捷足先登的“中华网”沾了独家之光，股价已经增长了十来倍。但以新浪为代表的若干家本土民营背景的、生机勃勃的、但目前嗷嗷待哺的中国民营互联网企业，只能痛苦地望洋兴叹。
原因何在呢？官方冠冕堂皇或是公司们对外安抚的解释都是说，政府还在研究，新规定很快会出来。因为互联网业无论是ISP还是传统传媒网站之外的ICP，目前均被划归电信部门监管（吴基传部长明确表示“不管ICP”的说法不知何故并未实现），而电信业的对外开放要受中国加入WTO进程的影响，法律法规有待建立，有关外资占股还要研究。
这种说法显然不通。改革走到今天，电信业开放的大道理早有共识。如果说基础电信业务领域迟开早开、大开小开或还需踌躇，在发展新兴的互联网业方面及时抓住国际资本市场机遇则根本不应迟疑。特别是在去年11月中美WTO谈判成功之后，中国“入世”大局已定，互联网业限制外资进入甚至已经失去了“充当谈判筹码”的策略性理由。何况中国互联网公司虽然如雨后春笋，但真正像新浪们一样可能让国际资本市场接受的仍寥若晨星。国内就此亮出绿灯，从哪种角度都不至影响电信业有序开放的大局。
其实，虽然中国电信业属于管制行业，早有基础电信业务与增值业务不许外商投资的规定，但这个规定本来就不是刚性的。远的如1997年，还在中国加入WTO希望渺茫之时，电信主管部门就已经将“中国电信”一部分最优质资产放进海外资本市场，允许境外投资人持股比例达到了25％。近的如今年2月中旬，当国内排名第一的新浪上市受阻之时，持有排名第七网站21CN的广东邮电管理局却与港商联手在香港买下一家上市公司，以借壳上市，港商占股76％。可见，在电信系统内部，无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政策掌握都完全可以弹性十足，而弹性恰恰显示了开明和开放。
据此就可以明白，新浪们至今得不到海外上市的“恩准”，关键在于其出身不佳。倘是有来头的国企或半国企，或有机会网开一面，可惜走在潮头的恰恰是以个人创业者为主导的民营新兴企业。门尽可能不从新浪开，NASDAQ快车不该让新浪先上，在主管部门某些人中恐怕心意已决。现在以宁拖不放、宁慢不快的做法待之，不过是开放大局下的官僚式策略罢了。
电信主管部门如此行事，直接原因无非有二，一是不懂，二是偏心。在这里，不懂已不可恕，而偏心尤令人愤懑。因为这使人吃惊地看到某种上意识或潜意识的想法，以为国际资本市场也是应当被用来“拯救国企”的，因此重要如“中国电信”系统的国企可优先放行，而拖一拖新浪之类的民营企业就有了“必要性”。殊不知国际资本市场成熟老练而阴晴难测，绝无我们伸手“调控”之半分可能。一厢情愿地厚此薄彼，短期内也未必达到目的，长远而论是必然失败的。
中国的互联网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本来是从国有电信部门起步的。但几年走下来，“中国电信”系统“正规军”主持的互联网业务除ISP接入部分因垄断优势尚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其他方面均拓展缓慢，远不如新浪等一大批个人创业者兴办的新兴网络公司发展迅速、前程远大。即使在不平等竞争之中，“中国电信”的体制性劣势已相当昭然。网络时代的期望很大程度上寄托在体制灵活的、主要是民营背景的创业型企业身上。然而，市场能够给予中国网络企业的机会也是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继续有意或无意地阻碍有条件的民营互联网公司海外融资，伤害的不仅是某些公司或是某些个人，而可能是中国互联网业迅速崛起的重大机遇。历史也许不会仅仅将这种行为称为“失误”。
-2000年第3期-
3G选择：技术最优还是制度最优？
当前，要在新技术的选择与投资决策过程中去除“审批”、“立项”等行政性限制，让国内外设备提供商充分地平等竞争，由运营商从市场出发自行决策。未来的3G运营牌照发放，也应通过拍卖或其他竞争方式进行。
虽然大幕尚未拉开，不过，关于中国第三代移动通信（3G）发展的种种动向，已经成了世界级新闻热点，直接影响着国际股市相关板块的起起落落。眼前的问题是相当技术性但又为业界广为关注的：中国在未来发展3G时将采用什么技术标准？
在国内电信界可以听到相当激烈的争论，但多是倾向于说明哪种技术更优、成本更低，似乎由国有电信监管部门及早进行“优选”、颁布统一标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我们却主张，“部颁标准”缓行甚至不行，放开竞争、多头实验，让市场去作判断。
这种主张乍一听相当“冒险”。牵涉到移动通信升级换代的3G技术投资额极为庞大，动辄以千亿美元计，怎么可以让市场来左右呢？“巨额投资浪费”和“规模效益损失”的后果由谁来负责？在可能的诘问面前，我们就“竞争选择机制”的主张列出三条基本理由：
其一，目前世界正处在电信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3G及其相关技术目前并不成熟，其未来走向更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个领域里本没有“唯一的最优”，而由行政手段过早确定某一标准，极易形成路径依赖，使技术信息无法得到充分交流。相反，充分开放市场，由设备商、运营商、消费者构成的各层次市场在竞争中择优汰劣，通过分权决策机制比较充分地利用信息，正是分散风险的最佳办法。
其二，中国电信业目前面对三种可能的3G技术选择，即主要是欧日电信商开发的WCDMA、美国高通公司开发的CDMA 2000，以及中国电信企业大唐电信与国外合作开发的TD-SCDMA。选择何种技术，关乎巨大的商业利益。在如今加入WTO、电信市场放开的背景下，应当让这三种技术均获得比较充分的实验机会，这也是对内和对外最起码的市场公平。
其三，中国电信业长期处于垄断封闭的状态，电信监管部门与中国电信垄断主体实际上是政企一家。虽然经过年来的改革，电信业已初步实现了政企分开与有限竞争，但昔日的“中国电信”仍在市场上占据压倒之势，电信主管部门与旧部属之间血脉关系也未完全厘清。在这种形势下，由电信监管部门确定统一标准，不排除其有意或无意地“倾斜”于某家超大型电信运营商局部意愿之可能。特殊国情进一步决定了中国应更多地借力于市场。
电信技术是否需要和应该如何确立标准，在世界领域也属探寻已久的大问题。美国主要是采取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最终在市场上形成主流应用技术，同时保持一个整体开放的框架；而欧洲天然具备以国界分割的相对较小的市场，各国电信企业通过竞争与谈判现已逐步统一了3G标准（WCDMA）。这两种模式孰优孰劣还待见分晓。不过，我们更要看到，中国电信市场的成长和电信业本身的发展水平都处于相对的初级阶段，具体情形与欧美差别极大，没有理由用传统的“计划思路”来解读别人的某一做法，以为欧洲既已确定统一标准，中国监管部门更不遑稍让。
中国现在至少有五家经营电信业务的全国性大公司，但真正持有移动通信牌照、能够形成商业化运营的企业只有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家，而被允许在经营GSM网络之外经营CDMA网络的仅联通一家。这种偏严的管制格局，本身就不利于3G标准“竞争选择机制”的建立。当前，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扩大移动通信市场的牌照发放，让其他企业，不管是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有机会入局；同时，在新技术的选择与投资决策过程中去除“审批”、“立项”等行政性限制，让国内外设备提供商充分地平等竞争，由运营商从市场出发自行决策。至于未来的3G运营牌照发放，也应通过拍卖或其他竞争方式进行。制度最优将成为技术最优的可靠保证。
在中国3G的发展问题上，尽管实力集团游说纷纷，但中国电信监管部门以及相关部委至今未作出任何正式表态。我们更愿意从这种谨慎的姿态中领会积极的含义。看起来，中国加入WTO的大势，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以及现有的和潜在的电信市场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正在形成一种合力。或许，在这种合力的作用下，中国电信业有望最终走出垄断和计划的阴影。
-2000年第8期-
棉花放开、粮食放开与农业自由化
既然中国只能走农业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那就走得越早越主动。
2001年9月间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项大事是棉花放开。在这个新的“棉花年度”里，国务院已经正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核心就是打破旧的、以供销社为主体的垄断经营体制，建立起依靠市场调节的、多元结构的棉花购销新机制。
如果用专业的语言描述新的政策及其意义，可以进入非常操作的技术层面。不过，我们在这里还是想讨论此次改革更本质的意义：对于中国的粮食体制改革，棉花放开有什么推动性？进一步说，棉花和粮食都放开，对中国的农业发展又意味着什么？
第一层问题，答案很明确。棉花放开之后，粮食放开已是接踵而来。其实在8月20日的国家粮食工作会议上，“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加强调控”的说法较过去已经有根本性突破。在具体做法上，现在的“放开销区”，其实包括了京、津、沪三市和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五省，八个省市在粮食收购、价格、渠道上全部放开，步骤不可谓不大。“省长负责”，当然是新政策的根本局限性之所在，但可以推测，市场的力量一定大于省长，粮食销售在销区的放开必然会很直接地冲击产区，估计粮食的全面放开在实践中已是时间问题。
其实，此次“棉改”所体现的比较彻底、比较坚决的思路，也应当是适用于粮食改革的。粮棉两者当然是产品性质不同因而“战略地位”也不相同的农作物。特别是中国真正适宜棉花种植的土地不过7000多万亩，涉及农民也不过两亿左右，比起播种面积达到17亿亩以上、涉及人口超过八九亿的粮食，政策变迁的冲击力和长远影响都不很一样。但棉花与粮食也有非常相类的地方，二者同样属于大宗农产品，属于土地密集（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同样具有“战略地位”随着经济发展会逐步降低的特点。据专家介绍，在那些倾向于实行农业补贴的发达国家，但凡补贴粮食一般也会补贴棉花（当然，补贴的目的主要是使农民获得与城市人口相若的稳定收入，而非考虑粮棉的消费者）。中国传统体制也将粮棉置于相似的地位，当年都是国家统购统销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也主要采取垄断经营的模式。
既然粮棉二者在中国农业体制演变的意义上相似之处更多，棉花的管制或放开，对于粮食的参照性应当是非常直接的。借“棉改”的经验来规划操作“粮改”，借“棉改”的冲击来推动“粮改”，完全是有关决策层可以主动做起来的事情。
对于上述第二层问题，回答也不很复杂。粮棉的彻底放开对中国农业发展是有着关键意义的事情，正表明中国农业最终脱离计划之手，从此走上自由市场的道路。
中国农业究竟该走什么道路是个争论已久的题目。20世纪70年代末全面推开的包产到户是改革的第一步，承认了农户个体经营、生产自主的模式；随后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是改革的第二步，承认了农民可以离开土地，也可以离开农业生产自由择业发展。在这之后，农村改革曾徘徊了很长时间，关键是整个农业生产究竟采取什么模式想不清楚，而政府高层的相关决策又很容易承袭惯性，具备农村问题专家们所说的“城市偏向”。从1985年开始，粮棉流通体制的改革走走停停，一直没取得堪与早期农村改革相比的重大突破。到90年代前中期，还有一种补贴农民或是补贴农业的说法出来模糊视线，每提中国农业发展即与欧洲、日本做范例，更为粮棉流通的国家垄断经营蒙上了奇怪的合理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