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光武帝纪上》：“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李贤注：“《东观记》曰：‘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资用乏，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僦，以给诸公费。’”可见，当时社会上层人士也视“僦”为与儒学经义未相抵触的正业。
《九章算术·均输》中关于“均赋粟”的算题，说到汉时运车载重规格和僦费常值即一般运价标准：“一车载二十五斛，与僦一里一钱。”裘锡圭辑“将转守尉所赋僦人钱名”简册散简时说到：“简记每车僦费为1 347钱，这样不整齐的数字，也只有用‘与僦一里一钱’这种以里计费的办法，才能算出来。”1 347钱这样不整齐的数字，井非只合于“与僦一里一钱”的计费标准，一里三钱也是可能的。简文所见僦人县里会水、表是二县均属酒泉郡，若以僦费一里三钱折算，运程合499里，正与出土地点大湾至酒泉郡治的距离相当。裘锡圭还指出：“按每车僦费1 347钱计算，五十八车共合78 126钱，简文所记用钱数较此数多出1 648钱。这样看来，这批车的僦费又好像并不完全一致。不过，五十八车才差了1 648钱，出入应该说是很小的。”今案：这一出入或许与简50520所谓“钱不就”有关。
各个时期经济背景不同，各个地区运输条件不同，都使得“僦载”运价未必稳定。而僦值、僦钱标准若浮动幅度较大，往往会对“就人”、“就家”所支撑的私营运输业形成冲击。敦煌汉简可见如下简文：
愿加就程五年北地大守恽书言转
安定大守甴书言转粟输嘉平仓以就品博募贱无欲为(619)
粟输渭仓以就品贱无欲为者愿(1262)
“以就品贱无欲为者”，说明运费标准低滞影响了私营运输业的正常生产。敦煌汉简又可见所谓“唯诒所以前数收就钱与平如律令”(1628)，大约运输费用有法定的统一价格，简文所见“愿加就程”、“愿”云云，可能都体现运价调整须经过必要的手续。居延汉简又可见：
庭隧长□
时取就高者千钱(EPT51：57)
居延都尉德丞延寿以令增就劳百七(EPT56：199)
可能就是僦费标准得以适当提高的记录。
僦人劳作备极艰辛，生活依然困苦。《史记·汲郑列传》：“(郑)庄任人宾客为大农僦人，多逋负。”《盐铁论·禁耕》：“良家以道次发僦运盐铁，烦费，百姓病苦之。”通过居延汉简所记载的“客民”寇恩的遭遇，也可以看到汉代私营运输业在重重压迫下艰难生存的境况。粟君以候的身份，可以役使令史、尉史为其载运私货，在雇佣寇恩以私车私牛为其贩运时，肆意侵夺运户的劳动收入。寇恩虽然拥有车牛等生产资料，经济收益高于其他庸客，但生活仍相当穷苦，其子寇钦不得不为粟君捕鱼，“积作三月十日，不得贾(价)直(值)”，寇恩为偿还债务，竟不得不以车具抵押。
《淮南子·氾论》：“今夫僦载者，救一车之任，极一牛之力，为轴之折也，有如辕轴其上以为造，不知轴辕之趣轴折也。”居延有关“就人”的简文，多以运车“一两”为单位结算僦钱。居延汉简多见“入粟大石廿五石车一两”简文如简162、592、15426、15622、26632、EPT 6：103、EPT 43：177、EPT 43：189、EPT 50：57、EPT 59：291等。，字面虽未有“就人”字样，但很可能其内容多与“僦载”相关，其完整文式或当如下例：
入粟大石廿五石车一两正月癸卯甲渠官掾谭受訾家茂陵东进里赵君壮就人肩水里郅宗(EPT59：100)
居延汉简中可以看到所谓“运茭就直”(35012)、“枲就钱”(19034)、“就粟钱”(1788)、“就给麦”(5302)及“运麦钱”(23733)，敦煌汉简又可见所谓“蒲就直”(2377)。凡此种种，可能都是支付给僦人的转输报酬，简文所谓“转钱”(13313)，或许即其概称。由此可以看到，“僦载”是相当普遍的运输形式，其营运内容亦十分宽泛。
以“救一车之任，极一牛之力”的个体转输为主要营业方式的僦人，因数量之众多成为汉代运输业的主力。除了僦人的活跃可以看做运输业已成为独立的社会生产部门的突出标志而外，所谓“将车人”的活动对于社会交通事业的发展也表现出引人注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