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4期-
医治“石油瘾”的选择
中国需要自己付出真诚的努力，也需要凭借大智慧在国际博弈中找到有利支点。一个没有“石油瘾”的发达的中国，在未来一定是走在前列的。
随着原油价格突破每桶70美元关口并直奔80美元，对石油的关注成了美国连日来的舆论焦点。纵使重大外交事件，例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石油视角”也成了第一主题。2006年4月20日，就在胡锦涛与布什白宫晤面当天，《纽约时报》的社论谈的就是石油，说：“这需要什么样的勇气？一个国家领导人警告另一个国家领导人不要锁定世界石油资源，而前者的日石油消耗量为2000万桶，后者只有650万桶。”
美国人期待着布什政府的能源政策能有根本性改进，但白宫目前的做法还是引来更大的失望。世界原油价格在4月21日达到75美元一桶之后，美国国内的油价连日上升，85号标准油的油价已跃至每加仑3美元，等于10年前的近3倍。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布什于4月26日发表演讲，宣布了一系列在短期内缓解油价升势的政策。其中最为显著者，包括政府暂停石油储备采购以减少需求，等等。较之往昔单纯刺激供给的方针，眼下的布什从政治需要出发，已经多少调整了能源策略主张。不过，观察家们对他的政策选择仍不看好，认为尚未找到治本的方向。
作为一个“生活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美国承认自己已经深陷“石油瘾”难以自拔。而中国经济的崛起，其实又发出了严峻的警告。中国现在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据预测，中国2006年的需求量比2005年会增加5.5％，达到每天约700万桶；而有关分析认为，到2020年，需求量增幅会跃升50％，达到每天1000万桶。这还不包括经济勃兴的另一亚洲大国印度未来在石油需求上的爆炸性增长。
趋势已经表明，石油供求关系的紧张极有可能成为长期现象，其后果对于“用油成瘾”的美国几乎是不堪设想。目前在美国，人们获得共识的治本之道，就是必须戒除“石油瘾”。
由是，能源使用效率被提到极高的地位。2006年4月初，布什政府迫于各种压力，公布了新的耗能标准，首次规定包括SUV在内的大型家用车到2011年必须达到每加仑可行车24英里（mpg），而且政府将给予每个汽车制造商在特定的售车组合中一个平均耗油指标。此计划较之以往，可谓一大进步。不过，这个“重大步骤”在美国还是招致大量批评。专家们说，这算什么医治“石油瘾”呢？“不过是让人从一天吸50支香烟改为吸49支，以防患肺癌！”《华盛顿邮报》为此发表社论，标题为“起步和停滞：布什政府终于对SUV有所限制，但尚且不足”。
由是，发展石油替代产品的呼声日高，趋势愈显。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目前以3400亿美元年销售额登上了《财富》500强榜首，但其企业战略与壳牌、雪佛龙等其他石油公司不同，长期坚持“只做石油和天然气生意”，公然表示对替代能源“没有兴趣”。这一立场受到业内外广泛指责，近日甚至蔓延到一贯支持石油大亨的共和党。就在2006年4月26日美国各大石油公司即将公布年报的一周内，布什在演讲中发出呼吁，要求石油巨擘将其利润用于石油提炼和替代产品研究。共和党民意专家也公开指出，埃克森－美孚前主席雷蒙德因退休补偿金高达4亿美元受到舆论攻击是“自找”。
由是，节能取向的汽车获得“政策支持”。为鼓励节能，美国曾确定了一项激励措施，最初6万辆混动型汽车的销售将获免税优惠；布什近日又提出，取消6万辆的限制数目。无疑，这一回底特律汽车商再度受到冲击，率先成功研制混动型汽车的日本丰田公司，很可能成为首先突破6万辆的最大受益者。
由是，石油开采继续环保取向并不动摇。美国阿拉斯加北极圈储油丰富，据估计有100亿至160亿桶原油产量，但这里又是北极熊和160种候鸟的栖息地。出于环境保护的考虑，美国多年前就已经立法确定，不在阿拉斯加州北极圈生态保护区进行能源开发。布什上台后，以石油供应紧张、立足国内为由，多次在讲演中提出废除有关法令，共和党参议员也提出正式提案。但美国参议院今年年初仍投票否决了这一主张。布什在最近的讲话中仅对此事稍有提及，立即被舆论紧盯，予以抨击。
现实表明，美国国内目前对于摆脱“石油瘾”的理性诉求已极为强烈，但“石油成瘾”之后的利益纠缠又复杂难解。具体到国际间的合作、具体到中国，其实已经面临着抉择。美国舆论提出，“美国没有权利为了自己的利益，让中国回到自行车时代”，为此，其主张是在两国能源合作中，美国做出表率也作出牺牲，实现已有的节能先进技术共享。
中国如果不想染上美式“石油瘾”，理性的选择应当是跨过“石油依赖”经济，直接进入节能时代。以此为目标，中国需要自己付出真诚的努力，也需要凭借大智慧在国际博弈中找到有利支点。一个没有“石油瘾”的发达的中国，在未来一定是走在前列的。
-2006年第9期-
“国标大考”考什么
手机电视标准乱象的实质症结，是公共权力部门化、垄断化。
在纷繁的当代中国经济活动中，手机电视标准进入国家测评，本是一桩专业性很强、关注度较低的事件。然而，在国家测评大考前夕的2007年11月9日，本当“应考”的广电系统相关机构突然宣布不参加此次测评；至原定测评日11月14日当天，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又发出紧急通知，继续推行自己选定的行业标准（CMMB标准）第四部分。“国标”受阻、“行标”挺进以如此显著且不合常情的方式出现，吸引了业界诸多人士的视线。
手机电视——未来全球规模可达上百亿美元的新兴产业——究竟以什么样的技术标准来发展，牵涉多方复杂利益纠葛，其间的曲折可想而知。不过，手机电视“国标大考”，意味着力求在公开、公正的平台上对标准作出选择，其中所体现的国家利益和制定国家标准的法定程序相当清楚。我们认为，在此手机电视产业化的关键时刻，有关各方应当尊重国家业已建立的程序，秉持价值无涉原则，以科学精神求得客观公正的测评结果，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准绳来确定国家标准，并尽快推进手机电视商用进程；切勿因部门利益而罔顾奥运会转播和发展中国信息通信产业之大局，又一次错过中国信息产业与全球同步前进的难得机遇。同时，政府应该深刻检视如何完善程序，严肃纪律，禁绝“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怪异现象。
手机电视是一个横跨电信和广电两个行业的新兴产业，其技术标准理应依循国家统一标准之路。早在2006年10月，国务院负责人就要求尽快制定手机电视国家标准；今年6月，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又明确要求有关部门支持是项国标评审。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已经建立了由多方专家组成的评议组和测试监理组，包括多名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也有来自广电系统的专家，并商定了能够保证“三公”的工作程序。然而，国标测评年来推进艰难，在清华大学、新岸线公司等四家机构拿出方案报名参加后，握有业内影响较大的CMMB系统的广电系统所属机构，行动迟缓，讨价还价，直至在最后一刻宣布不参加测评，致使原定11月14日举行的“国标大考”流产。这种做法显然极为不妥。
广电一方如此行事，当有可陈的“理由”，无非是认为自己主张的CMMB最为先进，而担心“国标大考”或有“不公”结局。但应当看到，国标的制定经过多年的实践，已经有了相当正规的程序；具体到手机电视标准，国务院已明确授权国标委主持测试。这一制度安排理应得到尊重。据此，则各参评方案拥有平等的地位，任何方案没有资格要求得到凌驾于其他方案之上的特权；种种“内定”、“走过场”的做法更是于情不合，于法无据。即便对测评有异议，亦应当按照测试监理小组事先的约定，通过正规程序和正式渠道提出。
在当前，一起走到参评台前是第一步。现实紧迫，国标的制定已经着实拖不起。北京“申奥”时曾做出允诺，“随时随地看奥运”。即便如今标准得以制定，接下来，还有产业化项目以及频谱的分配等诸多工作，时间已经不多了。
手机电视标准乱象的实质症结，是公共权力部门化、垄断化。在过去信息网络数字化进程中，各种技术标准的制定和研发，往往采取行业主管部门与技术开发团队联合的模式，其弊端显而易见。各主管部门凭借手中的“政策资源”划分领地，以邻为壑，而涉及跨部门项目时，便争夺不已；即便达成妥协，也不过是在各部门间关门瓜分。体制外的公司，特别是民营公司被迫倚靠某权力部门，但难免被机会主义地利用或抛弃。这样的制度不改，对于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殊为不利。此次国家最高决策层责成国标委组织的手机电视标准评审，符合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原则，正是政府在重大产业发展的问题上走向决策科学化、法治化的体现。我们希望以这次“国标大考”为新开端，建立起中国技术标准制定的法治程序。
就国家标准制定而言，纵在“大考”之后，仍应坚持标准的开放性，不可定于一尊，封锁创新通道。必须让市场继续拥有选择标准的权利。对于国外标准也应持开放心态，不应以保护国内技术为名，漠视消费者权益。
可以预料，手机电视标准僵局将会以高层领导决断的方式求得暂时解决，力避烦琐，尽快出台。而长远来看，还是应该努力治本，探索出既能促进技术进步也能推动产业发展，主管部门和市场主体分工明确、职责协调的国家标准的选择机制；更重要的是，要严肃国家纪律，维护正常的法治秩序，建设高效的、具有更强执行力的政府。
-2007年第24期-
面向4G的3G反思
鉴往知来的反思则必须开始。国家对于3G乃至未来4G的标准，应遵循商业原则，坚持标准的开放性，让市场拥有选择标准的权力。
日前，“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作为一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方案，获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2008年3月中旬人代会期间，这一方案将公之于众。据信，这个为期15年的方案，规划了中国移动通信技术从3G到4G的发展路径，其成败将影响中国甚至世界在4G时代的市场版图，颇引人浮想。
惜乎，眼前的现实依然严峻：中国至今仍受困3G标准之争后遗症，3G牌照发放一推再推。中国尚未真正跨入3G时代，而4G标准制定即已迫近。或许可以说，在中国，3G时代也许方生便向死。此时此刻，正应反思中国业界应如何吸取TD-SCDMA前车之鉴，厘清政府与市场的权力边界，以更务实的方式和开放的心态尽早顺利步入4G时代。
中国3G命途多舛，盖因电信标准政策多变成畸，电信改革路途不畅。早在世纪之交，中国电信业借“切开中国电信”的初步改革及中国加入WTO的契机，竞争格局本来有望形成；在2000年5月，中国拥有部分知识产权的TD-SCDMA标准被国际电联接纳为3G标准后，国内也已经形成了WCDMA、CDMA 2000和TD-SCDMA公开逐鹿的竞争局面。彼时虽有实力集团游说纷纷，但政府电信主管部门并未急于颁布“优选标准”，有意或无意地采取了放开竞争、多头试验的“技术中立”方针。其政策走向，本来是在技术不确定性的时代，通过设备商、运营商和消费者的分权决策机制，最终对3G技术做出市场化选择。
然而，市场选择机制需要依托于市场改革的推进。在中国移动通信市场上，最迫切的改革本应是以市场化方式发放移动及3G牌照，及早建立竞争化格局，并使民营与外资企业有机会入局。非如此，则“技术中立”的标准选择会失去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认识误区和决策犹疑，中国电信业改革迟滞不前，完全无法适应电信业特别是移动通信产业日新月异的局面。数年时光倏忽而过，旧的垄断格局尚未清理完毕，新的垄断格局又已经形成。
近年来，在复杂的局势面前，决策部门在3G标准政策上再生变故，从中立而偏倚，最终导致强手力推“国产标准”，为中国3G发展增添了诸多变数，更使人生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惑。偏倚引致偏见，TD-SCDMA甚至被不恰当地贴上了“避免受制于外国人”的使命标签，罩上了“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虚幻光环。在政策实施层面，主管部门也为所谓国产标准所“俘获”，不仅电信重组、3G牌照发放必须为TD-SCDMA产业化让路，还以行政性指令责成“有实力的”主导运营商负责TD-SCDMA的商用推广。消费者的利益和选择权完全被置于脑后。
中国在3G进程中陷入被动失利，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管部门的角色错位。面对收益规模巨大的3G技术和市场，一场前所未见的利益博弈正在上演。而政府集所有者、管理者、仲裁者角色于一身，“人格冲突”至为激烈，决策原则断难清晰。回首来路，需要诘问之处多多：政府是否将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排在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前列？是否给予民营资本平等的入局权利？是否在此过程中推进了国有电信企业市场化的进程？消费者、第三方专家以及媒体的声音是否被充分传递？
当前，中国3G的TD实验尚未画上句号，鉴往知来的反思则必须开始。我们至今仍坚持认为，国家对于3G乃至未来4G的标准，应遵循商业原则，坚持标准的开放性，让市场拥有选择标准的权力；应由设备商、运营商、消费者构成的各层次市场自主进行标准选择，服从风险最小的挑选方式。依靠行政命令强推运营商不认可的标准，不惟损害企业本身，而且必然损害消费者权益。在痛思标准之争的教训之时，还必须承认，只有坚持推进电信业的改革，努力建立富有竞争活力的电信市场，才是中国今天摆脱3G困境、未来顺利迈入4G坦途之根本。
不足一月，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即将召开，其间关乎4G发展的科研技术方案将正式公布。而本月，国际电联将向各国发出提交4G标准的通函。中国电信业时间紧迫。鉴往当知来，我们期待这一次不再失去机会。
-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