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田叔列传》褚先生补述：任安“少孤贫困，为人将车之长安”。翦伯赞在《两汉时期的雇佣劳动》一文中曾经指出：“这里所谓‘为人将车’就是受人之雇为人赶车。”翦伯赞：《两汉时期的雇佣劳动》，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9（1）。“将车”一般亦泛指驾车，如朱买臣即曾“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至长安”(《汉书·朱买臣传》)。居延汉简中“□□遣卒六将持车牛诣官以十”(418·1)，或许也可以引为同例。“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也可见“恩从得自食为业将车到居延”的内容，记述私家雇佣“将车”事。又如，“里上造史赐年廿五长七尺二寸黑色为兰少翁将车”(1412)。居延汉简还多见“将车”或“将车人”作为表示特定身份的称谓的简文，例如：
将车得万岁里(777)
将车得新都里郝毋伤年卅六岁长七尺二寸黑色(33436)
将车得安世里公乘工未央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33413)
将车河南郡荧阳(34639)
十一月十五日为记邑中夏君壮多问
少平湌食如常人马起居得毋有它今自买鱼得二千二百桼十头
付子阳与子阳将车人粟十三石牛食豆四石栓西垣乘轴一付(EPT44：5)
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铜车马有隶书铭刻，其御者身份，“小车马”称“御奴”，而“车马”即货运车马则称作“将车奴”。参见甘博文：《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72（2）。
由“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的内容，可知“将车人”与“就人”的区别。寇恩以私车为粟君载鱼至得卖，当得“就直”以为酬报，是为“就人”。而“到得卖鱼尽钱少”，因卖牛相抵，以卖牛钱付粟君妻业，以车具“置业车上”，又“从得自食为业将车到居延”。是往得时为“就人”，自得返时则成为“为业将车”的“将车人”。身份之变化在于已不再拥有所驾驭车辆的所有权。
“将车人”可以为私人“将车”，也可以“将”公车为政府服务。前引“将车得新都里郝毋伤”等简，可能即体现为公家转运的劳务关系。然而无论为公家“将车”还是为私人“将车”，“将车人”与车主之间均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就人”及“将车人”的有关简牍资料，反映其原籍多在河西近县。“客民”寇恩乡籍“颍川昆阳市南里”，然而在河西“为就”，运程并不辽远。我们看到体现其运输生产特征的简例：
□□□三千□□□□□来报因报廿三廪(EPT53：184A)
□□□□□□□□□一□车□□□□车
□□□□以□正□□十廪吏□□□
□□六出居延贾通五千钱
□钱千二百□可得车牛从□即可得车西行(EPT53：184B)
简文有“廿三廪”及“可得车牛”、“可得东西行”诸语，可知内容涉及军粮转运，而所谓“出居延贾通五千钱”，似可理解为转运地点若超出居延地区之外，则一律收取高额运费。这里可能是专指“西行”，即西出塞外有相当大风险的战地转输《盐铁论·诛秦》：“兵革亟动，师旅数起，长城之北，旋车遗镞相望。”《盐铁论·取下》：“戍漕者辇车相望，生而往，死而旋。”都说战地军运存在安全问题。，但是实际上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私营运输业在转运地域方面的局限。
马克思曾经指出，“除了采掘工业、农业和加工工业以外，还存在着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这个领域在自己的发展中，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生产阶段”，“这就是运输业”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第1册，444~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成为必要。”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4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运输业本身也“属于直接生产”，改善运输条件“也属于发展一般生产力的范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册，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生产方式必然有一定的运输方式与之相适应，生产方式的进步必定伴随着运输方式的进步，而运输业的进步也可以“加速”生产力的发展以至“加速”社会和政治的变革。参见《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1879年4月10日)，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361~3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8月。
秦汉运输业就经营主体而言，有官营运输业与私营运输业的区别。私营运输业作为官营运输业的基本后备和重要补充，对于巩固大一统的国家政权，提高其行政效能，表现出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在增添社会经济生活的活力，推动各地区间文化融合诸方面，其历史进步意义尤为显著。