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蜀书·麋竺传》说，麋竺“东海朐人也，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巨亿”，“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匮，赖此复振”。“转军”，王先谦《汉书补注》引作“转运”。秦始皇曾“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史记·秦始皇本纪》）。朐在今江苏连云港，以处于并海道上的便利，形成出现“世货殖”，“赀产巨亿”之富商的条件。
朐北上至赣榆、琅邪，道路平易。东汉初，“时琅邪未平”，以强弩大将军陈俊为琅邪太守，“入界，盗贼皆解散，俊将兵击董宪于赣榆，进破朐贼孙阳，平之”，后张步叛，还琅邪，陈俊追讨斩之。光武帝于是诏俊得专征青、徐。陈俊曾上书自请，愿奋击陇、蜀，诏报曰：“东州新平，大将军之功也。负海猾夏，盗贼之处，国家以为重忧，且勉镇抚之。”（《后汉书·陈俊传》）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曾有“泰山、琅邪群盗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武帝特“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汉书·武帝纪》）。暴胜之“逐捕盗贼，督课郡国，东至海”，后又“至勃海”（《汉书·隽不疑传》），其“逐捕”路线由琅邪而勃海，正是循并海道而行。《汉书·王莽传下》记载，天凤四年（17），“临淮瓜田仪等为盗贼，依阻会稽长州，琅邪女子吕母亦起”，“攻海曲县，杀其宰”。看来，“负海猾夏，盗贼之处，国家以为重忧”者，有并海交通便利的背景。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途中，曾“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史记·秦始皇本纪》）。由琅邪至之罘的并海道路，秦始皇凡3次经行。汉武帝也曾经沿这一线路巡行。《汉书·武帝纪》：太始三年（前94）二月，“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太始四年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门宫”。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还曾经“祷万里沙”（《史记·封禅书》）。“万里沙”地当东莱郡曲成，即今山东黄县与掖县之间。《汉书·地理志上》：东莱郡“曲成，有参山万里沙祠”。
秦始皇、秦二世和汉武帝沿并海道巡行的端点均为碣石。关于秦二世出巡事，参见王子今：《秦二世元年东巡史事考略》，见《秦文化论丛》第3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辽宁绥中沿海发现多处秦汉建筑遗址，年代均不晚于西汉前期。其中石碑地建筑群址规模最大，时代更早，面积达15万平方米。这种规模宏伟的高台多级建筑，应是皇家建造的宫观，很可能就是秦始皇当年东巡时的行宫“碣石宫”。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绥中县“姜女坟”秦汉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6（8）。
《史记·货殖列传》说，“上谷至辽东，地踔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汉书·地理志下》：“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隙乌丸、夫余，东贾真番之利”。。显然由碣石而东，沿海有交通大道。这种史籍所谓“傍海道”（《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即并海道，虽然某些地段因气候影响通行条件并不理想《三国志·魏书·田畴传》记载，曹操军击乌丸，“时方夏水雨，而滨海洿下，泞滞不通”，田畴说：“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为难久矣。”，但仍长期作为联系中原地区与辽河地区的主要交通线而受到重视。参见王子今：《秦汉时代的并海道》，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2）。环渤海的并海道，使得“燕齐”地方形成了具有诸多共同点的文化风貌。参见王子今：《秦汉时期的环渤海地区文化》，载《社会科学辑刊》，2000（5）。
以并海道南北贯通的滨海文化区与内地联系的交通路线大致主要有这样几条：
东海彭城道。秦始皇立石朐界以为秦东门，说明有东西向道路直通东海。田横居海岛，后“乘传诣雒阳”，至尸乡厩置自刭（《史记·田儋列传》），当由此道西行。
北海泰山道。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东巡海上”，“还，登封泰山”，“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元封二年“春，幸缑氏，遂至东莱，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均当经过此道。
平原常山道。《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应当经由此道。参见王子今：《关于秦始皇二十九年“过恒山”——兼说秦时“北岳”的地理定位》，见《秦文化论丛》第11辑；《〈封龙山颂〉及〈白石神君碑〉北岳考论》，载《文物春秋》，2004（4）。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东巡，由江乘北渡后即“并海上”，过琅邪、之罘，又“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平台”，李斯、赵高秘不发丧，棺载辒辌车中，遂从井陉抵九原，即由此道西归。
勃海中山道。汉武帝东巡，在此道中途河间得钩弋夫人。
此外，在广阳、渔阳一带北上又有道路与北边交通体系相沟通。《汉书·地理志下》：“渔阳郡，秦置，莽曰通路。”“通路”，王先谦《汉书补注》本作“北顺”。郡又有路县，“莽曰通路亭”。“路”与“通路”，可能即因地当交通干道交会点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