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道理可以讲出很多，但要真正迈出关键性步伐，其实都是“逼上梁山”。阜新煤矿三年来致力于在国有框架下依托“政策支持”实行“转型自救”，当地政府、企业管理层及广大职工不可谓不倾心尽力，也已有所成，却终难避免此次空前的流血事故。事实正表明，以老牌国有煤矿企业的体制、实力和现有的监管方式，极难做到煤炭生产与安全的两全，亦证明了政府“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监管”旧有模式的失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选准自己的角色，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把不该做的事交给市场来完成，这个原则同样适用煤炭行业。
当前中国煤炭业行情较好，正是改革的良机；而国有煤矿企业安全事故接连不断，恰为改革的告急之声。重新调整思路，大力推进煤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现在已经到了“逼上梁山”的时候。
-2005年第4期-
电力改革的推进、渐进及其引申义
中国改革走到今天，早已进入“攻坚战”的生死阶段，持续的、阶段性的推进策略正是制胜关键。为防止全面倒退局面出现，加大改革力度、谨防利益集团主导下的畸变发生已成为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力改革能否继续推进会成为一个标志，判定中国近中期改革大业的走向。
始于2002年的电力行业重组，本来是中国近年来最重大、最令人振奋的改革步骤之一。正因为此，这一改革于年来出现的迟疑和畸变，虽然算不得全面大倒退，仍然是令人关注和忧心的事情。
中国改革特点，用专家们的语言表述，应当属于“渐进式”加“重点推进”。渐进，是为了防止过大震荡；但因为一味渐进可能导致改革停滞，为“中间利益集团”左右，所以某些领域，某些阶段，需要有大动作、大手术，这就是重点推进。
应该承认，改革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需要重点推进的领域越来越多。一直处于滞后地位的电力行业即为其一。2002年4月，历时两年、几经反复的电力改革方案正式出台，确定了电力改革三步走的方针，并于当年年底对国家电力公司进行横向和纵向切割，从而走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第一步。
根据决策层批准的既定改革方案，电力改革继“厂网分开”之后，应当实现“主辅分开”，接着是“输配分开”（输送电和销售分开），最终建立起规范、公正和高效的电力市场体系。然而，在原有的国电公司被分拆，两大电网公司和五大发电公司的格局建立之后，改革的推进一直相当困难。不仅“主辅分开”至今仍在纸上争论，原有的“厂网分开”也出现了倒退迹象。
最典型者，就是部分省级电网公司所辖发电资源日益发展壮大的局面；最新近者，就是国家电网公司旗下新源公司的悄然发展——这家注册资金为22亿元的公司拥有647万千瓦发电能力，相当于三个葛洲坝。
在新的电力体制中，电网公司专司输送电之责，在所辖区有垄断地位。电力公司则是竞价上网的一组群体。电网公司持有发电企业，利益冲突毕现，全然与既定改革航程逆向而行。然而，这种局面迟迟未能扭转，当下更有愈演愈烈之势。
重大改革如此徘徊反复，原因自然是多重的，包括中国2003年以来电力紧缺的形势、中国电网建设长期滞后等。根据新的或事先估计不足的困难，对原有改革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是必要的；但无论何种困难，都不应成为改变既定改革方向的理由，这其实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不应当有丝毫动摇。
反思中国电力改革，其根由实与改革策略相关：在初始的重点推进之后，改革主导者大幅度回归渐进模式，终于渐渐地不进而退。在重点推进中，外力与内力相结合，是一种具有强制力的改革；而渐进过程中，过多地采用内部人自我改革模式，却又缺乏足够激励，极易出现学者们担忧的“中间利益集团”软化改革的局面。
“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道理人人懂，由于渐进而半途而废的危险，我们无法视而不见。近十余年来的实践已经表明，重大领域的改革应当采用内外结合、阶段式推进的策略，亦即学者们总结过的“波浪式前进”。改革是不能靠激情去完成的，重大改革是一个长过程。如果在初始的强力推进之后，忽视以外力顶住既有阻力，放弃阶段性推进的策略，则极易出现强势利益集团主导下的博弈局面，最终使改革进入歧路。决策层作为中国改革的领导者，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知和坚决的行动。其核心，在于强烈的改革决心与使命感。
在中国，电力改革较之金融改革、证券市场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或是较早前进行的电信改革等，因为具有某种专业性而且与公众利益似乎并非直接相关，并不属于大众舆论频繁关注的热点。但反思电力改革出现的新曲折，就改革策略而言，对全局有极大的引申义。中国改革走到今天，早已进入“攻坚战”的生死阶段，持续的、阶段性的推进策略正是制胜关键。为防止识者所担心的全面倒退局面出现，加大改革力度、谨防利益集团主导下的畸变发生已成为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力改革能否继续推进会成为一个标志，判定中国近中期改革大业的走向。这就是我们高度关注电力改革进程的原因。
-2005年第17期-
成品油价格接轨不可迟疑
是忍受油价一时冲击，还是继续扭曲油价，搞乱信号，现在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
酷暑将过，国人对于所谓“油荒”的担忧却在继续蔓延。不少媒体刊登文章，在详述南方一些省份加油站长龙之场面之后，还就此“荒”之原因和趋势大加分析，形成一时之舆论热潮。
当然，南方的“油荒”无论情势如何，眼下还只是局部和暂时现象。中国的成品油市场现在尚未形成整体性的过度短缺局面。真正令人担忧的，主要是导致这种局部“油荒”的原因——国内成品油内外倒挂的价格机制。
中国目前的成品油价格远较国际市场为低，差价至少在每桶10美元以上。作为一个石油净进口国，这种严重的价格扭曲极不正常。控制价格造成市场扭曲，抑制了供给而放大了需求，不仅导致“油荒”频仍，还以持续的错误价格信号误导经济发展方向，使高能耗高浪费成为趋势，其后果相当严重。在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美国，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都因人为压低国内油价，在经济上付出重大代价。而放开成品油价使之与国际价格接轨，由“看不见的手”进行调整，才是实行市场经济模式的石油进口国的唯一正确选择。
当前不少舆论在谈到国内的“油价控制”时，虽强调改革之必要，却又将现状视为基于国情的一种必需和必然。这是不了解中国成品油价格机制改革的基本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经实行过成品油价格的计划内平价与计划外高价“双轨制”。但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中国朝向成品油价并轨的改革即已经开始；至1998年6月，正式引进了与国际油价挂钩的定价机制。国内成品油的价格最初是与新加坡市场价格挂钩，每个月调整一次。至2001年，这种定价机制进一步完善，定价挂钩对象也变更为新加坡、鹿特丹和伦敦三地综合加权的“一篮子价格”；调整时间则视上述油价累计上涨幅度而定。虽然新的价格信号仍不免迟滞，还不属于实时价格，但已经正式步入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化之路。
改革中止始于2003年春的SARS事件。为确保灾难之后的经济复苏，国家发改委有关部门选择了“暂时终止油价挂钩机制”。而此后国际油价步步上涨，中国经济又面临“过热”之虞，成品油定价即“一步被动，步步被动”，在“有形之手”的操控下与国际市场越差越远。由是，一项未经深思熟虑、未曾广泛讨论的权宜性举措被固化，最终引致成品油价格市场化的重大改革无疾而终。当前，中国所实行的人为的成品油定价机制，事实上已经退到了1998年以前，与处于大规模转型的中国经济体制根本错位了。
人为的价格控制求得一时平稳，最终却使经济发展面临极大的不稳定。在吸取教训的同时，政策纠偏已经是当务之急。由于油价问题牵涉面广，我们认为纠偏行动可分为几步走：其一，重回改革轨道，使成品油与国际油价挂钩，给消费者发出正确的价格信号（这里又可分从基本接轨到实时接轨的诸阶段）；其二，在石油领域深化改革，特别是在产业下游放开市场，引入竞争，避免出现消费者替国企垄断和低效率埋单的局面；其三，在牵涉基本能源消费的领域，例如供暖、供电、农用等方面，对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进行补贴，同时切记这种补贴不应采用价格手段；其四，适时推出燃油税，以推动节约型社会成长，缓解石油需求压力，等等。诸项措施当中，重新接轨是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
今年以来，有关主管部门官员对于成品油价与国际价格挂钩已有多次宣示，但迟迟未能行动。究其原因，无非是面对国际上油价高企局面有些无奈，顾虑重新接轨可能对下游厂家和消费者带来过大冲击。而对于通货膨胀的担忧，更是近两年来控制油价的理由之一。其实，成品油消费在决定通胀指标的CPI中比例甚小，且惟油价放开，CPI才能更准确地反映通胀程度。至于油价冲击，则是作为石油净进口国本来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是忍受油价一时冲击，还是继续扭曲油价，搞乱信号，现在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既然中国已经选择了市场体制，就应当尊重市场法则，直面市场风浪，以市场之手调节供求，解决各种难题。油价问题如此，其他能源产品的价格问题如此，在中国经济的其他重大问题上也如此。在既定改革道路上犹豫倒退，首鼠两端，最终的代价会十分惨重。
-2005年第18期-
自主创新的土壤是什么
应营造以企业主体进行投入、企业自担风险和收益的制度环境，谨防出现“政府投入主导的技术创新”。
春节刚过，国务院两个关于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文件发布，使人眼前一亮。文件之一，为2月6日公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下称《纲要》）；文件之二，为2月15日公布的《关于实施科技发展纲要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下称《通知》）。企业自主创新——这一关系国家经济成功的关键性因素被提到如此高度，又迅速落至细则，对业界人士无疑是喜讯。
当前需认真思考两个基本问题：何谓企业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土壤是什么？自主创新属科学技术范畴，因此提及自主创新，很容易使人想到关系国家战略发展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例如人们熟悉的“两弹一星”。中国政府集举国之力，在应用已知技术攻克尖端项目上屡有建树，正是可以引为自豪之处。然而，我们理解，这一方面的科技活动，并不是亟待突破的“创新瓶颈”。在当前，谈企业的自主创新而且谈中国的缺憾和担忧，当指成千上万潜藏于经济活动中的未知技术的发现和发明，是指具有极高商业风险和商业利润前景的企业经济创新活动。这是一些无法由政府规划和设计的自主创新过程。如果不是市场肯定了微软，谁也无法塑造出成功的盖茨；如果不是市场培育了Internet，谁也无法制造出网络雄霸世界的今天。美国的硅谷有3200多家公司，雇用了200万人，绝大多数都在做一些尖端的技术。据估算，硅谷公司的价值总和在1万亿美元以上。而“硅谷之魂”，就是不休止的自主创新过程。
中国的众多企业，无论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现在“拿来”者多，自有核心技术者少；有些企业侵犯“知识产权”官司不断，有些行业在不断变更的国际标准面前徘徊。痛定之后也在呼吁自主创新，当然明白自主创新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尽管中国经过27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已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未来的可持续成长仍有赖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其中自主创新正是无法回避的重要挑战。
谈及千百万企业的自主创新而非“两弹一星”式的尖端攻关，则必须关注推动创新的制度土壤。著名经济学家波特在其1990年的著作《论国家的比较优势》中，把创新和发展能力作为一国经济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并从更深层次上，把完善的经济制度归纳为确保自主创新的前提。历史的经验证明，近现代世界各国的经济兴衰无一例外地与技术创新相关联，而技术创新优势的前提是制度优势。17世纪英国的宗教改革、自由市场制度和知识生活的市俗化，催生以航海、能源和通信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了英国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世界经济主导地位；而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宗教狂热则扼杀了创新。到20世纪前半叶，美国开发出了新型职业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和金融市场制度，在技术创新上迅速超越英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的技术创新竞争实质上是科技制度和产业政策转型的比较。比如日本的产业政策集中于新材料、软件、环境和生物等基础部门，而美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实行了全面开放、取消许可证管理等非排他性措施，其结果反而是信息产业在美国的持续繁荣。这些经验，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借鉴意义是极有价值的。
制度的第一要素是主体。恰如《纲要》和《通知》所明确，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以此为前提，则应当营造以企业主体进行投入、企业自担风险和收益的制度环境，谨防出现“政府投入主导的技术创新”。后者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已经是计划经济数十年血的现实；而由于政府投入的非营利性特点，更可能使创新成果不具备市场实现意义。
制度的第二要素是激励。自主创新依赖于有效的市场制度。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是竞争对创新的激励。同时，良好的市场制度要求完善的产权保护对创新的激励，知识产权保护是市场运行中的一种规则。中国在这方面目前虽有意愿，实践中仍是缺漏甚多，在观念上对“过度保护”的担忧远胜保护不足的担忧。这本身就表明了法治建设的差距。
制度的第三要素是政策。自主创新需要激励相容的科技创新政策。企业是创新主体，政府具有政策引导的职能。《通知》列示了充分利用税收、金融支持、教育、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等鼓励企业实施技术创新的政策主张，值得细细体味。而唯有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理解政策的实质性含义，明确政府角色和市场角色，才能使政策发挥最大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