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晚期，敖仓在全国粮运系统中的作用依然十分显著。汉元帝时，翼奉上疏建议靠近敖仓建立新的政治中心：
臣愿陛下徙都于成周，左据成皋，右阻黾池，前乡崧高，后介大河，建荥阳，扶河东，南北千里以为关，而入敖仓；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娱；东厌诸侯之权，西远羌胡之难，陛下共己亡为，按成周之居，兼盘庚之德，万岁之后，长为高宗。
“足以自娱”之说，“东厌”、“西远”之说，其实都考虑到敖仓及其所在地区的交通形势（《汉书·翼奉传》）。王莽出师镇压关东各地民众起义，曾“遣大将军阳浚守敖仓”（《汉书·王莽传下》），也说明敖仓战略位置之重要。
可以说，终西汉之世，敖仓始终作为规模最大的最重要的国家粮仓为维护中央****政权发挥着作用。《淮南子·说林》：“近敖仓者不为之多饭，临江河者不为之多饮。”高诱注：“敖仓，古常满仓，在荥阳北。”又《淮南子·精神》：“今赣人敖仓，予人河水，饥而餐之，渴而饮之，其入腹者不过箪食瓢浆，则身饱而敖仓不为之减也，腹满而河水不为之竭也。”也将敖仓与江河相比列。高诱注：“敖，地名。仓者，以之常满仓也，在今荥阳县北。”实际上，敖仓在西汉时代正是集纳关东粮运，及时转输关中，又不断得到新的补充的“常满仓”。
《后汉书·隗嚣传》记载，隗嚣移檄告郡国，说道：“今山东之兵二百余万，已平齐、楚，下蜀、汉，定宛、洛，据敖仓，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风中岳。”“据敖仓”仍然是争夺中原，取得战略优势的重要条件。光武帝刘秀初即位，曾以建威大将军耿弇“与骠骑大将军景丹、强弩将军陈俊攻厌新贼于敖仓，皆破降之”（《后汉书·耿弇传》）。建武二年（26），又封盖延为安平侯，“遣南击敖仓”（《后汉书·盖延传》）。可见敖仓之攻守，战事激烈且多有反复。
据《后汉书·虞诩传》，汉安帝永初年间，“朝歌贼宁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虞诩任为朝歌长，故旧多往吊勉。虞诩则分析形势说，“朝歌者，韩、魏之郊，背太行，临黄河，去敖仓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万数。贼不知开仓招众，劫库兵，守城皋，断天下右臂，此不足忧也”。可见敖仓尚藏谷甚多，若“开仓招众”，则可以救济流民，鼓舞士气，在“其众新盛，难与争锋”的情况下，如策略选择不误，则有可能产生牵动全局的影响。
汉安帝永初七年（113），据《后汉书·安帝纪》记载，“蝗虫飞过洛阳”，“郡国被蝗伤稼十五以上”。于是“九月，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又调滨水县谷输敖仓”。李贤注：“《诗》曰‘薄狩于敖’，即此地。秦于此筑太仓，亦曰‘敖庾’，在今郑州荥阳县西北。《东观记》曰：‘滨水县彭城、广阳、庐江、九江谷九十万斛，送敖仓。”彭城、庐江、九江三郡国前谓受赈，后谓调输，当有一误，但敖仓灾年赈恤饥民的历史作用，自不可否认。“谷九十万斛送敖仓”的记载，有助于人们大致认识敖仓的仓容量。而所谓“调滨水县谷输敖仓”，反映敖仓联系的交通运输线路中水路的重要。“谷九十万斛”，以船载500斛计，仍需调用运船1 800艘，由此亦可体现东汉时以敖仓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的运输效能。
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战争中，敖仓的地位依然受到重视。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袁绍、张邈、袁术等起兵讨董卓，因董卓兵势强而莫敢先进，曹操力促进取，建议“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以顺诛逆，可立定也”。建安四年（199），曹操进军临河，斩睦固，“遂济河”，又“还军敖仓”（《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后汉书·袁绍传》载袁绍宣示征讨曹操檄文，内中有“屯据敖仓，阻河为固”语。李贤注引《献帝春秋》曰：“操引军造河，托言助绍，实图袭邺，以为瓒援。会瓒破灭，绍亦觉之，以军退，屯于敖仓。”
据《续汉书·百官志三》，大司农属下有：
太仓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受郡国传漕谷。
东汉定都雒阳，自有直属中央的太仓，敖仓位置虽临近都城，却不再作为国家粮库。据《续汉书·百官志三》记载，“敖仓官”与“盐官”、“铁官”同样，建制已归于地方：
本注曰：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皆属郡县。又有廪牺令，六百石，掌祭祀牺牲雁鹜之属。及雒阳市长、荥阳敖仓官，中兴皆属河南尹。
尽管如此，敖仓在全国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对于维护****主义政体的作用，均非一般郡国仓庾可以比拟。与敖仓相关的交通运输的意义，也依然影响着汉王朝经济政治的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